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细良：曾荫权的“政治美容师”

资料图：刘细良

资料图：香港民主党副主席闹市遭乱棍狂殴

资料图：繁荣美丽的香港

　　专访刘细良

　　曾荫权的“政治美容师”

　　同学蔡子强撰文回忆起学生生涯的刘细良，无限感慨道：“那个曾经拿着水枪在宿舍‘知行楼’周围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飞仔’刘细良，却已成了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左右手。学生年代的棱角，本来就是理应如此。”

　　文/ 刘牧洋 整理/ 王洁露 摄影/ 张洪兵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的刘细良，他每天坐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翻阅国内外各大报刊杂志，点击互联网查看最新资讯。

近十年媒体人的身份让他深知“传媒的力量”。通过传媒让政府与民众之间良好沟通，这正是他努力在香港政府任职期间推动的目标。

　　两年下来，刘细良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目的已经达到。“当时从体制外参与到体制内时，我有过考虑。但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政府开始有很多政策走入民众。政治是一门沟通的学问，一个再好的决策，如果民众不接受，也是空谈。”他告诉《外滩画报》。

　　记者眼前的刘细良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步履矫健，与人握手有力。他对“毛泽东语录”非常熟悉，谈话间张口即来。虽然夫人经常取笑他的发音，但他的普通话在港人中堪称流利。他在上海住过大半年，最喜欢在清晨的巨鹿路散步。他指着路边的树木，对记者称赞道：“上海的树很美，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梧桐，在香港都看不到”。

　　如今坐镇特首政策组要位，之后是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还是别有打算，刘细良并无计划。他自认是个“游牧民族”。“我有很大的好奇心。当我发现一个我想要参与的新领域，我会静下心来好好学习，进入这个世界。”

　　学生时代的“死飞仔”

　　“我们成长的1980 年代是一个充满争论的年代。”刘细良回首当年时说。1984 年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7 年7 月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年，刘细良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学习。选历史系本非他所愿，“我感兴趣的其实是艺术，但母亲对我说，学艺术是找不到工作的，念历史出来之后至少可以做一个中学教师。”

　　刘细良并没有如母亲所愿成为一个中学历史教师。他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时常和不同年级的学生一起讨论学校政策。大学四年，他每星期都到中大逯耀东教授办公室和逯教授谈天说地，由饮食文化讲到大陆“文化大革命”。他评价这是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回忆。之后，刘细良放弃历史，改选社会学作为研究生专业课程，“当时觉得历史都是过去的东西，缺乏预见社会发展的能力。于是转而学习理论，认为掌握了理论就掌握了现实。”这个转变为他日后从政埋下了种子。

　　与当时一些人不同，刘细良对大陆充满了好奇，早就认定香港和大陆将是利益的共同体。早在1985 年，刘细良便花费三天两夜坐车从成都来到九寨沟，试图了解真实的大陆。“我还记得1987 年，十三大召开前，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个座谈会，有好几百人参加，大家在教室里看完报告后，围坐一起讨论内地改革。那时候的气氛和内地很相近，人人都很关心改革方向和改革速度。”

　　昔日香港中文大学1987 年学生会会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撰文回忆起学生生涯时，无限感慨道：“那个曾经拿着水枪在宿舍‘知行楼’周围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飞仔’刘细良，却已成了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左右手。学生年代的棱角，本来就是理应如此。”

　　“一流政治评论者”

　　早在学生时期，刘细良已经开始明白“权力”两字的影响。1988 年，刘细良把“大陆工资体制改革”定为研究生论文题目。他前往广州调查一家国营造船工厂，以此为例来研究改革之后工人、政府、工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不久，刘细良开始打算从政，“我觉得该把关注的重心从中国内地转向香港了。关注对象的改变自然地影响了我的决定。在香港从事政党工作可以让我更好地了解香港政治的发展。”在同学引荐下，刘细良加入香港民主同盟。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夕，刘细良发现了媒体的影响力，于是投身到传媒中的念头越来越大。他于回归当日停止政党工作，到香港知名报刊《壹周刊》担任执行编辑工作。随后，他担任过《茶杯杂志》和TOM 集团香港区总编辑，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担任主持，和梁文道、沈旭晖主持节目《光明顶》和一个阅读节目《打书钉》。此外，他还在媒体开专栏评点香江政治风云。由于观点独特文笔犀利，刘细良被公认为香港“一流政治评论者”。

　　走入政治中心

　　2006 年，香港特首曾荫权留意到刘细良，并希望他能加入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担任全职顾问。刘细良认为自己获得青睐的原因在于媒体人的身份，“政治是一门沟通的学问，不论决策多好，如果群众不接受也不会成功。香港政府通过过去十年的发展了解到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性，他们需要有了解媒体和群众的非从政人参与政府运作。从这个层面出发，于是找到了我。”但他犹豫了。以前可以站在体制外叉腰批评，如今要转到体制中。“十多年前，香港政府不会找上我，我也不会选择进政府这条路。机缘就在于香港政府在这十年来的过程，也影响了我从政的大小起落。当合适的时机来临时我就抓住它。”

　　刘细良最终决定参加这次“冒险之旅”，2006 年2 月10 日，刘细良出任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他的工作内容是“政策研究”。香港媒体事后评论，刘细良从“野的‘自由’天地，走进建制的‘规范’世界里”。

　　就这样，刘细良迈进了中环特区政府总部十三楼的办公室。 “对我来说，在媒体工作时对政府有很多批评，在政府工作也一样。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很清楚如何把意见化为对决策的影响力以及执行出来的执行力。”

　　B= 外滩画报

　　L= 刘细良

　　B：接受政府任命时有过犹豫吗？

　　L：当时我是体制外的人，参与进体制内后是否能够适应，能否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些我都考虑过。两年工作下来，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政府有很多政策都会走入群众。

　　B：媒体人的经历对你的政治生涯有没有影响？

　　L：体制内和体制外看问题带给我不同的经验，这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个弹性很大的时代，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都不能只看重自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领域。全球化的速度很快，必须要不断进取，接受挑战。我要了解群众的政治心理状态，就要先了解香港的文化。反英雄的心态在香港电影内表现得十分清晰，周星驰的电影永远是小人物挑战着大英雄，而只懂讲不懂做就十分可笑。为什么会有这种反英雄的心态？我在和市民沟通中，发现这是他们对道德英雄的一种反叛。其实文化心理和政治心理是相通的。

　　B：在体制外时，有没有对政府运作产生过好奇？

　　L：我以前在政党和媒体工作的时候，会好奇政府为什么会，做出一些被民众批评的决策。我真正进入政府以后，这些观念就开始消除，政府对于很多决策有它自己的考虑。这是一个越界的时代，人人都应该准备好如何适应，这样才能有创新的方法去看旧问题。

　　B：媒体称你为“曾荫权的政治美容师”，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呼？

　　L：我认为这是一个中性的描述。为做秀而做秀是不好的。作为政治人物来说，做秀要有一个清楚的政治目标，要懂得如何沟通。很多做管理的人都认为政治是可怕的事情，其实恐惧感是来自不了解。我认为只要做好沟通，很多事情就会事半功倍。一个决策出台后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实施过程就会容易很多。有些决策出台如果有好的沟通为前提，即使最后没有结果，群众也不会怪罪于政府。相反，有时一个决策对群众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再好的政策也是空谈。

　　B：做过媒体人，你肯定更加懂得如何利用媒体的力量。

　　L：现代社会中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通过媒体和其他政治手段来宣誓施政方向，以便让别人了解你的构想。比如我提倡环保，这一届政府就会做很多与环保相关的工作，领导人也会参与很多与环保相关的活动。一般人们会认为这是作秀，但政府只是希望通过作秀，让民众了解政府有多重视环保。

　　B：你认为政府应该如何塑造在民众中的形象？塑造形象的意义在哪里？

　　L：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和日本民众一起打棒球，拉近和日本民众的关系。我认为这个举措很成功。这个形象会给日本普通民众留下很深的印象。民众并不了解那些复杂的政治问题，他们只会觉得中国不是敌人，中国领导人和他们很亲近。再比如矿难的时候领导人看望矿工，希望这一举措通过媒体转播后让更多的民众来关注这个弱势群体。民众和媒体不同，他们只会从电视中接收最直接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