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松：国画思变

　　刘国松：国画思变

　　我并不是不尊重传统，我很热爱传统，但国画到了今天，不得不变，要不然死路一条。

　　撰稿／王悦阳（记者）

　　台湾画家刘国松一直被视为“现代水墨”的开山者与带头人，在将近一个甲子的时间里，他专注于现代水墨的探索与实验，对古老的中国水墨画的继承发展与变革创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07年9月，刚结束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个人画展，刘国松便带着“水墨新动向——台湾现代水墨艺术展”来到四川成都，隆重举行它的大陆首展。21位台湾艺术家的集体亮相，显示了台湾当代水墨艺术的整体水平。75岁的刘国松身着中装，声如洪钟，神采飞扬，虽年逾古稀，但对于“现代水墨”的革新仍孜孜以求，令人感动。

　　水墨是中华文化的基因

　　新民周刊：这次为何会带这么一个大队来大陆举办“台湾现代水墨艺术展”？

　　刘国松：台湾当代水墨艺术的发展道路，在今天可谓崎岖不平。最严重的阻力，就是受到当局泛政治化“本土意识”的影响，陈水扁等人甚至抛出了水墨画“不属于台湾本土”的论调，这对台湾现代水墨艺术的发展极为不利。我对于这样带有分裂思想的言论很不满，并多次据理加以反驳，指出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制造的怪论。我坚持认为：台湾现代水墨画，是在继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真正属于台湾乃至中国的“本土绘画”。也因为这样的坚持，我才会带队来大陆举办画展，我要用行动证明：台湾现代水墨画，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将其与中华文化割断。

　　新民周刊：您对于本次画展的整体水平有何评价？

　　刘国松：本次参展的台湾水墨画家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人，基本展示了台湾当代水墨艺术的全貌。但说实话，艺术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互存，有待提高的地方很多。

　　新民周刊：作品质量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刘国松：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艺术家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水墨，不只是创作材质、黑白颜色，更代表着中国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基因。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往往仅把水墨作为艺术作品的表现手段，一种技法，却完全忽略了它所特有的文化意蕴。相反地，在西方已很有成就的艺术家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目前倒开始了水墨创作，他们正是看到了水墨发展的巨大空间啊。

　　文人画就是外行画画

　　新民周刊：您很强调传统笔墨对国画发展的影响，而您本人恰巧又是“新水墨画”的直接倡导者和旗帜性人物。您觉得两者矛盾么？您是怎样看待传统笔墨与“新水墨画”之间的关系的？

　　刘国松：的确，我很尊重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国画近千年的辉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绘画受到文人画观念影响太深，片面强调书画同源，追求书法入画。这一标准其实断送了一批有创意的画家。文人提倡的“潇洒逸趣”，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并不会画画，仅仅将绘画视作业余的、休闲的消遣，强调趣味。因此，文人画最终也就成了外行人画画。

　　所以，我有必要提出：水墨画到了21世纪，必须要变了。为什么？社会不一样了，我们的画也应该不一样。我们不是生活在明清时代，我们生活在现代。思想、生活不同了，画家们还完全坚持文人画的衡量标准的话，那样生长的土壤就会很少，前面的路就很短了。

　　新民周刊：但似乎您并不赞成“全盘西化”？

　　刘国松：我前面说了，我们生活在现代，不是明清时代。但你想过没有，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纽约、巴黎啊！我们生活在中国，怎么可能完全用西方的艺术观点来绘画？艺术家如今面对的，既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也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这一横一纵两条脉络的交叉点在哪里？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中国！因此我们应该想明白：我们要画什么样的画。我在1961年就提出了“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方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如今过去了40多年，但我觉得这番话至今仍有着警世意味。批评模仿传统是不对的，难道模仿新潮的就正确？反对学习中国传统绘画，难道抄袭西方艺术就是正确的？

　　作为中国人，我看到了本国传统艺术的保守落后一面，于是没有往这条死路上走。但我们却换汤不换药地去模仿西方人！而且这一模仿也只能是表面的模仿，我们根本无从了解西方艺术的传统精神，而且更为可怕的是，我们认为“新”的艺术，恰恰是西方艺术的“旧”！

　　我就拿目前国内最新潮的装置艺术来说吧。其实在西方，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出现这一艺术门类了，根本不是什么新的概念！记得我1966年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观看的第一个装置艺术展览，真的让我很感动，我能感受到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式给人们带来的强烈震撼与冲击。可是，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装置艺术在西方就好比文人画在中国，走进了一个“原地打转”的怪圈圈。人家都已经走不出来的东西，我们还趋之若鹜，硬要朝里面钻，这种“跟屁虫”的行为，能出来什么好的作品？

　　跟着西方艺术走下去，我们永远是“小兵”，成不了“大将军”的。我们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如此丰厚的传统，虽然中国画衰落了，但不能否定其本体。于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开始了艺术上的回归，并提出了中国画的现代化。为此，我特意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古人的用笔用墨，试图找出文人画笔墨的精神。最后，我发现了三个特征：第一，在元朝以前，创作群体往往是职业画师或画匠。但自宋元开始，创作群体一定是士大夫阶级；其次，艺术家必定都是男性，很少有女画家，而所谓的女画家，不是官太太就是妓女，在艺术史上完全没有地位。可以说，中国美术史基本都是男性艺术家群体所书写的；第三，艺术家必定是老年的，笔法与意境的苍老古朴是衡量艺术标准的尺度，往往越老画得越好。这三个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中国画到了今天，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非用“重药”不可。文人画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了过去的文人，也不可能再有以前文人那样的感受，因此绘画技法不应该再如此狭隘。

　　不要曲解我的观点

　　新民周刊：您对大陆现代水墨的发展有什么印象？与台湾当代水墨有何异同？

　　刘国松：台湾当代水墨的起步比大陆早了将近20年，但从目前来看，大陆的现代水墨发展得相当不错，已经比台湾要好。上海的艺术家陈家泠、仇德树，以及广州、北京的艺术家们，都有着全新的开拓与发展，我觉得非常可喜。

　　新民周刊：说起大陆“新水墨画”的倡导者，恐怕要数吴冠中先生了。您怎样看待他的国画作品？

　　刘国松：很早以前，我就非常关注吴冠中先生的艺术创作，并曾撰写万字长文，向港台读者介绍他的作品。尽管我们都倡导传统国画的革新，但他的绘画和我还是很不同的。毕竟吴先生是学习西画出身的，尽管我也学过西画，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国画里探索，这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绘画最根本的不同之处。

　　新民周刊：对于吴冠中先生著名的“笔墨等于零”的理论，您有什么看法？

　　刘国松：我觉得许多人对吴先生表述的这个观点有不少错误的认识，这其中有的人是误解，有的则根本就是故意歪曲。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提出“革毛笔的命”，目的是想在理论上倡导艺术家们不要迷信手中的毛笔，不要走形式大于内涵的路。但很多人都歪曲到实际工具上了，认为我要放弃使用毛笔！吴先生“笔墨等于零”的观点也是如此，他的本意其实指的是古人的笔墨非常好，但那不是现代画家自己的东西，因此等于零。画家要创造自己的笔墨风格，是很有道理的。

　　新民周刊：在您六十年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中，有什么遗憾么？

　　刘国松：我为“把中国画推向现代”鼓吹了一生，但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仍然有人不理解我的真正用意，甚至曲解我的表达。我并不是不尊重传统，我很热爱传统，但国画到了今天，不得不变，要不然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