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婴解救成功却遭遇遣送难题 送回又于法不容

　　特大贩婴案后的伦理困境

　　解救成功却遭遇遣送难题，亲生父母不希望他们回来，送与养父母又于法不容，他们会成为福利院里的新孤儿吗？

　　出事前三天上午，郎春燕抱着一个半岁女婴找丁发昌。丁不在家，她问丁发昌15岁的女儿小芬：“想不想去山东玩？”

　　女孩回答：“想。

”

　　晚上，女孩跟父母讲起这件事，母亲有些担心，父亲丁发昌说，“没事，去玩一趟，一星期就回来了。”

　　第二天清晨，一辆面的开到门口，除了郎春燕，车内还有两个中年妇女和4个婴儿。据郎春燕介绍，这是她的两个妹妹。她把抱在手中的半岁女婴交给了小芬。

　　从个旧开到昆明，用了一天的时间。5月21日，15岁的少女小芬和郎春燕三姐妹坐上昆明开往南京西的K156次列车，她们每人手中抱着一个婴儿，目的地是山东郯城。

　　这段旅程，也暴露了中国内地拐卖婴儿的常用通道，人贩子从云南等偏僻地区抱走小孩后，乘坐火车，通过绵延几千公里的铁路运输线，将婴儿送到交易地。对于铁路警察来说，发现并查获贩卖儿童案件，成为他们维护车厢内日常治安的意外收获。

　　2007年5月24日下午。在她们乘坐的昆明开往南京西的K156次列车上，身高不到1.4米，一脸稚气却抱着女婴的小芬引起了乘警的注意，很快，她们被带去审查。25日上午，乘警以涉嫌拐卖婴儿将4人移交到南京火车站派出所。

　　两天后，丁发昌和另外8名涉案人员落网，被押解回南京。案情明了：这是一个集拐、卖、运、销一条龙的特大拐卖婴儿犯罪团伙。

　　9月6日，南京铁路警方宣布了这起特大贩婴案的告破。先后抓获涉案人贩子47名，目前，犯罪嫌疑人交待的被拐婴儿总数达到了70名以上。除了已经解救出的40名婴儿，至少还有20多名儿童没找到。让警方感到震惊的是，这些从云南贩卖的婴儿多数属于超生婴儿，在出生不到一个月时，以“抱养”的名义，送到人贩子手上，一些婴儿的父母甚至直接参与买卖环节。

　　案件告破，解救成功，但警方却面临新的困境：被解救的40名婴儿该何去何从？

　　贩婴的路

　　贩婴“专业户”

　　小芬的父亲丁发昌是这起贩婴案的主角之一。

　　这户人家8年前搬到云南省个旧市蔓耗镇，在离镇上数十公里的山坡窝棚里住下。丁发昌替人种香蕉，每月工资500元，妻子陈美玉负责培育香蕉苗，每月也能赚几百元。在这里一个月的收入，比得上他们在老家干一年农活。

　　显然，比起种香蕉，更大的诱惑在等着丁发昌。到蔓牦镇的第7年，他再也没去过香蕉园。陈美玉说，没有做工的丈夫，不但吃喝嫖赌样样来，还经常打她。但丁发昌的腰包却日益鼓起，此时，他已经顺畅行走在拐卖婴儿的路上。

　　妇女和儿童被拐卖，是经济发展中的云南遇到的难题之一。7月份出版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报告《跨地域拐卖或拐骗》认为，内地被拐卖者中以妇女和儿童居多，近十几年的流动态势显示，云南与广西为最主要流出地；浙江、山东、安徽、福建以及南京所在的江苏省为最主要的流入地。

　　从1999年10月开始，英国救助儿童会与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牵头并联合云南省妇联等部门，开展了“多部门合作社区预防妇女儿童被拐卖”项目。几年过去了，包括文山州龙乜村和红河州乐育乡在内的多个以贩卖婴儿和大龄女童“闻名”的“拐卖专业户村”，有了长足的改观和变化。但对于经济窘迫的其他边陲地区来说，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难以覆盖全面，每年仍有各种类型的贩婴案相继发生，大量儿童被拐卖到中部其他省份。

　　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5年，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4911起，解救被拐卖儿童近万名。

　　陈美玉向记者证实，第一个被抱到家的，是个男孩，大概在2006年8月份，操着山东口音的郎春燕和刀秀芬来到丁家。这单生意后，丁发昌拿到了2000多元的好处费。

　　贩婴链条

　　5月27日，专案组民警赶赴云南元阳和个旧，将刀秀芬、丁发昌等9名涉案人员抓获归案。据郎春燕交待，婴儿从云南购得后，通过在山东省郯城县的丈夫沈玉洲高价贩卖给郯城的人贩子牟取暴利。

　　6月14日，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赶赴郯城，将沈玉洲抓获归案。至此，“5·25”特大拐卖婴儿案轮廓清晰。

　　41岁的郎春燕是贵州盘县人，2000年远嫁给山东郯城农民沈玉洲。以沈玉洲和郎春燕为首的犯罪团伙，自2005年以来，先后16次从云南个旧和元阳等地的人贩子郭强等人手中购得27名尚未满月的婴儿，由郎氏三姐妹负责从云南运到山东郯城，再由沈玉洲通过戈振芳、王廷耀、苗希军等10名郯城当地人贩子将婴儿卖到需要的买主手中，其间，最多的转过五道手。

　　初步查明，自2005年起，犯罪嫌疑人刀秀芬、郎春燕、沈玉洲等构筑了一条从云南到山东的贩婴链条，婴儿被拐时均出生不到一个月，其中三人被遗弃。

　　可以推断的是，这条贩婴链大致形成于2005年6月。刀秀芬说，当时丁发昌在她家给远在山东的郎春燕打电话，谈论贩卖婴儿的事情。丁一走，刀就回拨给郎春燕，说也想贩卖婴儿。郎说：可以，有婴儿就联系她。

　　41岁的刀秀芬是元阳县马街镇人，3年前，与丈夫离婚，儿子相继外出打工后，她也出去做生意。在村民的眼中，刀秀芬很孝顺，她和弟弟赡养了70多岁的父亲。

　　据刀秀芬交待，做第一笔买卖时，她遇到了两个村民，问他们有没有婴儿卖，并留下电话。两星期后，他们回电愿卖一名刚出生两天的男婴，“因为超生，父母愿意卖孩子”，谈好的价格是7000元。

　　十几天后，丁发昌让刀秀芬将男婴带到他那儿，并联系上郎春兰。事后，丁发昌给了她9000元，刀秀芬获利2000元。而2000元钱的收入，对于在当地山区靠种田为生的她是很高的收入。

　　丁发昌等人的手段简单而有效，据受害人王秀英回忆，自己怀上第四个孩子9个月后，丁来家里找到她丈夫，“老丁说，他有个姐姐的女儿，流产后不会生娃娃了，可以把我家的娃娃给他们帮忙养，他说那人是老师，家里生活好得很。”事后，王秀英说这段话特别耳熟，那是丁发昌百试不爽的伎俩。

　　一个名叫白玉祥的男子，自称曾是丁发昌发展的“中介人”，他说，“我和老丁认识后，他每次遇到我都问最近有没有怀孕的人，还说他有几个亲戚都不会生娃娃，要是有哪个的媳妇怀孕了，就给他打电话，他不会亏待我的”，一个电话就能拿到几百元的好处费，这种诱惑让人难以抗拒。

　　一段时间里，丁发昌在蔓耗镇，似乎有了些名气，不少人都主动找到他，说如果孩子生下来不想要，就交给他送人。

　　在听说丁发昌交代卖了20多个孩子后，他的妹夫王昌城表示惊讶，“我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卖的孩子都是孩子父母自愿卖的，不会去偷去骗。”

　　超生泛滥

　　蔓耗镇在元阳、蒙自、金平、屏边等四个县管辖的交界处，离越南口岸地河口仅40公里，镇上居民有5630多人，在其70公里范围内，却游荡着2万多无国籍流动人口。

　　其中，被蒙新高速公路和马堵山水电站工地吸引到这里的周边县市农民有2000多人，比如丁发昌夫妇。他们大多散落在山坡上随处搭建的棚屋里。

　　镇上的犯罪率也在增加，派出所民警说，“2004年以前，这里每年刑事案件不到10起，到现在，平均每星期发生3起，一年翻了15倍。”

　　贩婴案部分婴儿的来源地在逢春岭乡，离蔓耗镇150公里。李海潮在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上已经有5年，他说，“在逢春岭很多村民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如果哪户人家没有男丁，那么这户人家就会被别的村民瞧不起，甚至还会遭到欺负，在这里一个家庭赋予男孩的责任与使命不仅仅只是防老，还是一个家庭尊严的保证。”

　　政府试图以沉重的经济罚款来惩戒肆意妄为的超生行为，按照云南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一胎罚款3万元——当地农民三年的总收入。

　　但这种高压政策，从某方面促使了超生农民转移外地，或将婴儿非法处理。2006年，村民王华友兄弟将才出生三天的双胞胎，卖给了丁发昌，换回了12000元钱。已经有两个孩子的王华友认为，这样“处理”刚生下来的孩子，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王华友说，他什么都不懂，他害怕计划生育的罚款。

　　面对超生游击队，政府管理十分困难。李海潮认为，超生罚款政策对当地村民来说，是只纸老虎。他几乎没看到一例交足罚款的例子，“大多数跑到外面去生孩子，能被计生部门抓到的，也是少数，即便被抓了，最多也只是交一两百元，政府在计划生育这块，又不能野蛮执法。”

　　在云南类似蔓耗镇连绵起伏的山坡上，每年有多少超生婴儿出生，又有多少被当做商品卖出去，无法统计。

　　贩婴经济

　　一名婴儿，从云南卖方市场，到达终端消费市场山东，需要搭乘火车行驶3003公里后，兑换成人民币：女婴5000－6000元，男婴10000－20000元不等。

　　这条集拐、卖、运、销一体的贩婴链上，最多时，吸附着五道人贩子。据犯罪嫌疑人交待，他们拐卖一小孩可获利200到500元的利润，再次转手倒卖可获利2000至3000元。这次解救回来的几名男婴中，最后一道转手的人贩子赚了10000多元。

　　一些婴儿父母参与了分成。4年前，蔓耗镇村民白开发将当时16岁的大女儿以3000元的价格卖到江苏，之后又以2000元的价格，将产后15天的二儿子卖掉，第三个被他卖掉的，是他自己的亲外孙（19岁的小女儿离婚后所生）。

　　对于人贩子而言，巨额利润出现在终端消费市场。在山东郯城合围子村，一户姜姓家庭给了“婴儿母亲”两万元钱后，抱走了男孩，由于姜家之前已经有了两个女孩，为了落户口，他们还被罚了2.8万元。

　　《跨地域拐卖或拐骗》研究报告指出，出于经济、习俗、制度以及监管漏洞等各种原因，贩婴在“流出地”云南和“消费终端地”一些农村变得“模糊”、正常化。

　　这种现状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市场环境——政府机制的缺失。南京铁路公安办案人员总结说，除了农村一些封建陋习外，现行法律对婴儿的收买者处罚较轻或者处罚较少，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造成了“买方市场”需求旺盛。而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的方式，再从有关部门弄到一张独子身份证明，买来的孩子就能顺利落户成为合法人口；或者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办理户口。

　　南京铁路公安处周振全警官说，“监管环节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收买者，而被拐儿童的户口一旦‘合法化’，就给打拐和解救被拐儿童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监管的困境

　　就“打拐防拐”问题，按政府的指令，很多部门都应当对此有责任，如公安、妇联、民政、民委等。在这起特大贩婴案的“终端消费市场”，记者了解到，看起来是人人管，但到了具体问题就是“人人都不管或管不了”。

　　一份内部材料透露，2006年，郯城县公安局刑警支队解救了3名男孩和4名被拐女孩，但跟此次贩婴案无关，郯城县公安局户政科科长张霞说，“去年，公安局开展过排查黑户口的专项行动，结果什么也没查到。”

　　郯城籍犯罪嫌疑人沈玉州在郯城活动了三年之久，通过戈振芳、王廷耀、苗希军等10名当地人贩子售卖婴儿，在当地影响较大。警方目前已经从郯城解救出13名婴儿，这个数量还在增加。

　　红花乡马圩子村村支书说，他知道哪些村民家买过小孩，这种事比较正常。60多岁的前任村主任认为，“当地农村虽然经济不是很发达，但养活一个孩子，也就是添一双碗筷的事，不费多少成本。”

　　这些数据没有显示在当地民政、计生、以及公安部门的工作日志中。郯城县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徐启峰说，郯城没有儿童福利机构，整个山东只有济南和烟台有两个，去年办理了38例弃婴收养手续，他们也做过这方面的普查，但始终没有查到，“到村里去问，这是某某家的孩子吗？村民们都会说，是的。”

　　徐启峰表示没有听说过拐卖婴儿案，“这方面的审查方面应该归属计生部门负责，民政局只是在收养手续证明上盖章。”

　　在郯城县，计划生育局的工作，似乎只针对超生进行，该局办公室主任杨维贵津津乐道的是，专门设立了40万元的巨额奖金，奖励举报超生的村民，“举报一个可以拿到8000－10000元奖金。”

　　而贴在墙上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说明：不符合二胎生育的，男女双方各征收14764元，合计为29528元。

　　杨维贵说，没有听说过郯城贩卖婴儿，“排查拐卖婴儿的事情，应该由公安部门负责，计生部门是没有职权的。”

　　对此，郯城县分管刑警支队的公安局局长李军一脸苦恼，他说，“警力短缺是最大的困境，大部分警力主要跟着警情走。”郯城县98万人口，17个乡镇，刑警支队只有40多人，除去行政文职，一线侦查的民警仅30人。

　　在去年9月5日李军走马上任以来，3个月内发生7起凶杀案，目前还有一起尚未侦破，根据公安部命案必破的规定，这因此成为他的工作重心。由于警力匮乏，刑警支队目前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打拐部门。

　　负责办理户口的公安局户政科科长张霞说，“作为户政，只有出具了民政部门的收养手续证明，她才会依法办理户口，至于把关，还在于民政部门。”

　　回家的路

　　被警方解救的40名婴儿，已全部被安置在江苏省的儿童福利院中，其中南京市儿童福利院接收了34名。警方表示，送遣程序的启动还需要一定时间。

　　如果将这些孩子都送回父母身边，一切都结束了吗？答案是错的。

　　期待领养权的养父母们

　　9月12日，7户家庭从山东郯城包车赶来，聚集在南京铁路公安处大厅，他们在确认一个信息。

　　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被拐卖儿童在确实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情况下，由公安机关出具相关证明，才能作为遗弃儿童安置，进入领养程序。

　　一个上午过去了，他们等来的消息，是没有消息。警方说，“案子还在进行当中，等以后有消息再通知你们。”

　　直到伤心返回，他们也没有见到孩子，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大门早已紧闭，禁止被拐儿童的养父母前来探视。樊先生“领养”的女婴只有11个月大，他说，“当初并不知道，孩子是拐卖来的，当地一个开黑诊所的医生告诉他，有个未成年少女刚刚生下一个孩子，很可怜。”

　　之前，他已经有一个15岁大的儿子，他觉得再有个女儿更圆满些，“于是给了6000多元营养费，把孩子抱回家。”

　　如果不出意外，在女孩上学的时候，樊先生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再从民政部门弄到一张独子身份证明，孩子就能顺利落户成为合法人口。他说，这是郯城养父母们的通用途径。

　　在解救行动之后，郯城涉嫌购买婴儿的13户家庭，除了人财两空，均遭遇了精神上的沉重打击。“退一万步说，孩子跟我们这么久了，感情很深”，孩子的养父母们说，希望能得到孩子的领养权。

　　但困境是，在案情已经明了的情况下，如何取得孩子的户口？郯城县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徐启峰说，“除非有无子女或者无生育能力的证明，否则绝不办理领养手续，尤其是这种被拐卖来的儿童”，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无法从公安局户籍科领到那本朱红色的户口本。

　　“要不要给他们领回去？”就在养父母们聚集在一楼大厅时，南京铁路公安处一名警官在办公室里讨论说，“还不如将孩子留在福利院呢，这样，等他们长大后，至少还有个南京户口。”

　　“别让他们回来了，养不活”

　　云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旦接到南京民政部门的有关文件，便会将获救的婴儿尽快送回其父母的怀抱中。

　　对此，父母并不领情。这些刚刚“处理掉”超生婴儿，并换来几千元生活费的父母们，担忧的不仅是今后孩子的生计问题，更为现实的是数以万元的超生罚款。

　　王华友对找到了双胞胎儿子，感到的是恐惧与担忧，他一再强调自己太穷了，养不起孩子。

　　所以，跟当日只想把孩子处理掉一样，他干脆什么也不去想，“我养不活他们了，现在两个孩子都是哥哥帮我养的，国家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别让他们回来了，真的养不活。”

　　云南元阳县民政局高副局长表示，政策上有规定，有父母的孩子，不能被送入福利院，只要确定孩子的父母是谁，局里肯定会将这些孩子送回他们父母的身边，届时会通过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来做。

　　“超生也好，不超生也好，必须先把娃娃接回来，我们会尽力劝说父母领回孩子，至于以后在生活上会造成什么困难，会进行一些补助，从来没听说可以不要自己的孩子”，高说。

　　至于遣送被拐儿童所暴露出来的，跟计划生育政策相悖的困境，这位政府官员没有进一步解释。

　　该把孩子送还买主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所所长鞠青认为，我国被拐儿童救助制度存在着以下两个缺陷：第一，目前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失踪和解救儿童的查询登记制度；第二，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有充分保障的儿童福利制度。

　　除了制度的缺陷，“5·25”特大拐卖儿童案还反映了伦理困境：该把孩子送还买主吗？

　　南京铁路公安处周振全警官说，“打拐针对的只是人贩子及其团伙，而收买者却成了打拐的盲点，我们的执法政策不能纵容这些人。”

　　但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这些被拐卖的儿童找不到亲生父母，可以进入领养程序。按照这一立法精神，收买被拐卖儿童的人最终可以成为孩子的合法领养父母。

　　现在，南京儿童福利院每天都能接到养父母打来的电话，有时候一天能为一个孩子打十几个，内容大多是询问孩子生病了没有，生活得好不好之类。有的养父母则不远千里赶来，编造各种借口骗过门口保安，一层楼一层楼地寻找自己养育过的孩子。

　　3岁的硕硕是唯一被养父母主动送到南京的被拐儿童。养母麻英娟话语哽咽：“我们既然知道了硕硕的身世，我们不能自私地剥夺他亲生爸妈找他、认他的权利，更不能把孩子藏起来，那样做很不道德。但是，我们在情感上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

　　硕硕现在仍在福利院里，亲生父母无法查明。而在思念“儿子”的煎熬中，麻英娟快要撑不下去了。

　　有多少被解救后仍留在福利院的孩子？目前没有统计，但检索全国近年来的打拐专项活动，每一次成功解救的背后都蕴含了这样的无奈。

　　2003年，昆明“10·8”专项打拐行动后，10名孩子回到昆明无人认领，最终成了福利院里的新孤儿。这些孩子每天哭喊妈妈，让人心碎。

　　一名警方人员说，“没想到一次为孩子寻找亲人的‘打拐’行动，竟让孩子再次遭受了失去亲人的伤痛。而这些孩子的归宿问题，其难度已超过‘打拐’本身。”

　　采写：本报记者　龙志　《云南信息报》记者　汤骥　霍佳雪　汤兴萍

　　摄影：云南信息报记者　程艺辉　汤兴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