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50年-作家篇：在《收获》上收获

图为李小林（左）和张辛欣。1981年，青年女作家张辛欣的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在《收获》上之后，遭到了严厉批评。巴金知道后，对张辛欣说：“在中国作家中我大概是挨骂最多的一个，我从写作到现在，经常挨骂，我还是活到了现在……不要紧，不要有包袱，你还很年轻，你有才华，有生活，要多写，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图片由《收获》编辑部提供

　　【《收获》50年·作家篇】在《收获》上收获

　　王安忆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家，她认为《收获》是一种可以“操纵市场”的“权威”……

　　小说创作的起点

　　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比较重要的刊物，一个是《收获》，一个是《钟山》。首先，当我还嫩，连我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时候，它们就乐意发表我的文章；其次，它们都发过我的实验性作品。就是说，别人的退稿它们也发表了。这十几年来我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都交给了这两个刊物。

　　1976年我开始发表散文，后来也写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1979年《收获》复刊，而我1980年正式开始写小说，当年就在《收获》上发表了。至于原因，我想蛮主要的一点是我母亲（茹志娟）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她和《上海文学》、《收获》有一些关系。《收获》有一个老编辑，叫郭卓，现在已经退休了，她是我母亲的老战友。当时我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上学，有很多时间可以写小说。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交给《收获》。那篇小说其实很嫩很嫩，郭卓他们看了之后还是满意的，叫我修改了一下，很快就发表了。那是我在《收获》发表的第一个小说，叫《广阔天地的一角》（1980年第4期）。

　　接下来，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尾声》在《收获》（1981年第2期）发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六九届初中生》也在《收获》（1984年第3期）发表。

　　郭卓在《收获》当编辑，感情因素不能排除，但我觉得《收获》对我的作品还是满意的。当时我的作品不是最好、最深刻的，他们发表我的作品，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的作品很有趣，至少和别人的不一样。至于究竟有多好呢，确实也不见得。我要感谢那个时代，当时的文学热潮把我们这样一批年轻人推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还有一点，我觉得《收获》的编辑有一种很开阔的眼光。他们不像某些刊物的编辑那么狭隘。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有些刊物的编辑来约稿时只找当时那些比较出名的，得过奖的作家，比如张抗抗、孔捷生、蒋子龙。对其他人，他们也都很客气，但就是不跟你约稿，好像跟我们约稿挺有风险似的。这样子，我们就觉得《收获》挺开放的，挺敢冒险的。

　　从《收获》的角度讲，当时他们完全可以发表一些更恢弘、更深刻、更关注社会人生的东西，当时别人全都关注社会，而我当时的长篇非常个人化，我很庆幸碰到好编辑。

　　两本《纪实与虚构》

　　《收获》的编辑不像有的编辑那样给你一些很具体的意见。他们也叫你修改，但都很理解你，肯于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尊重你的意见。在《收获》我好像没有经历过太艰苦的修改，只有一篇被退稿，就是《访美日记》。他们觉得太琐碎了，完全像流水账一样，并且篇幅太大，有20万字，退稿我也能理解。

　　后来我的写作比较成熟时，编辑就不轻易提修改意见了。只有一个例外——《纪实与虚构》（1993年第2期）。

　　《纪实与虚构》是被《当代》退稿的。《当代》退我的稿，我觉得理由特别不充分。第一，他们只看了前四章，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完。第二，他们没有理解我的作品，以为我在写自传。并且《纪实与虚构》本来是《当代》约稿的，你要退我的稿，我完全能够接受，可你至少要把作品从头看到尾。我把稿子拿回来交给《收获》。我说，你们要发就发；不发，我到别地方去发。肖元敏征求李小林的意见，李小林看到第七章还是第八章，开始激动。她说，看到现在我明白王安忆为什么要这样写。但他们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希望短一点。原稿34万字，没有一个很连贯的故事，很不适合分两期发，但在一期发又有困难。肖元敏希望我能压缩篇幅，我就把稿子压到了21万字。后来《纪实与虚构》就有了两个版本，21万字的一个版本，34万字的一个版本。21万字的版本在台湾出版以后，还得了《联合报》的一个大奖。

　　所以我觉得，《收获》愿意给你提供实验基地，尽管很可能不成功。李小林这个人品位很高，很善于接受新东西。

　　《收获》之外

　　到后来，我总是觉得应该把自己比较重要的作品给《收获》，否则就有点糟踏了。我绝对不会把一些自己都没把握的作品给《收获》，我不能愧对它。好像大家都是这样，《收获》的稿费不是最高的，但作品给了《收获》，大家就不计较稿费了。

　　《长恨歌》没有在《收获》发表，一个原因是《钟山》约稿很长时间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收获》刚刚发表了我的《纪实与虚构》，我不能总把长篇小说交给人家，难为人家。并且，《长恨歌》完成之后，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获奖那都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时《收获》也觉得最好是中篇小说，所以紧接我就把中篇小说《我爱比尔》给了《收获》（1996年第一期）。

　　再比如《小鲍庄》，当时《中国作家》创刊，冯牧说，安忆你得给我一个作品，那我就给他这一篇了。我写东西像还债一样，有时候拖欠的约稿太多，就会有先来后到的考虑，所以，《荒山之恋》给了《十月》；《小城之恋》给了《上海文学》；《锦绣谷之恋》给了《钟山》。

　　我的好作品没在《收获》上发表，原因肯定是《收获》刚刚发过我的什么作品，要不就是在那前后我已经给了它别的作品。而且1980年代好刊物很多，像《文汇月刊》、《作家》、《北京文学》……不像今天这么乱，作家也不会总盯着哪一家。

　　到1990年代，很多刊物都不行了，只有《收获》还站在那里，它是惟一不做广告的。其他好多刊物的封底总是有个莫名其妙的人物照片，企业家之类。所以，1990年代以后，我的作品要发表就有一种特定的选择。

　　影响了几代人

　　文化大革命以前，“文革”前，我母亲在《收获》上发表过作品，当我还是孩子时就已经看它了。记得“文革”期间，我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很破旧的《收获》，看上面的小说时还是很兴奋。

　　《收获》影响到几代人。现在来看，它更重要了。别的刊物都已经商业化了，就它还坚持着。它有一种标志意义，表明文学是可以离开商业的。

　　我的意思是，《收获》得天独厚，它有巴老，更方便做事。可是，我觉得其他刊物做点广告不要紧，重要的是不能丧失文学的地位、文学的立场。现在很多刊物变得四不像，搞豪华本，我觉得文学和时尚结亲，结果就是降低文学的位置。

　　《收获》肯定是最好的刊物——它发表最好作家的作品，它自然就变成最好的刊物；然后，最好的作家就要来找它，它不必像其它刊物那样去求、去拜、去等好稿。从《收获》的存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没有地位。

　　《收获》的主持人很有眼光，坚持纯文学的立场，每一代主持人都坚持住没有改版，不登广告。《收获》也有困难的时候，有一阵子，它要靠借钱坚持办刊。如果当时没坚持住，也就不会有今天了。

　　李小林挺不容易的，她一直坚持看稿，每篇稿子她都看，关键的稿子她都要找你谈。作家跟作家不一样。有些作家，像陆天明，是特别需要编辑。李小林改他的稿子是这样的，把他叫到家里，改好一张，她看一张。有些作家思想非常混沌，还有很多作家是不清醒的，都需要编辑帮助。所以好编辑特别重要，现在就缺好编辑。

　　《收获》已经度过了生存难关，这是中国文学界值得高兴的事情。1996年，《收获》分两期发了史铁生的长篇《务虚笔记》。这部长篇读起来很艰涩，简直是对人的智力的挑战，但《收获》就可以发它。

　　不是市场不好

　　我觉得市场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现在市场跟着潮流走？那都是一些商家操纵的。比如说，流行色是谁定的？今年流行黑白，明年流行灰色，都是商家定的，那是一种人为的暗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都被很低级的趣味操纵着，这是最糟糕的事情。所以《收获》给人希望，它至少可以凭借它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操纵市场”。

　　我们现在的刊物都是给青年看的，怎么取悦男人啊，怎么打领带啊，怎么化妆啊，或者一些小情调啊，都是迎合青年的。实际上中年、老年也需要读刊物，并且还是很大的群体，但是我们的刊物都把这些读者放弃了。不是市场不好，是操纵市场的人不好。

　　市场有它的内在规律。很多刊物办得不好，和现在编辑的素质不高有关。现在很多编辑都喜欢市场，编辑的趣味就是这样，还能再去要求读者什么呢？刊物的品质、知名度都是长年培育起来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个人不同意轻易改版。差的刊物随便它怎么改，好的杂志轻易改版，损失可能非常大，会把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包括它的声誉，包括它的读者。

　　改版带来的变动，在这个急促的时代，你能建立什么？你又能储存什么？除非你是个全新的刊物，那我没话讲。不要把什么责任都推到这个时代上，个人是有作用的！

　　我觉得现在编辑的素养不够好，特别容易变，变来变去，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这跟素养有关系。

　　专栏最好不要开

　　《收获》的对话专栏开得不够好。就因为你们是名人，就有权利让大家来听你们的废话？

　　专栏真的要慎重，尤其是对话很难开专栏。对话一定要事先好好准备，而且要严格地整理。两个都是名人，谁都没有兴趣去好好地了解对方，好好地整理一篇文章出来。可现在那些名人不会替你好好准备的，太随便了！

　　叶兆言的专栏不错，余秋雨的还可以，李辉的算比较好的了。以后要开专栏应该把稿子全拿到手，统统审过稿，然后再开，一期期写太冒险了。

　　所以专栏最好不要开，有好文章就发一发，没好文章就不要发了。

　　蔡兴水

　　复旦大学博士（其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收获》），复旦新闻学院博士后，现供职于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