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绕国人三十载 此番心结何日了

　　张颐武

　　对于中国文化界的生态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我们也幻想它由中国人获得的一刻，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实，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却反而加重了问题。现在，起码在近些年，中国作家不会有这个希望了，这会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于是我们可以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奖了。

　　多丽丝·莱辛获奖了。这当然并不奇怪。多年来，她都是有实力的竞争者，实至名归，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然我们又会掀起一个介绍她的作品的小小热潮，然后就会归于沉寂。但我觉得，此时此刻，盘点一下中国人对于这个奖的态度，倒是别有意味的事情。

　　对于刚刚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来说，文学“走向世界”，是当时激进和关键的口号。

　　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进程的中心，就是对西方的开放，中国开始尝试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中国新一轮现代化的方案开始实施。在此时刻，一方面，新的个人解放的思想潮流开始凸现，另一方面，新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凸现，这种民族意识，在上世纪80年代强烈地表现为一种“落后”的焦虑。原来计划经济时代里的民族意识，作为“第三世界”斗争中心那种的责任感，开始被一种感到中国各方面落后的焦虑所取代。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感觉，强烈影响了文学的想象。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并不仅仅强调个人解放，反而是经常试图论证：由于没有个人解放，中国才没能赶上世界。这里的“世界”，其实是西方。我们将空间上的“西方”，视为一个时间上的领先者、一个在各方面都需要“赶超”的理想对象。而各方面赶超的想象，都需要新的参照系和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文学界，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这种关键的参照系。

　　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总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终点。这里，我们似乎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普遍性标准，一个举世公认的评判尺度。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一系列变化，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想象，开始展现一种最为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我们将一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为世界文学大师看待；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将没有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失败和困难的象征，将它视为我们自己仍然无法达到世界文学普遍标准状况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往往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挫折感、急切的焦虑。我们决心向它冲刺，以证明我们自己一往无前地走向世界的决心。

　　这种决心，使得我们强烈要求我们的文学要加速“现代化”。

　　当时，有关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热烈讨论，就是认定现代小说必须要有新的技巧，而中国小说的技巧，则还局限在现实主义传统中，无法和世界接轨。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的落后状况无法改变。“现代派“这一非常含混却极富吸引力的概念，一度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指标。

　　叶君健在该书的序言中表述：“充分掌握当前世界文学的潮流和活动，与世界的文学交流，进而参与世界的文学活动，无疑是我们从事各方面"现代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当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序第6页）他提出，应该将文学从“蒸气机”时代跨进“电子和原子时代”。从王蒙的所谓“东方意识流”小说、朦胧诗，到当时许多人尝试的象征小说（当时有石涛和谭甫成等一批象征小说的作家，都是这方面实验的范例），直到刘索拉和徐星的“现代反叛风格”写作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式的努力。这些努力，都显示了对于现代主义的强烈追求。而当时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的发掘，也指向了早期的中国象征派诗歌如李金发等人，及“九叶派”的诗歌和“新感觉派”的小说等等。这些多年被忽视的现代主义流派，突然表现出以往不存在的重要价值。于是，对于现代主义的追求，成为“走向世界”的关键，而诺贝尔文学奖则明显地成为“世界”的一个想象的标准和尺度。而高行健本人，最后其实也是靠着这样的“现代主义”，得到了这个奖。

　　与此几乎同时，文学界又意识到，中国的“落后”造成了中国和西方文学的距离。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则提供了另外的借鉴。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获奖，对中国作家的震撼极大。他将拉丁美洲独特的文化和想象力与西方式现代主义技巧相结合的创作，能够得奖的事实，让中国作家看到了一条“赶超”之路。1985年之后的“寻根”和莫言及贾平凹等人的小说等潮流，显然深受这方面的影响。中国的作家们希望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最终“走向世界”。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中，这种“走向世界”的想象，强烈地构想了一个“世界”之外的中国文学，和在如此世界中我们的挫败感。这些，都提供了一种异常微妙的表述——一方面，是强烈期望得到肯定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复杂的心态，都凸现在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不断期望和不断追求之中。这一切，显示了我们的天真和单纯，也显示了我们的简单和片面。一切都是一个变化和转型中的大时代的文化后果。

　　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直也没有衰减。

　　上世纪90年代初叶，有两件具有意味的事还值得一提，一是当时以写流行的通俗抒情诗赢得少男少女喜爱的汪国真，也宣称决心写出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二是中国出版的一本豪华本文学杂志《大家》，明确宣称以追求诺贝尔文学奖为目标，而且每期都以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为封面人物，这也足以说明中国文化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极度关切。这种关切，一方面夸大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将中国人得奖视为“为国争光”的行为。

　　我们一面有强烈的对于西方文学标准的认同，一面则又用强烈的民族感情来解释这个奖。我们用诺贝尔文学奖来论证中国文学由于表现人性缺少深度而无缘获奖，同时又有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不屑一顾。于是，一种“诺贝尔情结”强烈地控制了中国文学，这个情结，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是一种又期待又恐惧的心理。

　　对于中国文化界的生态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我们也幻想它由中国人获得的一刻，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其实，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却反而加重了问题。现在，起码在近些年，中国作家不会有这个希望了，这会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于是我们可以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个奖了。

　　中国文学的问题仍然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