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50年-历史篇：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收获》创始人巴金、靳以在创刊的日子里。靳以、巴金的合作开始于１９３０年代创办《文学季刊》 图片由《收获》编辑部提供

　　【《收获》５０年·历史篇】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两个主编

　　１９５６年，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建议出版一个大型的刊物，以改变当时文学刊物多以地名命名的单调局面。刘白羽参照的样本是１９３０年代郑振铎、靳以办的《文学季刊》。随后举行的中国作协会议，正式决定创办这本新的刊物，主编由巴金和靳以担任。

　　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４日，《收获》创刊，这是一本７０万字、３２０页的文学双月刊，定价１元４角。

冰心曾经建议刊名为《创作》，靳以最终还是定名《收获》，意在表明社会主义文艺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靳以认为，长篇小说、话剧、电影剧本在正式出版和上演之前，发表在刊物上，可以得到读者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有助于作者进一步修改。

　　《收获》创刊时是中国作协的刊物。由于靳以不愿去北京，编辑部就设在上海，编好了刊物以后再送到北京出版发行。由于很多著名作家居住在北京，北京东总布胡同２２号成了《收获》驻京办事处。

　　《收获》创刊号上有靳以执笔、巴金共同署名的发刊词：“《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

　　发刊词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写到了毛泽东提出的六大标准：“我们的刊物和所刊载的作品，应该符合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六大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个明确的政治标准之下，作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的流派。

　　“作家不仅应该是有灵魂的人，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作品来建立和提高人民的灵魂。”

　　原本第一期没有发刊词，杂志编完之后，纸型从上海寄到北京，正在北京开会的巴金突然收到靳以寄来的发刊词，巴金在文章中回忆道：“我一看便知道是为了‘六大标准’。‘六大标准’的发表无疑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却感到一点紧张，我似乎看到了一顶悬在空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今天翻看三十年前的表态文章，我还仿佛接触到两颗战栗的心和两只颤抖的手。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反右”中，指责《收获》最多的罪名是“同人刊物”、“独立王国”，靳以和巴金都不是党员，是不要党的领导。第２期《收获》发表了巴金、靳以联合署名、靳以执笔的《写在“收获”的时候》：“在反动派残酷的统治下，我们所编辑的‘文学季刊’、‘文季月刊’和‘文丛’都先后被扼杀了。那时，我们不仅失去了编辑的自由，和许多作家一样，甚至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可是在今天，党信任我们，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中国作家协会给我们任务，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和其他的兄弟刊物兴起社会主义竞赛，这就足以证明一个文学工作者和编辑人作者，在解放前后的天地悬殊的遭遇了。”文章还对施蛰存和王若望的批评给予了回应，将《收获》与“同仁杂志”的指责划清界限。

　　《收获》创刊后不到半年，靳以就和大部分作家一样，被要求上山下乡到工厂农村深入生活。身患心脏病的靳以不得已选择了国棉一厂，每天上午在国棉一厂清花车间体验生活，下午赶回编辑部看稿写作。

　　政治风云的变幻，让靳以倍感压力。《收获》创刊时原来有１３个编委，后来艾青被打成右派，很快就被调整出了编委会。靳以排定了１９５８年第３期稿子，正准备签字付型时，突然收到一位作者所在组织的来信，信中说这位作者有“问题”，不同意发表他的作品。靳以只得赶紧换稿。１９５８年第３期发表的方纪小说《来访者》遭到了严厉批判，编辑部被要求表态，在第４期杂志上，靳以增辟了“读者论坛”，刊登了两篇批判《来访者》的读者来稿，又由罗荪写了评论文章，才躲过一劫。

　　靳以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５０岁。在去世之前数月，靳以终于如愿入党。由于靳以很早去世，在《收获》创刊４０年时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收获》选萃１９５７－１９９７”中，附录里的“历届负责人名单”独独遗漏了靳以，主编巴金的名字旁成了一片空白。原来是出版社一位年轻编辑在校对时，不知靳以是何许人，未和《收获》联系，就自作主张，删去了靳以的名字。

　　三个《收获》

　　在《收获》的５０年历史上，有两次停刊，两次复刊。停刊时间累计长达１５年。

　　第一次停刊是１９６０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纸张供应紧张，中国作协决定将《收获》停刊。《收获》现任主编、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回忆道：“那个时候纸张很困难，很多杂志应该都停了。我喜欢晚上在床上看《收获》，到后来《收获》有两期的用纸很黑很黑，在灯光下看起来眼睛吃力极了。后来就听说杂志因为纸张紧张停刊了。但是再看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双重领导之间的矛盾，也不是没有可能。中国作协也要考虑到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关系，上海肯定觉得中国作协侵犯了他们的权力，这是他们的领地。”

　　１９６４年，《收获》复刊，主办单位变成了上海作家协会。巴金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１９６４年１月《收获》在上海重现，人们称它为‘新收获’或者‘小收获’，它不是原来的《收获》，中国作协也没有复刊的计划。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上海作协分会将别的杂志停刊，改出‘新收获’。”

　　被停的刊物就是《上海文学》，１９６３年《上海文学》１１、１２期合刊上刊登了一则名为“本刊改名、改版为《收获》双月刊”的启事：

　　本刊已决定自１９６４年改名、改版为双月刊。每逢单月５日出版，篇幅由原有７２面扩充到１７６面。每册定价七角。上海文学社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收获》再次停刊。１９７８年７月，《收获》筹备复刊，１９７９年１月正式复刊。第一个《收获》出版了１８期，第二个《收获》出版了１４期，第三个《收获》沿袭承接的是第二个《收获》的期号，从总第１５期开始，这一举动在无意中将第一个《收获》排除在外。１９８７年，《收获》为创刊３０周年举行了热闹的庆祝活动，许多作家都写来贺信，“１９５７年创刊”这一日期，又将三个《收获》融为整体。

　　尽管三个《收获》的主办单位和期号不尽相同，但在编辑风格上和编辑人员上都有一定的延续性，编辑部也一直设在上海。更重要的是三个《收获》的主编都是巴金，１９９０年代后期，巴金辞掉了包括《上海文学》主编在内的很多职务，《收获》主编却一直保留到去世，成为他终生的头衔。就这一点而言，《收获》５０年的说法无可非议。

　　封面设计

　　抗战时期，身在重庆的靳以主持《国民公报》的文艺副刊《文群》。《文群》被迫停刊以后，靳以曾经想以“文群”为名创办一份大型刊物，终于未能如愿。在靳以的书桌抽屉里，一直保留着当年请钱君匋篆刻的“文群”印章。

　　靳以创办《收获》的时候，再次请来钱君匋设计刊物的封面。钱君匋最初的设计稿采用宋体字作为素材，占去了杂志封面的绝大部分空间，封面的底色，从杂志顶端以极浓的暗红色开始，越往下越淡，淡到最后不能再淡告终。巴金和靳以对这个设计都拍手叫好。但是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钱君匋的这一创意并没有在刊物上得到体现，《收获》创刊号的封面一色到底，没有任何变化。这个设计一直用到“文革”停刊为止。

　　１９７９年，《收获》第二次复刊以后不久，《收获》再次请钱君匋设计封面，钱君匋以“１９８”的年代字样反复排列，作为设计的底纹，铺满整个封面，以集鲁迅所写的“收获”用黑色压在“１９８”的底纹上，这个设计用了一年。

　　鲁迅所写的“收获”刊名后来更换过一次。有人提出《收获》封面上鲁迅的字体与原件不符。由于《收获》的刊名是用手工描画的，越到后来，字体走样走得越厉害。后来替换了标准的鲁迅体，用到现在。

　　复刊后的《收获》内文开始配有知名画家画的插图，贺友直为陈白尘的话剧剧本《大风歌》作了插图，吴祖光的五幕话剧《闯江湖》的插图作者则是丁聪。《收获》的版式设计别具匠心，每篇作品附加的饰图也力求精致新颖。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请篆刻家刻篇名印章，作为装饰，代替“头花”和“尾花”。１９９４年第４期发表了万方中篇小说《杀人》，没有用传统的宋体字制作标题，而是请书法家张森写了隶书，“杀人”两个大字占了整整两页。

　　纸张价格

　　《收获》１９６０年第一次停刊，是因为纸张的缺乏。１９８８年，由于纸张价格暴涨，刚开始自负盈亏的《收获》再次面临困境。

　　李小林回忆说：“当初整个氛围比现在好，我们一发生危机，很多媒体就帮我们呼吁，觉得这本刊物不应该停，很多作家说我们可以不要稿费，也要帮《收获》。作家萧乾有本书出版，他把稿费捐给《收获》，我们收了。我父亲也带头捐稿费，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基金，尽管钱不是很多。还有很多读者来信表示支持，一个农村的小读者写信说，他当时比较困难，没有钱订“收获”了，他就把２０元奖金，捐给《收获》。还有一位生病的退休工人，生活比较困难，他说把一千多块积蓄捐给《收获》。我们当时非常感动，钱我们都退回去了，他们那么困难，我们不能拿他们的钱，但是他们给了我们很多鼓励。”

　　当时《收获》一共欠了１８万元买纸张的费用，账面上只剩三万。后来向上海市委宣传部下属的文化基金会借了十几万元，向中华文学基金会也借了款。第二年《收获》提了价，印数不跌反涨，陆续还清了借款。

　　２００８年的《收获》将再次面临纸张价格的变化。《收获》定好了明年的零售价格，开始征订之后，纸张价格开始暴涨，此时已经无法再更改定价。一些小型造纸厂关闭之后，《收获》用的纸张型号不再生产，这将意味着纸张成本的大幅提高。《收获》每期的印数固定在１２万册以上，面对读者的需求，印数无法减少。令《收获》尴尬的是，纸张涨价，印工涨价，印得越多，亏损越大。“纸张涨价在意料中，但是没想到涨得这么厉害，我们只好再和印刷厂谈。三个《收获》都是和纸张有关系。”李小林十分感慨。

　　（钟红明、蔡兴水、沈亦文、梁轶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