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舟：“居民满意度”成首要指标的意义何在

　　“国家将会有和谐社会的量化标准，居民满意度将是考核社区和谐的首要指标。”9月27日上午，在中英（重庆）构建和谐繁荣的社区论坛上，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王金华副司长表示，我国正在研究制定和谐社会指标体系。（《重庆晨报》9月28日）

　　制定和谐社区标准和评测体系，建立健全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长效机制，把社区建设工作列入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各级干部年度考核指标和干部提拔晋升的重要内容——这种全新的社区和谐保障工作思路，让人眼前一亮。

　　从现实来看，与停留在红头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上的“宣言”相比，将社区和谐作为一项任务用制度明确下来，并细化分解成可考核、可监督、可对照奖励或者惩处的责任性数字指标，是一种颇具善治意味的管理进步。我以为，其“亮点”主要在于，以调动和提高政府自身的管理效能为切入点，强化了政府的管理责任，同时把公共服务的各项功能进行规范化，有助于将各项和谐远景平稳落地顺利实现。

　　也许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和谐，应该在法律和制度的规范运行中得以保障。诚然如此。但保障民生利益、确保民生福利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是政府管理不可推卸的责任，将社会和谐的各项目标置入政绩考核，又有何不可呢？

　　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和谐，目前尤其需要政府管理积极的责任跟进。以保障企业劳资关系和谐为例来讲，长期劳资关系不平等所造成的劳资利益分配不公正的积弊性“怪圈”，必须要依靠强有力的管理介入和制度推动才能打破——来自于政府的公权力力量依法介入劳资纠纷、分配制度制定等，增强处于弱势地位的职工的“权利底气”，这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要提高政府公权力对于职工利益全方位跟进的管理效率，“纳入考核”就是一个自我激励、引入监督的好办法。正因如此，山东省政府近日出台规定，制定职工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考核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列入对各级政府及主要负责人的考核内容。

　　和谐社会需要量化考核的绿色指标。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绿色指标的可控式管理——刚性监督下的责任“量化”和“考核”，可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执行力，最大限度地保障民生利益，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看上去像是在搞数字游戏，其实却是极具可操作性的监督激励举措。在我看来，在更多、更科学的适应我国国情和社会实际的“制度”出台之前，尽快“量化指标”和明确责任就是推动社会和谐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