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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将面临怎样的生活？ 20年来，家住武汉市青山区厂前街的邹龙军因为没有户口，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并为此付出代价：不能正常上学，不能结婚，甚至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黑户”邹龙军“只希望有了户口后，能找个稳定的工作，过正常人的生活”。
为办户口，他和家人多方奔走，甚至说服近年来感情不好的父母补办了结婚证。现在，他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盼头——公安部门表示，一个月内就可为他解决户口问题。
9月6日，邹龙军和父母一起来到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一位负责人告诉他，他的户口资料已移交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现在办理户口的资料，已经在他母亲的户口所在地东湖风景区公安分局，“一个月之内，就可办理完毕”。
听到这个消息，邹龙军激动不已，他说自己“看到了希望”。
20多年来，由于没有户口，邹龙军一直感觉低人一等，“有了户口，就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他开始憧憬着自己未来的生活：找个好点的工作；赚钱让家里的经济状况改善一下；和相恋几年的女朋友合法的结婚……
没有户口的童年 邹龙军比班上的同学高出一头，因为没有户口，常被同学叫作“黑人”。虽然那时候，他并不明白什么是“黑人”。
由于父母的“草率”，邹龙军从一出生起，就没有合法身份。
1985年，邹龙军出生在青山区厂前街。父母没什么文化，甚至没有办结婚证，自然，他出生后也上不了户口。
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邹父眼中，这些都不重要，“我父母当时认为，有没有户口没什么大不了的。”父母的随意，导致邹龙军和妹妹都没有上户口。
7岁时，同龄孩子都上学了，邹龙军因为没有户口，也就没有上学的资格。“当时家里本来就很窘迫，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也不怎么管事，上学的事提都没人提。”在邹龙军的记忆中，那时家里并不和谐，父母感情不好，父亲经常几天不回家，也不管家里的事情。8岁时，邹龙军开始浪迹街头，并结识了一些流浪孩子。他们一起在武汉三镇流窜，有时捡废品换钱，晚上就睡在大街上。
“由于经常在外面露宿，患上了很严重的风湿病，现在腿还常犯病，痛起来连路都不能走。”邹龙军说。
1996年，邹龙军11岁了，他父亲单位的人实在看不过去，帮他出具证明，并资助了学费。这样，邹龙军和妹妹得以在厂前小学上学，两人同一个班。
“如果不上学，也许现在还是一个混混，甚至早已走上犯罪道路。”邹龙军说，告别野孩子的生活后，他在学校里渐渐明白了是非。
邹龙军比班上的同学高出一头，因为没有户口，常被同学叫作“黑人”。虽然那时候，他并不明白什么是“黑人”。后来，父亲下岗了，家里变得更加穷困，一年半后，邹和妹妹双双辍学。
离开学校之后，邹龙军跟着父亲打零工。十几岁的孩子，干不了重活，就做点杂活，有时帮别人拉电缆线，有时给抢修工人打下手，诸如递递工具、上个螺丝什么的，“混一天，可以拿个二三十元钱”。
那段时间，邹龙军迷上了上网，在外面干活有了点钱就去上网。为省钱，他常常白天在家睡觉，晚上11点再到网吧“包夜”，“有钱了就出去玩，没有钱就在家睡觉，过一天算一天。”邹龙军说，那段时间自己过着近乎自暴自弃的生活。
“黑户”烦恼 去年，邹龙军的妹妹准备和谈了几年恋爱的男朋友结婚，因为没有户口，不能办理结婚证，虽然最终还是摆了婚宴，但一家人却心病重重。
随着年龄的增长，邹龙军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他想找个工作，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因为没有身份证，他在求职路上四处碰壁。
2002年的一次，邹龙军路过红钢城，看到一家宾馆招聘保安，他跑去应聘，体检都合格了，但在办理入职手续时，单位要他出示身份证。尽管邹再三解释，但负责招聘的主管却不肯录用。从这时起，邹龙军才开始感受到没有户口的烦恼。
此后，邹龙军通过熟人介绍，在武钢获得了一个当临时工的机会。虽然收入不高，但毕竟每个月有一笔固定收入。可没过多久，厂里要为工作人员办理出入证，需要身份证号码，邹龙军因此再一次失业了。
2003年，年满18岁的邹龙军跟着师父学电焊。由于聪明好学，他很快就获得了赏识。几个月后，师父在邯郸接了一个工程，希望邹跟他一起过去。按师父的说法，就算当学徒工，一个月也可以拿600元，学成之后一个月的收入超过2000元。正当邹龙军憧憬着美好生活时，师父要他带好证件的嘱咐，让他再次陷入失去工作的烦恼。
这一次，邹龙军非常苦闷。
由于情绪低落，他常常在附近一个网吧包夜上网。时间长了，网吧老板都跟他很熟了，知道情况后，这位主管非常同情他，让他到网吧上班。尽管收入不高，但毕竟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
除了找工作以外，生活中的邹龙军也常因没有身份证而遭遇尴尬。
去年，一位外地朋友到武汉，邹龙军带他去招待所住宿。办理登记手续时，朋友发现身份证没有带，让邹用他的身份证登记，当邹说自己没有身份证时，朋友难以置信，最终他们只能尴尬离开。
在网吧上班后，邹龙军为了存钱，就想到银行办张银行卡，结果因为没有身份证不能办理，他不得不用母亲的身份证开户。
真正让邹龙军意识到户口问题的严重性，还是妹妹的婚事。
去年，邹龙军的妹妹准备和谈了几年恋爱的男朋友结婚，因为没有户口，不能办理结婚证，虽然最终还是摆了婚宴，但一家人却心病重重，“没有结婚证，就不受法律保护，万一两人感情破裂，怎么办？”
事实上，问题还不止如此。邹龙军妹妹的孩子出生以后，同样上不了户口，看着天真可爱的外甥，邹龙军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已经体会到"黑户"的难处了，难道让下一代继续当"黑户"？”
现在，邹龙军也谈了女朋友。女友没有嫌弃他家里的条件很差，只是偶尔会催促他早点把户口办下来，“她希望我们攒点钱，过两年能够合法的结婚”。
申办户口“持久战” 在第一次找工作受挫之后，邹龙军就开始四处打听办户口的事。但跑了几圈，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办理户口，成了邹家人最大的心愿。在邹龙军第一次找工作受挫之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办户口的事。
由于父亲的户口在青山区厂前街，且他家也在厂前街住了20多年，邹龙军最初找到厂前派出所。在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告诉他，按规定，要上户口，不仅需要他父母的结婚证，还需要他的准生证、出生证等，可是，这几个条件邹龙军一样都不具备。
为了办户口，邹龙军想到了让父母补办结婚证。当时，他父母关系并不好，何况几十年都过去了，也没有想到办结婚证，但看着孩子找工作不方便，甚至连婚也结不了，父母很难过。最终，在邹龙军的劝说下，年过六旬的父母补办了结婚证。
按照派出所的要求，邹龙军带着父母补办的结婚证，又到社区开了证明，可当他再次找到派出所时，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根据政策，不能上城市户口。
按有关规定，凡1998年7月22日前出生的人口只能随母亲上户口。而邹龙军的母亲户口在青山区和平乡。“不能上城市户口也无所谓，只要有个户口就行。”邹龙军说，尽管已在城区生活20多年了，备受“黑户”身份困扰，他已不在乎是不是城市户口了，只要有个合法的居民身份证，能出门打工、能结婚生子就够了。
带着这种想法，邹龙军找到了和平乡派出所。派出所相关人员告诉他，要上户口，必须要其母亲所在地新武东村接受。“我去找了新武东村村委会，可村长以我母亲已迁至落雁派出所为由，不接受我。”而落雁派出所户政科工作人员则称：“虽然邹龙军母亲的户口迁至落雁派出所，但还是新武东村人，要办理户口，必须有村委会的证明。”
跑了几圈，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无奈之下，邹龙军拨打了市长热线反映自己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媒体也给予了报道，有关部门表示将尽快解决。
尽管邹龙军满怀希望，却迟迟没有消息。多方奔走之后，他才知道，此前武汉市公安局曾将他的材料转给相关单位办理，但办理过程中，由于他留的电话无法接通，导致没有办成。
“一个月内一定办好”
现在，邹龙军办理户口的资料已在其母的户口所在地东湖风景区公安分局，一个月内，他们兄妹就可告别“黑户”。
9月初，邹龙军再次将相关材料交给公安部门，为了保证联系顺畅，他在相关材料上，留下了四个联系方式。
昨日，记者再次拨通邹龙军的电话，他告诉记者，他的户口有着落了。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户政科王科长告诉他，他的户口资料已经移交到市公安局有关部门，现在办理户口的资料已经在邹龙军母亲的户口所在地东湖风景区公安分局，一个月内，他们兄妹俩就可以告别“黑户”的日子。
“我现在就盼那一天快点来临。”邹龙军兴奋地说。
对话
“要宽容对待"黑户"现象” ——访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尚重生 长江商报：您怎么看待邹龙军这样的“黑户”现象？
尚重生：由于非婚生子、违规生子、户籍丢失等种种原因，“黑户”成为现代社会一种相对较普遍的现象，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法律身份”，没有“法律身份”就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就上不了学、结不了婚、找不到工作，而且“黑户”的下一代还是“黑户”。
长江商报：从社会学来看，户口对一个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尚重生：我认为户口只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人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因此不管一个人是否具有合法的户口，都不能忽视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更不能忽视他作为一个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公民权利。
长江商报：“黑户”一方面同样享有基本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又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证明。
尚重生：“黑户”也是中国公民，理应平等享有其他公民所共同享有的一切权利。我个人认为，社会应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黑户”现象，采取赦免措施。“黑户”本身对社会并没有危害性，户籍管理部门应该给他们上户口，这样反而有利于社会管理。就目前的社会现实而言，“黑户”现象多存在于弱势群体，没有必要给予惩罚性措施，应宽容对待。
长江商报：这样会不会误导或鼓励更多“黑户”出现？
尚重生：我觉得这种宽容不会起到误导作用。黑户现象多发生在特定家庭、特殊群体身上，并不具有普遍性和模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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