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正向就业安全感靠拢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后几年，全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而在现有经济结构下，每年只能供给1100万至1200万个岗位，劳动力供大于求矛盾十分尖锐。

　　由此，就业安全感似乎成为一种稀缺感觉，尤其对于靠就业来保障基本生存的普通人来说，职业安稳对于整个人生都具有重大意义。而现实生活中劳方与资方的博弈总是时时存在，作为职场弱者，强烈渴望能获得就业保护，期盼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就业安全感。

　　明年1月1日同期施行的两部新法《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正是基于促进就业和谐的目的诞生的，政府在就业中的职责被明确化，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得到了更加有效的保护，两法的出现，给了劳动者一个甜蜜的期许，相信通过制度、法律等层面的不断努力，就业安全感会像一个寻常微笑一样伴随人们身边。

　　一个非典型农民工维权样本

　　■ 本报记者 宋 扬

　　“豁出去了，就算不干了，也得把属于自己的权利争取到。”9月14日，当李文得知自己的26名同事集体撤诉时，她咬咬牙恨恨地说。而撤诉的理由是得到一个尚未实现的补缴养老和失业保险的承诺。

　　就业“陷阱”

　　今年25岁的李文，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已经有8年。李文的家在湖南省邵东县的一个农村。1999年8月，她开始在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工作。（2000年4月，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医院随之更名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相对于其他进城务工人员，工作稳定，连续8年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这在工作流动性很强的农民工群体中是少有的。而且相对于某些农民工的遭遇，李文也从不会被拖欠工资。

　　在工作中，李文颇有收获。李文现在的工作岗位是实验室助理，主要工作是计算机录入，并参与一些科研项目。虽然李文只有中专学历，并且所学专业也与医学毫无关系，但8年的工作让她不但“学到许多医学知识，而且在科室内可以独立承担科研项目”。

　　为此，李文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但她也渐渐发现作为一名农民工所承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在工作过程中，李文认识了律师、法律志愿者。通过与这些人的交往，她了解了更多的关于劳动者权益的知识。

　　李文发现，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颁布的９９号文和１２５号文，规定了用人单位应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1999年5月17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９９号文），2001年8月27日发布的《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１２５号文），都先后写明，用人单位应为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员工（包括有本市或外埠农村户口的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而自己在北大医院工作了8年，虽然有工伤和医疗保险，却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与李文一样，同是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的农民工于丽也发现自己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同在一起工作的城镇户口的同事都有，惟独我没有，为什么呀？”为此于丽问了一些朋友。从朋友处，于丽得知单位应该为自己办理养老和失业保险。

　　而在她们手中拿到的劳动合同中明确写明，双方按国家和北京市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甲方为乙方办理有关社会保险手续。并且养老、失业、工伤、医疗四项中，前三项均画了勾。

　　当大家发现有两份合同上规定的社会保险没有给办理的时候，另一个问题也被暴露出来。李文与于丽虽然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是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签订劳动合同，而是与北京真诚洁护劳务服务部（简称劳务部）签订的。

　　根据营业执照显示，北京真诚洁护劳务服务部成立于1999年12月，是一个独立注册的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高路群。经营范围主营是为临床提供卫生护理人员、存车，机构的办公室也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二住院部内。

　　李文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显示，真诚洁护劳务服务部有农民工476名，分布在北大医院的各个科室，从事护工、技术员、计算机录入、搬运药品等工作，这些人工作时间多的十几年，少的一两年，但都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也就是说，大家一直没有在意自己的劳动合同是跟谁签订的，如果要追讨养老保险权益，这些农民工只能找劳务部而不是医院。

　　8月25日下午，近30个劳务部的员工凑到了一起，商量关于上养老保险的事情。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是因为有人听说高路群今年要退休了，大家担心，一旦高路群离开了，解决保险问题就更加难办，大家决定采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单个人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起做，应该会有结果的。”就这样，李文与她的农民工同事开始了维权之路。

　　脆弱的集体维权

　　8月27日中午，8个人在医院第二住院部设备科的空房里再次碰头。李文找来了在北京打工妹之家认识的法律工作者张志强，张志强曾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帮助农民工打官司、维护权益。

　　大家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一是劳务部给这27人补交保险，二是27人被集体开除，三是开除几个人、杀一儆百。分析了种种利弊后，大家决定由张志强担任代理人，到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投诉此事，由李文协助张志强进行投诉。

　　“大家态度那么坚决，我想帮大家做这件事。”李文开始了为这件事的忙碌。李文和于丽完成了收集举报人身份证、委托书、授权书等工作。最终，共有27人在举报书上签名。

　　8月29日下午近4时，李文与张志强来到西直门附近的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接访中心。由于当时时间已经接近下班，只是立案而没有填写具体的表格。翌日，李文与张志强再次前往。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稽核科主任罗春林接待了他们。罗主任表示，如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一定会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9月3日，在举报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下午，李文接到高路群电话，高表示让李文去她那里。李文明白，一定与举报的事情有关。

　　“高路群突然问我，有一个事问你，27个人，打官司有你没有，我说有。她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法律规定我们应该有。后来高路群指着我鼻子对我说，你们农民工就是没有养老保险。”李文回忆当时的场景。

　　当晚，并不住集体宿舍的李文前往集体宿舍，与大家一起讨论对策。

　　“当时大家都表示，坚持要保险，就算工作没有了，也坚持要保险。”李文说。这之后，又有36人加入维权的行列、签署了委托书。至此，维权的农民工已经增至63人。

　　9月7日下午5时30分，在医院第二住院部的新楼，高路群组织首批举报人开会。高路群表示，农民工上养老保险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不给他们上。

　　此时的高路群已经知道将举报书送往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人正是李文，并且还知道她找大家签委托书。在她看来，李文是此次举报事件的带头人。

　　“相对于那26人，高路群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李文说。

　　“高路群禁止李文去集体宿舍，并且警告集体宿舍的人，不要再让李文去他们那开会，不然就要搬出宿舍。同时，高路群将举报一事告知李文所在科室的主任。”另一位熟知事情过程的农民工说。

　　“主任找到我，希望我不要再参与举报的事情，不然就找人替代我的工作。”李文说，别人可能怕失去工作。一旦被辞退了，就要从宿舍搬出来，同时失去了工作和住宿的地方。“我在北京有亲戚，即使被辞退，也可以住在亲戚家。而且我肯定能找到别的工作。”李文说，她已经什么都不怕了。

　　要权益还是要就业？

　　9月10日下午，正在上班的李文接到于丽的电话，说高路群通知举报的27个人下午5点半左右到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谈养老保险的事。

　　下午5点半，十几个劳务部的员工前往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过了下班时间的罗春林正在等他们。罗春林表示，劳务部答应给农民工上保险，但需要一段时间处理这件事。

　　之后，李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举报之初，李文在稽核科填写举报人时，原来表示愿意担当举报代表的李红欢给李文、于丽分别打电话称不愿意担当举报代表。“于丽说那就写她的名字吧，于是我写了于丽的名字。”李文说。

　　但于丽对记者表示，她并不知道自己是举报代表人，因此在稽核科时，她希望撤销自己的代表资格。“要不到保险，大伙都会埋怨我这个代表的。”

　　在撤销自己代表资格时，于丽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举报书上写了“撤销此表”几个字，这几个字意味着27人的举报就此撤销。

　　“高路群已经给医院打了报告，我们会与他们协商解决。”9月14日，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稽核科主任罗春林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虽然农民工撤诉了，但他们会继续关注、跟踪此事，直至问题解决。

　　至于会在多长时间内解决该问题，罗主任表示，根据相关规定，应该在受理之日起60日内完成。但遇特殊情况，也可以延长30天的时间。目前，举报的27人都在等待处理结果。

　　9月14日，记者前往劳务部的办公地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第二住院部。高路群不在办公室，记者表明来意后，她的同事打电话询问她，她表示不接受采访。

　　虽然高路群表示会给员工们补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但无论李文、还是于丽都对记者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职工们与劳务部的合同都是一年一签，因此在今年12月，大部分人的合同将期满。而现在距12月也仅有3个多月的时间。“劳务部一直拖着，拖到12月不再续签合同，到时该怎么办呢？”李文说。

　　“我一定会坚持拿到养老保险的，就算辞退我，也要补偿养老保险的钱。”李文说，但是生活在集体宿舍中的其他农民工呢？要权益还是要就业，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话题，而生存现状、缺乏安全感的就业环境，让他们不得不暂时熄灭维权的念头。

　　（文中李文、于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