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字承载一段往事,一段往事铭记一页历史,而历史的加法与减法,经历了时间的祛魅之后,蓦然回首,往往会感觉竟然不堪生命承受之轻。
行进在连绵百年的历史三峡中,涵盖法制在内的器物、制度与理念的变革,则是对“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纠结与应对,其间,法政精英浓妆登场与人世浮沉,折射出大时代下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血脉相连,观乎法政学人依依往事,更多的记忆与纠葛,大风大浪冲刷剥离之下的价值与理想,人生与人心,每每令人低回叹咏。
本刊特辟法政往事专栏,向读者展示那段不应尘封的往事,唤醒人心深处的记忆
不“打”不相识 ———王宠惠与梁启超的一段轶事
陈夏红
1900年前后,二十出头的王宠惠受秦鼎彝之约,前往日本与革命同志编辑创刊未久的《国民报》。王宠惠在其中担任英文编辑。此时,王宠惠刚刚从天津北洋大学法律系以全年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到东京不久,王宠惠收到这么一封信:“我才从檀香山回到日本,听说你很有名气,很想见见你。希望你接信后,能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里,到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来叙谈。”这封信署名“梁启超”。
对于王宠惠而言,梁启超这个名字,也就是在上大学期间听说过而已,谈不上熟悉,更遑论想起他是做什么的。和他同住的秦鼎彝回来之后,他忙问秦鼎彝有关梁启超的情况。王宠惠、秦鼎彝等此时俱已成为革命党人,因此秦鼎彝对梁启超的介绍也就充满对立:他是保皇党的头子,在海外专门拉拢留学生和华侨,替光绪皇帝做事。这种开场白提醒王宠惠,梁启超是维新运动的主力干将。可见秦鼎彝对此“维新”极其不屑,认为其不过是想保持皇族,在政治上稍微变通一下而已。
对于梁启超信件中的傲慢态度,王宠惠也颇不以为然,回信指责梁启超:你既是一党的党魁,就应该礼贤下士才对,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基本的礼节。现在,你居然就想用一封傲慢的信,指使一个素昧平生人去拜见你,这是对“有名气”者的态度嘛?先生,这只使接信者难堪罢了。
梁启超收信颇为纳闷。要在平时,尽管梁启超已经是过气的名人,但一般人要收到他的邀请信,都会屁颠屁颠跑过来求教于膝下。而王宠惠却不一样,不光不招手即来,反而如此抢白他的失礼。思索再三,梁启超还是给王宠惠回了一封信:我上次的信件,因为在匆忙之中写出来,有了疏失。倘若有什么不敬的地方,还请你多多海涵。今天我再诚心邀你前来寒舍小叙,不知道你是否方便?……
收到梁启超的回信,王宠惠与冯自由商量去还是不去的问题。冯自由对梁启超的评价不像秦鼎彝那么偏激,认为梁启超的学问、思想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冯自由还提及梁启超新著《英文汉读法》,近期在坊间大受欢迎,梁启超扬言只要读过这本书,按照里面的道理去学习英文,只要几个月就可以翻译英文了。王宠惠择期前往拜见梁启超。
寒暄之后,梁启超忍不住又开始托大,认为王宠惠学在北方,而又助南方革命党人做事令人费解。而王宠惠则颇为机智地告诉梁,中国只有一个,不分南北东西,南方北方不应该自行划分,尤其是他生长在南方,那边离他的血缘更近。梁启超又告诉王宠惠,加入《国民报》,和革命党人混在一起有点浪费年华。王宠惠谦虚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还年轻,应该四海为家。梁启超担心王宠惠走错路。王宠惠反问:“我走大路,怎会走错?”梁问:“你说大路,是指什么?”王宠惠对曰:“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大路通北京。”梁启超一听马上开心了,“那很好啊,北京有皇帝在,前途光明啊!”王宠惠忍不住叹息:“王景虽在,日薄西山,好景不长啊!”
两人随即聊起了英语学习的事情。王宠惠问梁启超:“听说您到过檀香山,曾在那边学习过英文?”梁启超大大咧咧地点了点头。随后,梁启超简单讲了一下,学英文是跟随何蕙珍女士学的,没用几个月便已经精通。话头又转到梁启超写的《英文汉读法》,梁启超顺手拿出一本指给王宠惠看,特别解释其深得学习英文的秘诀,特别以初学英文阶段十多个大类,编写成该书。梁启超不忘做广告,一般不通英文的人看了这本书,要不了几个月就能翻译。
王宠惠拿在手里翻了几页,随即郑重地告诉梁启超:“你是卖书的,而不是研究英文的。”梁启超面有愠色。王宠惠用英文告诉他,你这里面讲英文跟中文比较特异处之一是把一句话倒过来说,而实际上呢,不颠倒的语言文字也很多,这不是谬误嘛!
梁启超的听力显然不行,听王宠惠叽里呱啦说了半天,完后再弱弱地问一句:“你讲了些什么呢?”王宠惠用中文重述了一遍刚才的大意。梁启超听罢即面红耳赤,从王宠惠手里接过那本书,哧啦一下一撕两半,丢到窗外。随后心悦诚服地告诉王宠惠:“英文如此复杂,要不是你指点我,我几乎要误人又自误呢,怪不得《国民报》请你做英文编辑。”“我大学毕业时英文是满分”,王宠惠颔首一笑。
从此之后,梁启超纵然著作等身,但再也没有提过那本《英文汉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