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执政进入“垃圾时间” 为政治遗产头疼不已

　　后布什时代的对外战略走向取决于伊拉克局势、反恐战争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动向。

　　小布什在白宫的任期还剩下最后的一年多。作为连任的美国总统，他已不可能再参加下一任美国总统的竞选。从历史的经验看，连任总统的最后一两年往往会成为执政的“垃圾时间”，如今的布什恐怕也不例外。

　　正为自己的“政治遗产”苦苦奋斗

　　首先，去年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彻底决定了布什的“跛鸭化”。民主党抓住了伊拉克战争和共和党的腐败问题，去年一举赢得了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的地位。国会掌握着美国政治的重要权力——拨款权、人事审批权、条约批准权，等等。这些权力落入民主党手中，布什行政当局的内外政策就不得不面对来自立法机构的强大制衡。国会制衡力的一个立竿见影的表现就是去年12月时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和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博尔顿辞职。

　　其次，提前开场的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分散了布什身上的聚光灯。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自1952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没有现任总统或副总统参加的完全“开放”的一次选举，这次大选的竞争很早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早已对布什感到失望和厌倦的美国民众纷纷把希望和注意力寄托在这些未来总统候选人身上。

　　最后，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领域，布什的保守路线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伊拉克战争结束四年之后，美军依然深陷乱局无法脱身。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布什政府当年在这场战争中欺骗了他们，3／4的美国民众对战争的前景表示悲观。在内政方面，2005年10月的卡特里娜飓风事件成为一个转折点，人们普遍质疑布什的保守主义只限于照顾富人的利益而对广大平民的疾苦置之不理。

　　布什进入“垃圾时间”的一个明显的迹象是执政团队已经树倒猢狲散。目前，布什正在为自己的“政治遗产”苦苦奋斗。今年以来，围绕伊拉克问题，民主党频频向布什政府发动攻击。民主党占多数议席的国会否决了总统对外贸易谈判的“快速通道权”。美国同印度达成的“民用核合作协议”、美国与韩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也面临着国会否决的压力。在伊朗问题上，尽管很多战略家意识到，拥有核能力的伊朗将是对美国更大的威胁，但是布什政府已经失去了发动第三场战争的政治资源，只能采取拖延的战术。

　　焦点依然是伊拉克

　　布什现在关注的中心问题依然是伊拉克，伊拉克战争与他的历史名声密切相关。今年年初，布什不顾中期选举失败的压力，置伊拉克研究小组的报告于不顾，逆民意而动，采取向伊拉克增兵的“巨浪”战略，企图用军事高压的手段在短时间内恢复伊拉克的秩序。这一以攻代守的战略在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达到了压制民主党的攻击、牢牢掌控伊拉克问题主导权的效果。时隔半年之后，布什总统邀请民主党头面人物访问巴格达，并亲自访问安巴尔省以显示增兵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前线指挥官也纷纷出面证明“伊拉克的局势正在得到改善”。2007年9月13日，布什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对伊新政策，一方面宣布从伊拉克撤出部分军队，另一方面宣扬美国必须在伊拉克继续坚持下去。

　　布什的对伊新政策表明，他已经不打算在任内解决伊拉克问题，而是作为一份遗产抛给下一任美国总统。客观地看，无论是布什，还是民主党的任何头面人物，都很难找到解决伊拉克问题的灵丹妙药。一方面，美国顶着维持伊拉克治安与问题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伊拉克政府软弱无力、内部矛盾一触即发。美国继续坚持下去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人力、财力和军力，而撒手不管则可能陷伊拉克于全面内战，甚至波及整个中东，美国的整个中东战略都将毁于一旦。如今最乐观的估计也认为，美国至少还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平息伊拉克内部的动乱。因此，后布什时代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命题依然是伊拉克问题的走势。

　　外交战略难以实现转移

　　毫无疑问，后布什时代的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摆脱伊拉克困境。这一任务能否完成取决于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伊拉克的治安状况能否改善？第二，伊拉克人能否独立承担国家统一和治理的职责？如今这两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刻地纠缠在一起。美国在伊拉克一方面遭到恐怖主义和反美武装的攻击，另一方面也被迫卷入伊拉克内部的教派和民族冲突的纠纷中。如何解决伊拉克内部的重重矛盾，如何在政治上稳定伊拉克局势，美国人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在后布什时代的美国对外战略中，伊拉克困境如越战的幽灵一般，恐怕不是一两任总统就能摆脱的。

　　在伊拉克问题之外，后布什时代的美国在广义的大中东地区还必须面对一系列紧迫而复杂的战略挑战，如伊朗核问题、巴以冲突问题、黎巴嫩和叙利亚问题、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的稳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归结到底都与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密切相关。因此，决定后布什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反恐战争的走向。过去六年美国采取的以武力和推广民主为核心的反恐战略不仅没有在根本上遏制国际恐怖主义扩散的威胁，反而激化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反恐战争越来越演化成文明、宗教的冲突，美国人必须时刻准备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决定后布什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走向的第三个因素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冷战结束后，由于失去苏联这样明确的对外战略对手，美国外交始终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布什执政之初，以赖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派提出要将美国的外交建立在真正的国家利益之上，把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中心。然而9．11事件的发生在一夜之间扭转了布什政府的对外战略方向，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取代应对大国崛起的威胁，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中心。由此可见，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始终存在着战略重要性与紧迫性不对称的现象。美国战略精英始终认为应对大国崛起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但是国内政治的压力总是把其他更加紧迫的问题凌驾在这一重要目标之上。

　　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9．11之后的美国不得不寻求世界主要大国的合作和支持。虽然作为当今世界的惟一霸主，美国对中国、俄罗斯等主要大国的政策始终存在接触与牵制、合作与防范并存的两面性，但接触与合作占据了主导面。世界主要大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也采取了以“两手”对“两手”的策略，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实施“软制衡”，这是由当前国际政治力量失衡的基本格局所决定的。在后布什时代，美国外交短期内还很难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其战略走向还将取决于伊拉克局势、反恐战争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动向。(余万里)

　　(来源：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