北京煤乡转型阵痛：关闭煤矿数千矿工失业(图)

　　2005年的关矿

　　大安山走到了“历史上少有的特殊困难时期。”煤炭带给大安山的财富逐渐消退，但让那些矿工适应没有煤炭的日子显然并不容易。

　　2004年是大安山采煤业最辉煌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出台了446号文件。考虑到保护环境和长远发展，文件要求关停大安山唯一的国有煤矿大安山国矿周边的煤矿。这意味着除了国矿，其它煤矿都要关停。

　　“关矿之前，我们还投了很多钱，把矿往好了修，希望能够达标。没想到说关就关了。” 9月12日，永红煤矿原副矿长张春民在煤矿宿舍里接受了记者采访。宿舍下面，就是大安山国矿的巷道。

　　永红煤矿是大安山两个乡办煤矿之一，大安山也只有这两个乡办企业。58岁的张春民，从1969年建矿那天起，就在矿上当班长。关矿的时候，他是主管安全的副矿长。2005年8月24日，张春民参加了关矿仪式。他看着工人们把枕木、铁轨拆下，背走。

　　“近四十年，一直待在矿上，闻惯了煤灰味儿，原想就这样干一辈子了。谁想老了，还要经历这么大的变动。”张春民坦称，“心里很不痛快”，但国家政策要服从啊。

　　近100个煤矿和永红煤矿一起关停。大安山乡宣传部部长王永强说，大安山走到了“历史上少有的特殊困难时期。”他说，“以前乡里的重点工程资金，全靠煤炭行业。现在工程没了资金来源。有的村子，连逢年过节发给老百姓米面的钱都没了，还要由乡政府垫付。”

　　煤炭带给大安山的财富逐渐消退，但让那些矿工适应没有煤炭的日子显然并不容易。

　　被改变的生活

　　关停煤矿后，大安山3500多名劳动力和2400多名外地民工失业了。除了掌握煤矿的开采作业技能，这些人一无所有。

　　永红煤矿副矿长张春民新的职务是大安山绿鑫商贸中心生态恢复工程指挥部支部委员。

　　绿鑫商贸中心是永红煤矿转制后成立的新公司。公司主要负责恢复矿区被破坏的生态，植树造林，恢复植被。公司成立后，张春民就住到了山顶的工地，很少再回山下的家。老伴陪着他，给他做饭。

　　老伴对现在的生活显然不满意，“工资不到2000块，比以前少了近一半，花钱要算计。”她坐在床角，“也不知道退休后能不能享受退休的待遇，要是不能享受，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就啥都没落下。”她解释说，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矿上好几个退休的老职工，现在连90元钱的退休费都拿不到。

　　张春民自顾自地抽烟。他说，与那些关矿后失去工作的同事相比，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但也有许多不适应。“井下冬天暖，夏天凉，夏天下去都要裹个老棉袄，习惯了井下生活，干不了别的。冬天怕冷，夏天怕晒，干点活就发烧。”瘦瘦的张春民话说多了就喘粗气，经常干着活就想吐。

　　张春民是幸运的，他还有一份工作。

　　据大安山乡政府提供的资料，关停煤矿后，大安山3500多名劳动力和2400多名外地民工失业了。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40到50岁的老职工，不识字的有620人，小学文化程度有850人，初中文化程度有3542人，高中文化程度有580人，中专及大专文化程度有350人。除了掌握煤矿的开采作业技能，这些人一无所有。

　　在大安山西沟煤矿干了六七年放炮工的本地人王庆生(化名)就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要负担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的学费，他的老婆没有工作。44岁只和煤矿打过交道的王庆生，试着去房山找新工作。没有技术，没有特长，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干体力活。“活不好找，问了两三家，人家拿身份证一看就不行，岁数太大了。”

　　最终，他找了一份修路工的差事。“一个月1000多元，除去抽烟、吃饭，剩不了几个钱。”干了半年，王庆生带着仅剩的500元钱，回了家。经人介绍，他又来到史家营乡金鸡台村的一个煤矿做放炮工。9月12日，史家营乡关闭所有煤矿，他又失业了。

　　记者问他对未来的安排，他说，“还想不好！”

　　未来迷茫的日子

　　很多产业都很难大面积推开，很难找到一个像煤矿一样适合全乡发展的支柱产业。未来靠什么产业？王永强的回答是，一切都在探索中。

　　在大安山境内，随处可见“改变产业结构”这样的宣传语。大安山乡宣传部部长王永强说，关停煤矿后，产业转型是唯一的选择，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当务之急。

　　2005年底，乡政府开始探索，但很多产业都很难大面积推开，很难找到一个像煤矿一样适合全乡发展的支柱产业。

　　王永强说，在北京市的发展规划图中，房山区被染成了浓重的绿色，这意味着在这一片生态涵养区内，不能发展工业。这让大安山本就局促的产业选择，可选范围更小。

　　“我们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寻求突破。”煤矿业几十年的兴盛，使大安山地表植被被严重破坏，地下水源枯竭，瞧煤涧村和山下的宝地洼村，成了大安山著名的采空区。王永强说，在大安山，重新发展农业，几无可能。

　　种植巷道蘑菇，曾被作为大安山转型的成功案例，被媒体多方报道。2005年底，大安山乡政府在水峪村建立了绿苑食品加工生产基地，利用原有的煤矿巷道，培植蘑菇，安排就业。在这里工作的李文红介绍说，他一个月能拿到500元到600元的工资，虽然远远低于之前在煤矿的收入。“但要比在家里闲着强。”

　　两年后，这个乡办企业转交给水峪村经营。“我们的蘑菇拿到市场上，人家都抢着买，但从山里运到市区的成本太大，价格就比一般的蘑菇要贵。产量小，形不成优势。”绿苑食品加工基地技术员郁洪言说。

　　大安山还曾试图发展旅游业，这是很多煤城关停煤矿后选择的道路。“目前我们还找不到自己的特色，本想利用煤矿资源搞遗址旅游，但人家门头沟已经先行一步，我们不能跟人家重样，还得再想别的办法。旅游业投资大，见效慢，要慢慢来。”

　　“那么未来究竟靠什么产业？”面对记者这一问题，王永强的回答是，一切都在探索中。但经过两年的摸索，乡政府已经有了一些想法，相信慢慢会好起来的。本报记者 刘薇 田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