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席锋宇
“党如同大海，共产党员个人如同大海的浪花。每个党员应该像爱自己的母亲那样爱党，为母亲的生机活力和健康而竭尽全力、在所不辞。”黎秀芳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承诺，把对党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坚定信仰，化作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在护理事业上整整奋斗了一生。
“热爱自己的专业，就要有一种孜孜不倦、执著追求的拼搏精神”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护理事业，管理制度不健全，由于医护人员未能根据病人的不同病情实施相应护理，一些危重伤病员常常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护而死亡。
为了寻求科学的护理方法，减少病人的死亡率，黎秀芳白天精心照顾伤病人员，晚上手提马灯挨个病房巡视，随时记录当天的护理工作情况。反复观察、思考、总结、实验，经过无数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黎秀芳与她的同学张开秀一起创造性地提出“三级护理”理论(即根据病情把病员分成危重病员、重病员、轻病员三个护理等级)，提出了“三查七对”(即服药、注射、治疗前、中、后各查对一次，对床号、姓名、药品、剂量、浓度、时间、用法等)和“对抄勾对”(对：医嘱对病历牌及执行牌；抄：将医嘱转抄于执行牌和医疗记录单上；勾：抄完每条医嘱，在医嘱本上记以红蓝勾；对：做完每个医嘱都要核对一次)等护理操作规程。她们撰写的《三级护理》论文，在1955年第二期《中华护理》杂志发表后，很快被前苏联《护士》杂志刊用，在国内外护理界引起了轰动。
这套看似简单的护理制度，却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护理的基础。“三级护理”在全国推广并沿用至今，开创了我国护理制度的先河，使护理工作由难变易，由乱变治，减少了护理差错和事故的发生，降低了死亡率。
1981年，黎秀芳借赴美国探亲的机会，参观考察了加利福尼亚等地的11所护士大学和医院，学习了美国的护士教育与医院管理上的先进经验。她说，美国在七十年代就实行了责任制护理制度，并有“护理过程的实施方案”，我们国家也要尽快开展起来。为了普及责任制护理，她不顾病魔缠身，到南京主持举办了全军首届责任制护理学习班。她把所学到的知识和切身体会教给学员，使这种崭新的护理制度很快在全军得到了推广，对提高全军护理工作质量起到了很大作用。这项制度被医护工作者誉为神奇的制度。
1997年，黎秀芳在她80岁的时候，在为护理事业奋斗了62年的时候，收获了她这一生最重要的荣誉———第36届“南丁格尔奖”，全世界护理最高奖，她也是我军第一位荣获这项殊荣的人。
“护理事业是一项需要倾注爱心的事业” 1943年，黎秀芳在西北创办第一所公立高级护士学校期间，要求学生牢记“南丁格尔”名言：“护士工作的对象，不是冷冰冰的石头、木头和纸片，而是有热血和感情的人。护士必须具有一颗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她把这种教学理念一直坚守了半个多世纪。
1950年考入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高级护士学校的李淑贞教授已经72岁了，她担任着第二军医大学首届护理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她回忆说，在病房实习时，给一位病人擦背的她，由于没有把病人的被子盖好，将病人的身体露了出来。黎秀芳看到后，批评了她。“她说，等我擦完背，病人说不定就感冒了。作为护理工作者，一切要为病人着想。”为了培养学员的爱心，她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怎么观察病情，怎么说话，怎么操作，怎么抢救病人，她一一给大家作示范。她还说，护士不能只会简单的打针发药、铺床叠被。她说，只有具有高尚品德，有爱心、同情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能胜任护理工作。
黎秀芳担任护士学校校长后的首届学生郭维兰老人，至今对50年前校长给她们上课的情景记忆犹新。黎秀芳教学非常认真，她经常对学生们说，护士工作是精细艺术中最精细者，培养一个护士要像创造一件艺术品那样精雕细琢。她对护理人员的言谈举止、礼节仪表、生活情趣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在护理一线和护理课堂上，黎秀芳总是着装整齐，仪态端庄，就连随身携带的手绢，也总是清洗后晾干熨平，叠成平整的小块。
半个多世纪以来，黎秀芳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护理人才，先后教授过29个年级的护理专业，培养学生5000多人，不少人现在已成为全军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护理专家。
大爱无边，小爱留憾 一个印有南丁格尔半身画的小瓷盘是黎秀芳从南京迁校就带在手边的宝贝。她也终身以南丁格尔为榜样，未婚，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爱都献给了护理事业。对她来说，护理工作就是她的终身伴侣。
黎秀芳常说：“护理领域不仅仅在病房，也在社会；护理对象不仅仅是病人，也是常人。”这是对护理理念的升华，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护理领域的表现，是博大爱心的生动体现。
她把一生的情和爱都播撒给了部队官兵和各族群众，更将每一位学生、年轻同事当作自己的子女看待，在生活中给与无微不至的关心。
兰州军区总医院护理部助理员李娟不会忘记自己2001年休完产假上班的第一天，就收到黎秀芳送来的礼物：一双幼儿运动鞋和一条围裙。黎秀芳还曾经托李娟买过礼物，30盏台灯。送给曾护理过她的护士们。
黎秀芳这一辈子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党、无愧于事业，惟独只亏欠一个人的，就是最疼爱她的父亲。
父亲在1948年去台湾前，曾来劝她一起走，可是黎秀芳思考再三，因为放不下护理的病人，放不下学生，没有选择和父亲一起走。她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父亲的意愿，考取护校、来到兰州、拒绝去台湾。很多人都无法理解黎秀芳这种“决断”。她不是不爱自己的父亲，这份无奈的割舍背后是她对早已和她融为一体护理事业的无私奉献。
这一别竟是整整的44年，这一别竟是天人永隔，给黎秀芳带来终生的遗憾。1969年，黎秀芳父亲去世时，反复对家人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找到秀芳，接她回家。”1992年，黎秀芳母亲过世，她到台湾送别并祭扫父亲的墓。侄女黎烈芬说，黎秀芳久久跪在父亲的墓前，泪流满面，只说了一句话：“阿爹，我来了。”
“这是她们父女分别近半个世纪后，说的惟一一句话，是姑姑对爷爷的思念和内疚，可爷爷听不见了。此后每次和我打电话，姑姑总说，"要照顾好爸爸(黎烈芬的父亲，黎秀芳的二弟)！"寄托着她对爷爷的补偿。2005年姑姑病重那次，已经80多岁高龄的爸爸，执意回来看望他的姐姐。病床前，神志不清的姑姑，把我爸爸当成了爷爷，说："阿爹，我给你做饭，给你做饭！"听到这，我们都哭了。我知道在姑姑的心里，爷爷是她最大的眷念和内疚。”
从少女时代“提灯女郎”的梦想到真正的“南丁格尔奖”获得者，黎秀芳用她一生的耕耘，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和思考，我们究竟怎样生活和工作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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