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教师杀死精神病儿子 自称先下手为除害(图)

　　那么有关部门有没有给这个特殊家庭一些帮助呢？

　　答案是没有。马金中解释，在农村这种家庭但凡能过下去，都不愿声张，不向上级申请补助。

如果是实在困难的家庭，一般各村的干部都了解，也只能是在每年民政局分米、分面时，力所能及地安排照顾一下。像马建军这样的家庭，在村子里还算中等，即使申请补助，大概也不符合条件的。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上边有什么规定对这种家庭给予救助。

　　据了解，多年前，西三村曾有过一名精神病患者，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一见到女的就在后边追，搅得村子里鸡犬不宁，家里也是愁苦不堪。后来，这名患者的父亲带他出去旅游，然后父亲一个人回来，儿子却从此“走失”。亲属没人问，也没有人追究，尽管村里也有人犯嘀咕，但大家也都在一种感性的宽容中，对这件事默契地选择了淡化和忘却。

　　而这一次，马建军亲手杀死了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村民们似乎还是选择同情。马金中说，因为了解这一家的实际情况，村民们准备联名向执法部门为马建军求情，请求法院从轻判处。

　　但是，大家都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在这起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死者，是那个患有精神病的马颖伟。

　　这个原本应该幸福的4口之家，如今已经支离破碎：儿子被父亲谋杀，父亲因为涉嫌杀人进了看守所，母亲因为事后知情涉嫌包庇也进了看守所。马建军说：“女儿到现在也没来看望过我们，我很担心她能不能承受这样的悲剧，也担心她今后如何面对社会上异样的眼光。但这已不是我能力范围内的事了，今后的所有困难只能是她自己去承担。”

　　又一起悲剧

　　父亲杀死智障儿子后自杀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样的悲剧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就在马建军杀死儿子之后6天，8月11日，蓝田县华胥镇孟家岩村发生一起惨剧：该村村民韩西鹏杀死智障儿子韩雷后自杀身亡。

　　据当地人介绍，韩西鹏在村里人缘不错，勤快能吃苦。他平时开着四轮车为工地上送砖，每天起早贪黑，总要比其他人多送几趟。有人和韩西鹏开玩笑，说你这么拼命挣钱干啥？韩西鹏说，能多挣一点是一点，还想给娃看病呢。而患病的韩雷却时不时地和家人发生摩擦。去年，韩雷把他妈的手打伤了；还有一次，竟然拿着棍子往家里人的嘴里塞。凶案发生的前几天，韩雷还打了韩西鹏一棍子。

　　村民们分析韩家这场悲剧时，善意地推测：“这次很有可能是西鹏在教训韩雷时，不慎失手用菜刀伤了韩雷，痛悔之下才选择自杀的。”

　　由于两位当事人都已经死亡，事实如何无从查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血淋淋的悲剧。

　　当悲剧一再上演，善良的人们忍不住发问：一个家庭出了这样的精神病患者时，难道只能是让这个家庭来承担全部的压力吗？显然，大部分家庭都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和痛苦，谁能够帮这些特殊家庭分担哪怕是一点点呢？

　　“安康医院”的困境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缺口大

　　事实上，对于这种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曾经想过一些办法进行管制。“安康医院”的设置就是一项重要措施（为便于工作，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名称统一为安康医院）。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精神病发病率的增长，精神病人中危害社会治安的人数也相应增加。1987年底，仅河南、贵州、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六省统计，就有这类病人近40万名。有的杀人，甚至一次就杀死、杀伤数十人；有的放火、强奸、猥亵妇女；有的游荡街头、有伤风化等。精神病人肇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1987年12月10日至13日，国家公安部治安局在天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由公安机关会同卫生、民政等部门加强管理，符合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随后，一些省、市公安机关报请政府批准，在卫生、民政、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逐步建立了由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据统计，当时全国已有16所安康医院。

　　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收治对象是：

　　1.有杀人、放火、强奸、爆炸行为的；

　　2.严重扰乱党政军机关办公秩序和企事业单位生产、工作秩序的；

　　3.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

　　4.当众出丑，有伤风化的；

　　5.影响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精神病管治院收治上述精神病人，都应经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

　　安康医院和一般精神病院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治疗精神病，但是没有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能力和权限。比如说，有精神病人杀人放火，或有违反社会治安的行为，一般的精神病院就管不起来，这个管理权必须放到公安机关。

　　安康医院具有治安管理和医疗双重职能。其服务对象一是来自公安机关的送治病员，二是面向社会接受委托，收治公民、法人送治的病员。

　　公安机关送治病员要符合以下条件：须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确实有肇事肇祸行为、须经精神司法鉴定证实确实有精神病。病人治好后，要经过专家评定，由当地公安机关接回去，落实监管责任。

　　关于精神司法鉴定，1998年卫生部规定：精神司法鉴定必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专门医院来做（陕西省指定医院为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司法鉴定执行国际标准，由5－7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小组进行鉴定。

　　由于安康医院负有治安管理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是应该尽量多收有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妥善控制，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然而，这种理想状态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费问题。

　　据了解，政府只负责安康医院的人员工资，对强制治疗的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治疗并没有专门拨经费，其住院费用由监护人或单位负担。但有一部分患者是既没有监护人、也没有工作单位的，这些人在安康医院住院的伙食费、治疗费，从哪儿来？目前安康医院只能把收治一般性病人的收益，贴补到这些人身上。

　　而像马颖伟这种有监护人但监护人却没有足够经济实力来支撑强制治疗的家庭，其治疗费用如何解决？更是一个没有规定的空白。况且，国家目前所设置的安康医院，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呼唤《精神卫生法》

　　让在痛苦中的家庭看到希望

　　精神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医学以及法学通常将他们作为高危性群体加以研究，重在防范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但另一方面，精神病人又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其权益需要完善的立法加以保护。近年来，众多国内精神病学专家多次发出呼吁：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法》。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有5%%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或存在精神障碍，在每千人当中便有13人患有精神病。这些人散布在社会上，有时可能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据了解，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每年参与鉴定的刑事犯罪嫌疑人中，就有200多名精神病人。

　　根据有关法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必须尽到监护职责。但很多监护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精神病是一种“高消费”病症，很容易使家庭处于贫困状态；再者，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事实上形成了大多数精神病人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因此，专家们呼吁：要减少精神病人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关键在于出台《精神卫生法》。

　　据了解，我国从1985年着手起草《精神卫生法》，当时卫生部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至2004年2月已形成了草案的第15稿，但至今仍未出台。

　　有曾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草案）的专家认为，目前阻碍《精神卫生法》出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按照草案的要求，各级政府应承担精神病人治疗和监护的经济责任，但这对于经济不发达地方的政府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二是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涉及多头，各方“对于权利和义务的划分还有争议”；三是社会呼吁不够。

　　据悉，国家卫生部曾经透露：已经将《精神卫生法》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这或许能给那些仍在痛苦中挣扎的家庭带来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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