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在肮脏中干净地活着

　　来东莞为“十月文学奖”颁奖，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贾平凹：在肮脏中干净地活着

　　本报记者　蒲荔子

　　上个月出版新书《高兴》的贾平凹，近日被邀请来东莞长安镇，为阔别7年的“十月文学奖”颁奖。

　　颁奖典礼，读者见面会，签名售书，求字，宴请，再宴请，再再宴请……注重市场效应的长安镇把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疲惫的老贾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在走向酒店房间的路上，他又被一群人堵住，一摞书递将上来，最上面一列名单。于是，本来签上“平凹”二字即可以解决的签名问题，现在要加上“XXX先生雅正”一行。

　　所以，老贾对记者说，他喜欢住在乡下，“在乡下，我想走一步就走一步，不想说话就不说话，想躺下就躺下。”

　　虽然酒店所在地15年前是南国的农村，不过老贾没有躺下，而是跟我们谈起他的新书《高兴》。

　　缘起口袋装满纸烟去采访

　　旁白：贾平凹早先在老家陕西丹凤县棣花镇时，有个在同一个院子长大的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名叫刘书祯。两人初中辍学回乡务农，而后老刘当兵，老贾上了西北大学。老刘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老贾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做了文学编辑。

　　几十年后，老刘进城来找老贾，已经改名叫刘高兴，进城打工拾破烂。他触发了老贾写小说的兴趣，于是有了《高兴》这部长篇小说。

　　记者(下简称“记”)：在你小说的后记中，我知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刘高兴有他的原型，是你的同学。

　　贾平凹(下简称“贾”)：对，他本人叫刘书祯，迫于生计来西安打工，找不到工作就去拾破烂，现在改送煤了。

　　记：就是他触发了你写这个群体的冲动？

　　贾：不全是因为他，这是我生命的必然联系。从农村出来，经常会接触从老家来的亲戚。我们老家比较落后，出来打工的大部分都是干拾荒、拉煤这样最苦最累的活。我在《秦腔》出版之后就开始琢磨写写他们的生活，《秦腔》主要是写农民们如何从土地里一步步走出来，而《高兴》写的是走出来的农民们在城市是如何生活的。

　　记：这群人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贾：每个人都见过拾荒者，几乎都卖过垃圾，但一般都不会注意。写之前，我也经常和拾荒的人打交道，也曾招呼过他们上屋收报纸什么的。他们几乎一天也不会说一句话。他们从我们身边无数次走过，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没有人想过。真正接触之后，他们的艰难、他们的寂寞、他们的迷茫，让我感到震惊。这个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我于是想，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出路就是进城打工吗？进城之后，农民怎么面对城市，城市又怎么接纳他们？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花几千万，一个晚会花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记：你之前的书都掺有自己的体验，这本书的材料几乎完全靠观察而来，但在文中有很多传神的细节。比如“刘高兴”说城里人不会吃南瓜，喜欢买嫩的。这些细节是你花费了不少纸烟和真情的采访之后得来的，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吗？

　　贾：自从刘高兴来找了我一次，我们的往来就频繁了。每到下雨天，要么他到我家来，要么我到他租住的地方去。动笔写的时候，我就觉得仅仅了解刘高兴而不了解拾破烂的整个群体，纯粹只有萝卜是很难做出一桌子菜的。于是就开始广泛了解这个群体的工作。

　　这中间，文友孙见喜给我帮了大忙，他老家村里几乎有1／3的人在西安拾破烂。他帮我联系了一个亲戚，并实话实说是我想去他们那看看。这位亲戚开始是沉默的，说，他来像看耍猴一样看我们？要是作为乡里乡亲的，他啥时来都行，要是皇帝他妈拾麦子图个好玩，那就让他不要来了。我就告诉孙见喜，咱们完全是串门。去的时候，没有带笔记本，没有带录音机，也没有带照相机，而是在所有口袋里都装了纸烟。

　　折腾我也好多年仇恨城市

　　旁白：这部小说最早叫《城市生活》，又改成《刘高兴》，最后确定为《高兴》。五易其稿，25万字的小说，实际写了3年，100万字。老贾说，这是他写得最折腾的一本书。小说还未杀青时，还在西安靠拾破烂、送煤为生的刘高兴打电话给他说：“你写东西还这么艰难，我可写完你的传记了！”

　　记：这本书为什么写得这么费劲？

　　贾：主要是构思过程和写的过程比较费劲。2005年，我写完了第一稿，开头我是用第三人称的，是想和《秦腔》拉开距离。后来觉得用第三人称反而不自在，无法更真实。写了10万字，全撂了。

　　后来的改，主要是修改文里的情绪和议论。因为看到拾破烂的人在城里的处境特别困难，我很同情他们。我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城市和有钱人特别仇恨，写着写着就情绪化了，这不行啊！小说不能带有偏见性。我就全推翻了重新来。后来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上又重新推翻了几次，直到第4稿才基本成形，所以我说这部小说写得很费劲。

　　记：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情绪？

　　贾：我想写的是新农民，是一个农民面对城市的融合的态度。新农民的城市生活态度并不是带有仇恨情绪的，他们很乐观地去适应城市生活，而我想写的是这些人。但我自己写着写着，就受了那些仇恨的影响。我才发现，在我身上，其实好多年来，也有着仇恨城市的阴影。这样慢慢调整很久，才去掉这个影响。

　　新农民在肮脏中干净地活着

　　旁白：书中，刘高兴是个被置于苦命人阶层、但心地比莲花清高、怀有浪漫温情、人也生得清秀干净的快乐青年。别人只当报纸是破烂，他是把收来的报纸都要读一读，不忙的时候会吹箫遣兴。他有苦无怨，却也只能苦中作乐。最后，哀叹一声死去的老乡虽然不能做城里的人，却能做城里的鬼。

　　记：能否跟我们具体说说你写的新农民？

　　贾：刘高兴不是传统农民，传统农民是自私、落后、保守的，但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一般都高中毕业了，接触过新思想，作为个体和城市人没什么区别。

　　现在写新农民一般写那些带领大家发财致富的农民企业家。实际上，大部分农民是像刘高兴这种人，身上有很多毛病，也仇恨过城市，但他们知道思考，从另一个角度来平衡心理，就是融入城市。

　　刘高兴看了我的小说，说我是鲁迅，他是闰土。我说他不是闰土，闰土代表30年代的农民，他是现代的农民。

　　记：你觉得融入城市就是农民的出路吗？能融入吗？

　　贾：农民怎么面对城市，仇恨还是融入？这对农民是个很大的问题，可城市化是个改变不了的趋势，这中间必然要牺牲好几代农民的利益。

　　刘高兴总感觉自己是个城里人，他以为自己把肾卖给城里人了，发动机已经变成城里的了，自然也是城里人。他以为有个人移植了他的肾，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情节我开始写的时候没怎么想，回头读觉得这也是个隐喻：农民和城市很难融合，无论你如何想融合，也不会没有区别。你是穷人，看世界肯定不一样，你只能在这中间找一个平衡。环境就像个杯子一样，人性就像杯子里的水，杯子是圆是方的，人性就随物赋形。

　　记：你怎么看待这些新农民和他们的命运？

　　贾：乡下人并不缺少智慧，并不是不聪明，只是环境不一样。我就说，要是刘高兴当初考上了大学，来当作家，肯定比我写得好。要是我像他一样去当兵，现在拾荒肯定不如他，心态也不会这么好。

　　记：小说结尾处五富猝死，做不成城里人，是否暗喻你对城乡融合的悲观？

　　贾：不管他怎么高兴、怎么坦然面对恶劣的生活，他也只能在肮脏中干净地活着，依然无法融入这个社会，现实就是这么悲哀。

　　释疑有意去掉技巧性的东西

　　旁白：有人说，《高兴》少了《秦腔》的啰嗦，语言精准有趣，读来每每忍不住会心一笑，总是想着像老贾这样一个看起来憨厚木讷之人，语言怎么就那么有趣？也有人读后说，《高兴》是一部写苦难的作品，拿它当纪实文学看可能更好些，若是拿小说的标准去套它，就逊一些，整本小说写得跟主人公刘高兴的流水账似的。

　　记：小说开头和结尾刘高兴运五富的尸体回家的情节来源于新闻，又被拍成电影《落叶归根》，很多读者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大家熟悉的情节？

　　贾：当时在凤凰卫视上看到这则新闻，很震撼，心想这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后来有人来我这聊天，告诉我电影《落叶归根》已经写了这个故事了。我听了气死了，后来一想，他写他的，我写我的，我们俩写的完全不一样。

　　记：书中完全以第一人称自述，没有激烈矛盾，也没有大起大落。有人说故事太平淡，底层生活不会这么波澜不惊。

　　贾：题材决定了讲故事的方法，拾荒又能发生多少事？我基本上写的就是两三个人。我当时想，我就把两三个人写好，看看会怎么样。写作没办法面面俱到，要是总考虑怎么写出个典型来，绝对典型不了。我就是真诚地把自己看到的、感到的、印象深刻的东西写出来。

　　记：和《秦腔》的朴素却致密不同，这本书更加生动形象，中间有很多有趣的段子。比如拿着别人吃过的碗去盛汤，在身上抓到虱子等等。有人说这些段子有点耍小聪明，反而影响了人物的真实和叙述的流畅。

　　贾：段子不是很多，主要是想丰富五富这个形象。用捉虱子、拿别人吃过的碗盛汤这些细节，表现农民身上低级趣味的东西。

　　记：你在后记里说，有时你故意笨拙，似乎是江郎才尽式的不会写作地写作。这是为什么？

　　贾：写作到后面，技巧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某种程度上，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更加重要。面粉坏了，怎么做也不会好吃。

　　在《高兴》里，我有意去掉了技巧性的东西，本质性的东西多了。有的地方，我故意写得枯涩，写得粘滞，写得像不会写小说的人写的。因为任何生活本身就含着技巧，任何人物本身就是一种典型。就像我们生活中一样，最自然的时候，说什么话都是直接说的，不会想着法子让自己说得幽默一点。

　　生活作协主席就像一碗饭

　　旁白：写《高兴》，让贾平凹最深切的感受是精力不济了。“10年前写书，一天至少一万字，一个人躲起来写，没有电视、手机、麻将的干扰。现在一天最多5000字，还往往要写到深夜，早上离家时孩子还睡着，晚上回家孩子又睡着，常常好几天见不上娃的面，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应酬多、找的人多，根本弄不成事。之所以能比旁人有更大的毅力，是因为真正爱写作这个事。”

　　记：在中国作家里，你是最勤奋的人之一，几乎每一两年就出版一部长篇，是什么支撑着你？

　　贾：除了写作，也干不了别的事。写得多也不见得就是写得好，只是淘汰太残酷了，几年不写后面的人就一茬茬上来了。现在我50多岁了，既然还有写的欲望，写的冲动，就写下来。

　　记：有没有回顾过自己的写作，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宿命？

　　贾：回顾我的创作，从来没有大红大紫，但也一直被关注着。这不是因为我跟潮流走得近，恰恰相反，我写时也不考虑社会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之所以读者愿意跟着我走，大概就是因为我没有跟风，我比较真诚。

　　严格说，所有小说都应该是自己给自己写，我只是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没想到还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写《秦腔》时，开头就没想过要发表。如果写作不想着发表，没有功利因素，反而会写得比较好。

　　记：成名之后，应酬无数，这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贾：也经历了很多是非，慢慢就学会不去关心。比如现在有人老是模仿我写博客，还喜欢对这事那事发表意见，我也不想管。谈是非太浪费精力。

　　我不想太关注外部的东西，怕心乱了。我的社交能力特别差，你硬要我讲当然也不会浑身打哆嗦，但会紧张，有压力。

　　我喜欢到乡下去，更自在，城里一切都让我感觉不自然。在乡下，我想走一步就走一步，不想说话就不说话，想躺下就躺下。

　　记：刚刚当选陕西省作协主席，是什么感觉？

　　贾：当作协主席，就像一碗饭，没吃时觉得肯定很好吃，为什么给你吃不给我吃，吃了以后就会发觉其实也就那样。

　　记：你有没有想过后人怎么看待你的作品？

　　贾：这一代作家很幸运，国家大变革，社会大变化，素材特别多。可惜我本人水平有限。本来应该写出更大的作品。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成为经典，我也只是想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命运感，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高兴》经典语录

　　1.第44页：清风镇关公庙门上的对联写着：尧舜皆可为，人贵自立；将相本无种，我视同仁。

　　2.第71页：清风镇有“富油穷汉”的说法，凡是富人都是头发柔软又油乎乎的，凡是穷人整个夏天都是光膀子还叫喊着热。

　　3.第76页：“人家(文中指煤矿业人员)开会哩，她们(文中指清风镇的姑娘)来干啥？”“来服务呀！开一次煤炭会就有成批成批的姑娘尿尿都是黑水。”

　　4.第177页：五福骂道：咱这是寡妇尿尿，只出不进么！

　　5.第273页：鱼群里是有鲸的，鸟中也有凤凰。我没有生它们的气，但他们生活贫贱，精神也贫贱，真替他们可怜。

　　6.第281页：我说：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

　　7.第284页：往垃圾桶里吐痰，垃圾桶不嫌肮脏。苍蝇从来不怕不卫生的。

　　8.第341页：他说：白天拾破烂晚上卖煤能干净？我说：厕所里的蛆还白白的哩！

　　9.第365页：黄河里杀羊，刀割水洗！

　　10.第367页：风沙要刮就再往大的刮，把地皮揭起来，把西安变成一城的破烂就好了！

　　11.第435页：(属“后记”)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哩！

　　图：

　　贾平凹日前在东莞读者见面会上。　本报记者　苏仕日　摄

　　贾平凹新长篇《高兴》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