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如何友好：中国政府面临挑战

　　解读中国环境保护：从环境友好到科学发展观

　　1972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后，中国人的概念中有了“环境保护”这个词语，从接触这个概念，到“环境友好”与“科学发展观”，我们用了35年时间。

　　◎李鸿谷

　　1998年8月17日9时，长江沙市段水位达到创纪录的45.22米。

　　第二天，即8月18日，在国务院总理办公会上，当时的总理朱基提出根治水患——一个并非单独当下救治，而是长时段指向未来的32字综合治理措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泄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堤坝，疏浚河道。”而首要是，“全面停止长江、黄河流域天然林采伐，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此后，这一被简称为“退耕还林”的政策实施9年，今年9月宣告“调整”。

　　突发事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少有比这次更具戏剧性。

　　对多数中国人而言，45.22米的长江沙市水位，只是一个意向不明的数字。但对长江流域，湖北尤其是武汉人，它是容易引发恐怖想象的高等级警报。1954年，沙市段水位44.67米，长江决堤，武汉失守，变成泽国——而沙市段的新纪录已高于当年水位0.55米。同时，这一水位也高出国务院规定45米的荆江分洪“争取水位”0.22米。是否分洪，虽然分洪区群众已全部转移，但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做出的抉择。后来的统计表明，当年全国参加抗洪的干部群众800万人;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调动66个师、旅和武警总队共27.4万兵力。在这种大规模投入下，如果分洪，意味着大约150亿元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和灾后重建——《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记录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徐乾清的说法，分洪区只要用一次，用后5年才能恢复家园。如果不分洪，350公里的荆江大堤一旦决堤，损失将数倍于分洪。显然，45.22米，这一简单水位数字背后，有着惊心动魄。

　　结果当然是没有分洪，荆江大堤也未决堤。不过，一个国家的运行，经常处于需要“钢铁般意志”与“严防死守”来面对自然灾害的境况，并非正常。所以，此次洪水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与国务院文件即强调:“坚持‘蓄泄兼筹，以泄为主’的防洪方针。”

　　检讨1998年长江洪水，在两个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官方文件的叙述是，“重要原因是国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等几大湖泊的泥沙淤积不断增加，泥沙60%以上来自上中游开垦的坡地，仅四川、重庆每年流入长江的泥沙就达5.33亿吨”。洪水过后的全国人大《防洪法》座谈会上，水利专家刘树坤对长江上游森林植被的统计是，“唐代覆盖率为86%，宋元60%，明清40%，近代20%”。长江上游森林植被减少是水患原因之一，而它导致的结果是泥沙大量增加，这样，来水来沙增加，蓄水却减少——“九五”期间中国科学院“长江项目组”完成的调查数据，表明长江洪水最重要的蓄水处洞庭湖，“1974年至1998年，洞庭湖湖盆泥沙淤积总量达1.038亿立方米。1974年城陵矶水位30米时，洞庭湖容积为14.7亿立方米，到1988年蓄水能力下降了1.5亿立方米，1998年又下降了0.5亿立方米”。淤泥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又是良田来源，这形成了水患更重要的原因。淤积带来围垦，其后果，仍引前述的科学院报告，“1952年以来，湖泊围垦对江湖洪水抬升的影响是湖泊自然淤积造成影响的2～10倍”。

　　如果将视角从水利研究转向历史研究，长江之变来自——清朝，中国人口从近1亿增至4亿以上，人口之生存制造的土地压力，仍以长江的荆江段为例，光绪年间，研究者张家炎根据地方志资料统计，“荆州府垸田占同期耕地面积的68.9%,监利县则垸田(水田)占94.2%，垸地(旱地)63.2%”，这些土地是淤泥围垦而成，它们原本应当是长江洪水的“地盘”。也就是这些土地，“明清两朝以垸田生产为主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共承担了湖广30%以上的田赋”。如此积累，当人口由清末4亿增至现在13亿，加以“现代化”进程，1998年洪水只不过给人与自然之紧张关系一次形象的演示而已。

　　在这一背景下观察那甚至颇具戏剧性的“退耕还林”政策的提出，最公允而深刻的评论来自刘树坤，“(这一方针)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迈出了主动的第一步”。

　　不过，仅将“退耕还林”这一政策置于中国线性历史背景下观察，又将失之简单。

　　1998年，中国政府换届，总理李鹏在他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里再次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上一次提出这一战略，是两年前，但那次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是“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是一个长达15年的规划。如果以政府工作报告为分析文本，比较1998与1999年两个年度的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措词，1999年有明显升高，“要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对比之下，前一年的洪水带来的环境忧虑，依然明显。如果细研“可持续发展”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之路径，后发国家“挑战与应战”模式最具解释效力。

　　可持续发展概念，始自1987年联合国发布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也即《布伦特兰报告》。中国两位科学家马世骏与牛文元参与了这一著名报告的起草，按牛文元的描述，“(这一报告)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引导到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切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

　　联合国发布这份全球纲领性文件，研究者一般将其论述为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1962年)所引发的世界性“环境保护”社会思潮的结果。在自己的那本书里，卡逊通过对DDT，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杀虫剂毒素在食物链中的凝聚作用和最后对人体和遗传所造成的危害，揭示出在当时令人惊骇的事实:人们用来对付被认为有害的昆虫的技术最终竟对准了自己。不过，卡逊更想表达，结果也被全球广泛倾听的是:我们应当认真对待生命这种力量，并克服征服自然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思想史研究者将源自卡逊的“环境保护主义”定义为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连绵至今，最引人注目的收获之一，是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凭借他为全球变暖而拍摄的纪录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放松一些来观察，戈尔获得诺奖，或许是一种“平衡”——此前他曾在各种演讲与文章中反复抱怨，“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虽然被称为纲领性文件，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论述却充满温情:“20世纪中叶，我们从太空第一次看到地球。历史学家最终可能会发现，这一事实对思想的影响可能比16世纪哥白尼革命还要巨大。哥白尼革命揭示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从而改变了人类自我的形象。从太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小而脆弱的圆球，显眼的不是人类活动和高楼大厦，而是一幅由云彩、海洋、绿色和土壤组成的图案。人类不能使其活动与这幅图案相适应，这正根本上改变着地球系统。许多这样的变化是伴随着威胁生命的公害出现的。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新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而且将它管理好。”延续这一思路，5年后，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宣言》，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一宣言。自卡逊开始，“培育一种对地球这个行星作为整体的合理的忠诚”，至此有了“有约束性的”结果。

　　作为回应这一全球性思潮，中国政府1994年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这是全球首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战略”之一，自不意外。

　　不过，跟“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种外部性因素比较，发展中国家中国内生性压力当然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别。即使《布伦特兰报告》亦描述说，“贫穷本身是一种邪恶，而持续发展则是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向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一个以贫穷为特点的世界将永远摆脱不了生态的和其他的灾难”。中国的现实，重点是“摆脱贫困”。这种内生性压力的问题关键，研究者周海林描述说，“在诸多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严峻的人口形势”。周以每年“两会”为例证，从1991年开始，“两会”期间必定有一次高规格的“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6年后，亦即中国政府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之后的1997年，周海林向记者介绍说:环境成为与人口并列的重大问题，当年这个座谈会也更名为“中国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两年后，资源成为决策者意识里的关键问题，这个会议再次更名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外部性因素逐渐形成中国内生性问题。

　　中国与世界的全部现实才是真正挑战

　　人口、环境、资源这一问题序列的观念生成，由外部性而内化观察中国发展现实与挑战，或者这是1998年那一指向未来“退耕还林”政策出台，并不容易被人察觉的中国决策者的逻辑线索。如果仅止于观察到“戏剧性(偶然性)”，而忽略其背后的逻辑程序，或许并不明智。

　　检索早期“退耕还林”政策的各种文件与讲话，有一个普遍而形象的用词，“还账”——现代人为我们农业社会的先辈们生存支付代价。复杂的中国格局在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对资源的使用，又叠加于先辈们的“旧账”之上——研究者证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虽然可以缓解自然资源对于发展的约束，但不能完全摆脱自然资源的供给”。中国的现实，如果用库兹涅茨曲线(EKC，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向较高水平过渡时，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会出现恶化趋势，经过某一临界点后，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会减轻。这是一条倒U型曲线)来观察，周海林与刘荣霞长时段的研究《1980～2000年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正接近倒U型曲线的顶部”。真正的中国现实，农业社会积累的耕地与森林植被的紧张关系，只是问题的一面;更迫切的冲突是工业化对环境与资源的挑战。

　　在这一接近倒U型曲线顶部的时期，中国资源与环境结构现实是:“以农产品消耗为主的耕地资源占用开始转向以工业产品为主的能源消耗占用，同时畜产品和水产品的生态占用空间亦迅速增大……1980年化石能源生态占用占总生态占用的40%左右，而到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7%。从用水量上说，1980年到2000年，我国社会经济总用水量增加了约23.9%，但其中农业用水由占总用水的83%下降到69%，而同期工业用水则由10%上升到21%。”中国工业化进程，迅速形成更具压迫性力量。

　　与此同时，在周海林的长时段研究里亦证实:“1980～2000年由于中国人口净增加30.7%，使得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在20年间减少23%，人均林地减少11.7%，人均草地减少23.6%，人均耕地减少22.9%，人均水面减少54%，人均未利用土地减少31.2%。”这种各种指标减少的结果，当然无可否认是现实生活程度的提升，同一调查表明，“人均增加的土地利用类型是园地和建成区面积”。

　　如果从中国现实转向全球格局，其境况将更加错综。《布伦特兰报告》的主持人、挪威女首相格罗·布伦特兰在她仍在位时的一次世界大会上警告说:“北美人均的消费是印度的20倍，是孟加拉国的60至70倍。如果世界是70亿人口，而且都按北美的消费水平去生活，那么支撑人类需求的地球不能是1个，而是10个。”而戈尔描述的事实是:“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中国与世界的全部现实，才是我们面对的真正挑战。

　　当“人口、资源、环境”成为中国决策者们的问题核心后，我们按此逻辑，仍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为分析文本，决策者应对挑战自然有章可循。自1998年再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后，连续4年，这一战略均为重点议题，而且强调用语不断升级，“进一步实施(1999年)”、“坚持(2000年)”、“放在更突出的位置(2001年)”。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更重要问题，“巩固和扩大纺织、冶金、煤炭等行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取得的成果，继续推进石化、建材、机械、医药、制糖、烟草等行业压缩过剩、落后生产能力的工作”。按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比较，这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仍属于经济结构调整序列。两年后(2004年)，新一任政府总理温家宝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产业结构问题已然进入“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序列，再后两年，也即2006年，“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政府工作的核心议题。与中国政府工作目标方法不断递进相匹配的事实是，2003年4月，在广东考察时，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这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表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科学发展观”成为最重要的概念。

　　这种指导思想的演进，显然是中共全局把控力提升后的一种宣示，也是因应现实的一种战略变化。如果选择“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元问题来观察这一变化，当会有更清晰脉络。

　　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发布的《2020年中国能源与环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明确地描述了中国工业化时期所面临的结构性事实:若以常规能源资源总量为100，那么煤炭资源量在85以上，水能占12，石油和天然气仅占2～3。这种能源结构所导致的中国环境现实:煤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是中国最大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70%都有来自燃煤;在大气污染物排放中，二氧化硫排放与电力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燃煤电厂是煤炭的主要用户，电力耗煤占煤炭总产量的60%，同时也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大户。水污染物排放，中国煤矿每年产生的各种废污水约占全国总废污水量的25%。

　　这种能源结构之下更具困境的现实是，中国目前正处在重化工业阶段，而重化工业主要由能源矿产、原材料和重加工三部分构成。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全国电量(煤电为主体)与原煤产量近三年增长幅度均高于GDP的增幅。环境与发展由此构成尖锐性矛盾。而这也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政府目标的事实性因素。

　　回到中国政府的具体政策应对，“十一五”期间的8个约束性指标之一，即在此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非此，无可“环境友好”，而这一切，必须统领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之下。

　　在英美等国家工业化一百多年后，1962年，蕾切尔·卡逊以她的《寂静的春天》揭示工业化过程的悖论，形成了重新认识环境与人类自我的全球性思潮。1972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曲格平，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后来曲格平向记者描述说，“那时中国甚至连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都搞不清”。也正是这次会议，后来中国人的概念里有了“环境保护”这个词语——从接触这个概念，到“环境友好”与“科学发展观”，我们用去的时间仅35年。(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王芳的帮助)

　　超越工业化

　　政府在和高能耗掰手腕，也在和20多年的经济成就掰手腕。最好的结果，是能耗降下来，经济仍能保持正常增速。但现在看起来，决策者不得不克服经济增长模式的强大惯性。当然，如果此次雷厉风行的“节能减排”能卓有成效地根除经济增长对于“低成本竞争”的过度依赖，无疑将有助于国家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顺利过渡。

　　主笔◎朱文轶 实习记者◎王丽娜

　　不降反升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几次强调，2007年是节能减排任务完成的关键年，如果完成得不好，就会增加以后三年的压力。

　　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曾经帮助中国快步成为世界工业制成品市场令人注目的竞争者的一些要素，正在越来越显著地成为环境的沉重包袱。它们在创造持续20多年GDP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令人忧虑的生态赤字。便宜的土地是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和90年代开发区大幅圈地的共同动因，低廉的电价促使严重污染环境的燃煤发电厂大行其道，能源浪费惊人。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十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量是过去20年能源消费增量的总和。成就也会带来挑战。

　　政府对环境问题痛下决心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一连串环境事件的频发起，到公开承诺“十一五”期间单位能源消耗水平比“十五”末降低20%，中国开始进入对环境整治更为严厉的阶段。

　　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这个“超大规模”、因仓促发展，建立在“粗放式增长”上的工业化既有可以容纳多种产业和经济模式的优势，也会遇到资源约束的瓶颈。突出的环境问题只是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外化表现。更深刻问题是经历持续发展的中国已经处在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的路口。治理“双高”，意味着企业依靠低价能源和资源获得高速发展的工业积累时代将一去不返，也意味着中国很可能会逐渐告别全球经济中的成本比较优势地位。后者在30年间不断充当了经济内燃机和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

　　对政府而言，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另一方面，“节能减排”当然不能以经济停滞为代价，投资拉动型增长固然难以为继，但脱离对“低成本竞争”经济模式的长期依赖后，新的增长点仍并不明朗。近年来各个层面对“重化工业”持续争议的焦点，同样是关于“重回老路”还是“超越旧式工业化”的道路之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院长白和金对本刊记者说，“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交接，是传统工业化的局限性和弊端充分暴露的阶段，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关键的阶段”。

　　现状仍算不上乐观。今年一季度由于重化工业发展加快，导致单位能耗在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下降后，再次回升。2006年度4%的降耗目标仅完成了三成。“除了北京，全国其他地区都没有完成2006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的目标任务。”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表示。2008年奥运会成为帮助北京完成任务的外力——首钢等高能耗工业企业陆续迁出京城，但在其他地方，“降耗”阻力重重。

　　在政府针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不断升温的调控政策下，GDP能耗不降反升，戴彦德并不觉得意外。“‘单位GDP能耗’可以理解为是第一、二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能耗加权平均得来，它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他说，“第二产业单位产出能耗是‘一产’和‘三产’的5倍。去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9%，其中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7%。在经济结构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的调控措施仍只能缓解现状，但经济增长主要靠以高耗能的原材料基础工业为主的‘二产’，还是会必然带来全国GDP能耗的上升。”

　　两个阶段的工业化、路径依赖

　　国家工业化道路中对于重化工业的路径依赖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7年是我国经济运行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使得经过20年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终于告别了‘短缺’常态，标志着国家经过2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以温饱消费为对象的现有工业结构必须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说。

　　从1998年起，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通过增发国债1000亿元和配套信贷1000亿元，来拉动投资，配合工业化转型。1997年，我国8.8%的国民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拉动了3.03个百分点，出口拉动了2.87个百分点，投资拉动了2.9个百分点。“1998年为了保证8%的增长率，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拉动有限，最终消费的贡献也难有起色，政府做出扩大内需、加强基本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将原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的计划调整为15%～20%，总投资增加2200亿元。例如铁路投资由原计划的380亿元提高到450亿元，公路投资由原计划的1200亿元增加到1600亿元。”武力说。

　　与1978年到1997年这一阶段的工业化相比，前者由乡镇企业唱主角，后者则以大工业为主。整个中国产品出口，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两高一资”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过渡转型。而这两次工业化在思路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前者充分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后者更主要地开始转向能源资源的低价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告诉本刊记者，它们都是建立在低成本竞争模式上的，依靠大量的资本和低价资源投入来支持增长，尽管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仍采用着工业化早期的增长方式。

　　“中国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日渐浓厚。从一些产品出口状况来看，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市场是在国外，有些产品几乎包揽了世界市场的全部需求。”戴彦德说，“这些产品看上去不是高耗能的产品，但是其载能量相当可观。去年中国出口了68亿双鞋子，近5亿件电源适配器，仅这两种产品就相当于出口几百万吨油。电石这个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几乎全在中国生产。”

　　对经济增速的迷恋加深了对已经形成的经济增长的进一步依赖。从大部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看，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中国则形成了自己的工业化结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对本刊记者说，1998年之后，“反映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也出现了逆转。第二产业比重从2001年的39.8%猛增到2006年的48.7%。第三产业不升反降，自2002年起连续5年下降，从41.7%下降到2006年的39.5%”。

　　高耗能工业的膨胀使得粗放式增长下的能源短缺提前出现。我国资源消费甚至打破了世界性的普遍规律。“以钢为例，我国粗钢产量2000年达到1.285亿吨，到2006年迅速增加到4.2亿吨，远远超过了苏联创造的年产1.6亿吨的世界最高纪录。”鲁志强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钢产量随着工业化进程，都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人均GDP低于1000至1500美元时，钢材消费强度随人均GDP增加而增大。当人均GDP大于1000至1500美元时，钢材消费强度则开始下降，达到4000美元则显著下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而钢产量还继续保持着增长的势头，这种状态很可能还要长期持续。”

　　高能耗增长仍然处在强大的惯性下。2003年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煤炭增长52.3%。

　　一些纠缠在一起的因素牵制着政府“治理双高”的手脚。工业化和城市化交织进行，中国仍然要靠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来缓解城市化进程当中新增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为了吸纳每年数以百万计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中国进行大量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这又转化为对资源的巨大需求，继续给土地和能源的紧张推波助澜。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意味着一是农业产值须在15%以下，中国目前已达到14.8%;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只有40%，估计到2020年以后中国才有可能达到60%以上的城镇人口比重。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院黄小虎说，“完成由落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化的变革，务农的劳动力只需要4000万到5000万人，假定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变，未来的城市化还要吸纳3亿劳动力。按一个劳动力养半个人来计算，3亿劳动力的赡养人口是1.5亿，就是说最终将会有4.5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来”。

　　“由于经济高速增长，2003年一举解决了新增800万人的就业，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任何产业可以替代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赵晓说。经济一旦过度放缓就会带来另一种危险——政府在小心翼翼地使用“点刹”而非“急刹”，这更需要技巧。

　　工业化的沉重马车

　　行政和市场、中央和地方

　　另一面，价格杠杆，作为影响能源使用效率最有力的工具，显然也还不能完全放开——尽管它能直接制约地方上那些长期以来“低成本扩张”成瘾的高能耗部门——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正在受到1996年以来最高水平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通胀压力的挑战，将国内燃料和电力价格上调至市场水平，这无疑会进一步加重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高速增长意味着系统性的风险，在这样的复杂结构里，决策者不能允许顾此失彼。

　　“差别电价”是政府拿出的办法。从去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黄磷、锌冶炼8个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的政策，明确对这些行业中淘汰类和限制类企业用电实行加价的时间和标准，禁止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电价。

　　根据这一政策，甘肃对5000千瓦以下的能耗高、污染大的铁合金企业(特种铁合金除外)执行差别电价。从2007年1月1日起，淘汰类、高耗能的铁合金企业每千瓦时加价0.15元;从2008年1月1日起，每千瓦时加价0.20元和0.05元。

　　甘肃节能“减排办”一名官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现在铁合金厂所用电价是工业用电铁合金类，每千瓦时在0.36元左右;5000kVA以下的小功率热炉冶炼1吨铁合金，耗电在1万千瓦时以上，再加上执行淘汰类差别电价每千瓦时加价0.15元，每吨成品仅耗电就在5000元以上。

　　“这的确是严厉的办法。对这行业来说，电价成本占到整个企业生产成本的60%以上，一些因为扛不住差别电价的压力，只能被迫关闭或停产。”他说，甘肃执行差别电价的高耗能企业共有329家，其中铁合金企业176家，已经有39家铁合金企业面临淘汰出局。

　　但来自市场和行政两个方面的反弹开始向政策的执行效果“施压”。一个是市场力量，这名官员介绍，在一些企业面临淘汰的同时，一些企业却在借机“扩张”，一些企业的“行政死亡”却使另一些企业占据先机。“因此差别电价制度出台后，市场闻风涨价，而涨价的结果又使企业消化差别电价绰绰有余。从4月份开始，国内铁合金价格开始猛涨，到了5月份，部分企业硅铁报价突破每吨6000元，比1月份的价格上涨了近1000元。目前，每吨产品电费成本虽然增加了几百元，而价格却上涨了近千元。”他说，即使强行关掉的一些小企业在这样的高额利润诱惑下，也想方设法开始打通关节，重新开工。

　　另一个来自于行政力量。在差别电价中，通过行业准入政策，具有一定规模产能的企业，仍执行正常电价，或者微小浮动。为了应付中央部委的检查，一些地方政府出面将不符合此类的小企业临时重组，扩大产能。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用电大户的优惠电价始终没有中断，“电价高，企业负担就重，利润下滑，受损的是地方政府”。武力说，以增值税为主的地方税制体系的确是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动力，除中央与地方共享的增值税外，营业税也在现行地方税制体系中占有较大比重，从地方政府税收结构看，过去几年地方税收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房地产、建筑安装和高耗能产业的营业税增收。“整治‘双高’再次回到了2004年对经济过热调控中的地方和中央关系上来。地方政府的一些竞争举动再次表现出明显的破坏性。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去年8月1日下发的特急通知(发改投资[2006]1538号)给地方政府的破坏性竞争行为做出了一个官方性质注解。该通知指出，当前各地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在产业政策、项目审核、土地审批、环境评价、安全生产、信贷政策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问题，需要进行清查:‘发改委’等五部委于是又一次要求像2004年那样‘看紧土地，管好信贷，全面清理投资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地方政府也困在中央和企业双重压力下。据了解，虽然都实行了差别电价，但各地间的价格并不统一，目前甘肃加价0.15元，而相邻的宁夏却只加价0.049元。“近1角钱的差价，就意味着近千元的利润差距。”那名官员说，“不同区域之间因为1角钱压力就会迥然不同，一些低成本省份拿到订单的数量要明显高于高标准执行差别定价的省份。这样一来，企业给政府的压力就很大，为什么不保护本地企业？”

　　工业化的沉重马车

　　区域还带来了另一个挑战。“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任何一个都远不及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优势都和‘人多’有关，市场广大而人力成本低廉。”刘世锦分析说，当东南沿海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生产要素低成本状况发生改变，资源和成本瓶颈逼迫工业做出转型时，其他广阔的中西部区域仍有足够的容量来支持高消耗高增长的低成本模式。传统工业化的这台沉重马车，一旦上路，并不容易轻易转身。

　　“现在的情况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东部要开放，西部要开发，中部要崛起，东北要振兴，这些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实施必将带来大量的高耗能产品需求。”戴彦德说。

　　“铁本”是2004年政府整治地方违规项目的代表，也是“长三角”开始陆续清理高耗能产业的开始。但许多城市仍希望走这样的老路，他们对这样的资本入驻大开方便之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贸委几年前曾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向西部地区转移污染的紧急通知，“近来发现个别地方向西部地区转移落后工艺、设备、产品及废物，如不及时制止，将严重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但甘肃节能“减排办”的官员说，“实际上，每当发达地区关停污染企业，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团就会开出优惠单邀请污染企业进驻”。西部吸引投资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低电价和充足的电力供应。

　　在高能耗产品成本中，电和煤的成本占很大比重，出口这些产品就是向国外出口能源，这无疑给国内结构化的资源瓶颈雪上加霜。没人精确换算土地、电力廉价出售换取产品利润后，国民财富实际的收益，至少眼前重工产品的资本回报率对任何不发达的地区都构成了诱惑。“目前建一个钢厂，两三年就可收回全部资本。”赵晓说。

　　西部已经有5个省区提出要建设能源基地的目标，它们分别是，宁夏、陕西、内蒙古、贵州、新疆。尽管那些工业化早期的资源型城市至今仍在为转型寻找出路，但地方政府主导下，第二轮“能源拉动型繁荣”在这些城市看上去仍然势不可挡。“内蒙古地区，从乌海、棋盘井到乌兰察布，几乎无一不布满高耗能产业。”武力说，他们希望在高耗能产业上取得原始积累，再考虑发展其他产业。这仍是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子。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前泛珠三角发达地区将有数千家企业外迁，一批传统产业将转移到西部欠发达地区。西部作为高能耗产业近年崛起的重点，也是中央调控的主要目标区。7月12日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更能反映目前中西部的资源现状。该《公报》显示，尽管全国单位GDP能耗3年来首次由升转降，但各地的完成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其中，中西部地区跟“十一五”规划要求达到指标仍距离较大。引人瞩目的是，宁夏、青海、贵州、甘肃、山西等省份单位GDP电耗居高不下，继2005年后继续排名全国前5位。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中西部的宁夏、内蒙古、云南、山西等省份工业用电增速都在20%以上。

　　东部转型，而西部的容量更大。“国家担心西部地区一拥而上发展电煤项目，在交通条件还没有完全跟上的情况下，将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和能源浪费。”国务院西部办综合司司长杜平对本刊记者说。-

　　“木头财政”的代价

　　自然灾害催生的1998年天然林禁伐令，第一次将从苏联照搬过来的林业思路，从“以木材为中心”彻底扭转到“生态林业”上来。迟到的生态意识，在迪庆香格里拉这种高海拔低纬度山区，因为生态脆弱与资源再生的缓慢，显然需要更昂贵的成本支付来维系。这里的植被更新，据迪庆香格里拉县林业局工程师元正东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一圈圈数年轮计算，以长成胸径40厘米作为一个指标，“人工林需要60年，原生林需要80至100年”。30年前播种下的树苗，现在“最高的不过10米”。退耕还草地里的生态或者经济树苗，普遍不过50厘米。以国家储备粮换生态效益的决策，目前看，在补偿期限上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完善。

　　记者◎王鸿谅 摄影◎关海彤

　　被过度消费的原生态

　　距离香格里拉县城120多公里外的洛吉乡尼汝村保留下了一个传统节日，即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的“进山节”。香格里拉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金玉华就是尼汝村人，他描述老家的这个节日，源于古老的藏族原始宗教。按照祖辈传下来的说法，从农历九月十五日开始，“树上的水都到了地里，生命休眠了”，仪式后，“村民们可以进山砍取所需的木料盖房子，但只能砍干的，不能砍湿的”。到来年农历二月初八，所有的砍伐又必须停止，因为从这一天开始，“水又上树了，生命开始复苏”。

　　“日月崇拜，万物有灵”，这是苯教的教义，也是制衡香格里拉藏民们的生活与大自然生态的原始法度。不过现在的香格里拉县保留下这种习俗的村落已经很少了。

　　彻底改变香格里拉生态的，是1974年开始的大采伐。虽然这里的藏民们能够以不容侵犯的方式保留下村落周边的“神山”与“神树”，但更大范围内原始森林的命运，不是他们能做决定的。一开始藏民们很反对，直接原因是拖木头把草场拖坏了。可到1978年左右，经济刺激完全替代了传统“万物有灵”的信仰，70年代的任何一个伐区，在森工企业打工的藏民每月的收入就能上千。

　　格咱林场1998年之前是香格里拉最大的伐区，州木材公司和县木材公司的“势力范围”，现在是最大的林区，面积26万公顷。从香格里拉一路往北，沿着蜿蜒的盘山路，海拔从3200米一路攀升到3800米左右，一路都是绿色，夹杂着深秋的红色和黄色。

　　林场老职工毛献忠记忆里的70年代林场，“树密得一个人都不敢走”。他和驾驶越野车的县林业局的司机老周一样，面对现在是否还有原始大树的疑问，回答很肯定，“有，深山里没有路的地方就有”。山里有的路，自然是当年的伐木路。此外，从格咱林场到海拔3800多米的小雪山垭口，还能清晰看到山坡上有一道道顺着山势直到山脚的滑坡痕迹，那都是当年的伐木痕迹。香格里拉县林业局老局长肖鲁茸1959年进林业系统，亲见过的大树太多了，最大的那些“一辆14吨的红头卡车，一次只能拉一棵树”。当年被砍伐的树木主要是云杉和冷杉，都长在背阴的山坡，冷杉的海拔更高一些，树皮发白。阳坡上的则是松树，没有云杉和冷杉那么高大。

　　现在如果想要重建那种原始森林的记忆，有三种方式，或者找林区曾经参加过伐木的藏民陪同，走上数公里或数十公里，在保留下来的无路可寻的原始林区中寻找，或者去离城30公里外的普达措国家公园，花上190元门票坐着环保车游览，最后一种是在传统的藏民家中寻找。当地藏民建造他们传统带围院的两层或三层木屋时，二层房屋正中最主要的那棵“中柱”一般都会选用粗大的云杉。“中柱代表这一个家庭的地位和财富，要越粗越好”，随便一个香格里拉的藏民都会这样解释。

　　返回格咱林场场部的路上，经过格咱乡的翁上村，邓主培初家1990年修建的两层木屋至今还是这里最醒目的建筑。香格里拉的藏式木屋，都有三四十厘米厚的外墙，堆好半米高的石头地基，就会用木板做出固定框架，一层层将5米左右的墙土夯实，然后再搭建内部的木结构，中柱都安放在二层进门左手的房间里，安放中柱时候需要请来的工程师专门做仪式，然后将中柱顶端掏出一个15厘米深的小洞，由屋主放上自家宝贝，镇宅和保佑子孙。邓主培初家的房子是最传统的藏式建筑，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他家中柱直径93厘米，高3米，挂了一圈经幡。肖鲁茸说，要砍出这样一棵中柱，所需要的树木胸径需要在一米三四左右，“要选择最光滑的一段，两头修整得一样粗细，至少要劈去20多厘米”。

　　普通藏民们能够修建实用的木屋，还是解放后的事情。公社时期的房子，各家没什么区别，是公社统一修的。1983年包产到户之后，修建的房屋才显现出财富差异，攀比也从这时候开始明显。如果以邓主家的房子做比较，解放前中甸最得势的土司头人汪学鼎的老宅都算不上气派。汪学鼎的故居在小中甸团结乡向卡村，是解放前中甸的传奇人物，幼时是喇嘛，回乡后在暴动中抢劫起家，良心发现之后又接受国民政府的招安，出任中甸一带的团防指挥，并进驻县城抗匪捕盗，也曾攻击过红军，解放后跟新政府合作，担任过迪庆州的州长，1961年病逝。汪学鼎的老宅有七八十年历史了，中柱直径60厘米左右，并不算气派。

　　1998年的天然林禁伐令之后，传统的木屋建筑与生活耗材成为香格里拉目前最主要的森林消耗。经过村委往上一级级报批后，符合条件修新房的村民都能得到用材指标，每立方米给5元的补偿就可以了。传统木屋的平均耗材是120立方米左右，大的也有150立方米。肖鲁茸给了一个形象的计算，一根长4米，小头直径54厘米的木头等于1立方米。现在这么大的树已经很难找了，所以在村民们的粗略估算里，修一个屋子，“至少要千树”。考虑到藏区传统，和高寒地带的现实取暖和生活需求，迪庆州每年有56万立方米民用材指标，香格里拉是19万立方米。林业局的最新规定，将每户的建房民用材指标限制在80立方米，而且15年以内不许再盖新房。这个今年刚出台的规定似乎也会面临一定压力，自从伐木带来的丰厚收益后，攀比式盖房已经成了藏民的习惯。现在正是农闲的修屋时节，沿路随处可见正在兴建中的新房，更令人惊叹的，是许多人家现在还能从批到的集体林指标里，砍回来一人无法合抱的大树。

　　禁伐令前后与旅游开发

　　曾经担任迪庆州林业局局长的和强说起来，迪庆的林业“从来都是一个社会性的林业”。禁伐令之前，“保护与利用已经是社会性的矛盾”。50年代初期，老东北林区的森工企业连机器带人，整体陆续搬来了金沙江流域。从1972年国家挂号的省属重点森工企业中甸林业局成立，中甸局的主体人员来自东北，包含了几乎全国各地的人，鼎盛时期达近5000人。州木材公司和县木材公司在70年代末也陆续成立，作为州县的核心财政来源。期间金沙江流域陆续成立了15个森工局。

　　和强回忆，在最早的规划里，迪庆是要陆续建5个森工局的，1984年《森林法》的实施，带来了迪庆林业第一个大转折。时任州长李玉芳“非常了不起”，“为迪庆的林业做了一件大好事”。李玉芳“意识到了这片森林非常丰富，但是也非常脆弱，10年砍伐之后，危害已经显现出来”，在1984年的云南藏区迪庆工作会议上，“李玉芳流着泪向省委常委做汇报，谈了林业问题”。李玉芳的胆识给迪庆州的林业争取到了几个非常有用的政策，第一是迪庆州内再不扩建林场。第二是州里的森工企业采伐，一定要按照《森林法》的各项规定，而且迪庆州要退出国家统配，并且将商品材统配指标降了一半，控制在20万立方米以内。退出统配后的迪庆林业资源，真正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

　　1996年底到1997年春节，州里做了大量调研，然后上报国家，希望能把商品材指标再降一半，到10万立方米左右。和强说:“1998年8月26日的禁伐令下来的时候，州领导都很支持，8月30日就下了通知，9月1日全州禁伐。”

　　在转产分流之后，天然林禁伐对森工企业的影响其实不大，国家的补偿全部到位，天保工程的人员也就位了，受损失的还是林区内的老百姓。从整体而言，天然林禁伐对于迪庆来说是一剂良药，香格里拉是迪庆三个县里，国土面积和森林面积最大的县。从1974年到1998年，全县采伐商品材368万立方米，占全州商品材的64%。县林业局工程师元正东说，如果1998年不强硬地停止采伐，“按照那样的速度，到2005年，香格里拉就无树可伐了”。

　　禁伐令一下，森工企业散了，就等于收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钱袋子”。80%财政收入倚赖于伐木的迪庆州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政支撑。全面禁伐前，迪庆州每年6200多万元的“木头税收”占全州财政收入的80%。停伐后，迪庆州每年减少经济收入约9.3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年均减收6127万元，农民年均减收约1.28亿元。好在与环保和生态概念一同变得大热的，是生态旅游。

　　其实早在1993年，肖鲁茸担任县林业局局长的时候，就成立了隶属林业局的碧塔海旅游公司，那也是全州最早的旅游公司。碧塔海开发了10多年之后，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景区内的马增加到了800多匹，游客必须骑马穿越一片草甸到山顶看全景，反复踩踏，一大片高山草甸已经看不到绿色。2006年，属都湖和碧塔海被正式打包组合，成为普达措国家公园，从州林业局退下来的和强以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香格里拉办公室主任的身份也参与了。打包之后的新线路，利用了景区里的防火通道，全程使用林区的环保车，40座的“金龙”，碧塔海景区99户人家的骑马项目被停止，每年由景区门票收益中补偿他们每户每年5000元。这条新线路扩大了若干倍，不仅可以避免踩踏草甸，看到属都湖和碧塔海的全景，还能看到原始森林。普达措的模式成了云南省认同的样本，景区的最高日接待量可到达7000人，而且不会显得拥挤。

　　但麻烦还是显现出来，到碧塔海的时候，游客可以选择两种方式，步行栈道或者搭乘游艇，原计划中游艇只是为年老体弱的游客服务，额外收费30元，结果80%的游客选择了游艇。和强计算过，三艘游艇，往返五六十趟以上，湖水就明显受到影响，水浪会翻卷起泥沙，变得浑浊。这就像旅游会带来的白色垃圾一样，是一个只能感慨的老问题。

　　迪庆还有更让人心痛的错误开发，比如香格里拉大峡谷和梅里雪山。已经修建了不合理钢筋水泥建筑，和强说起来就会连连摇头。“那么高端的旅游资源，就那样被破坏了”。尤其是梅里雪山，“那是神山啊”。

　　问题是香格里拉的旅游容量究竟是多少？和强提供的最新数字是，2007年，旅游人数已经达到300万人次。只有8万居民的香格里拉是否还能很好地继续扩大游客数量？和强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是香格里拉有多种不同特色的景区，足够容纳更多游客，关键是如何做好合理的游客分流。旅游分层，在他看来，是香格里拉也是整个迪庆未来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从整个旅游产业而言，从2002年香格里拉正式更名开始的旅游势头，才刚起步，未来的香格里拉还有更大的空间。而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主持的一项滇西北旅游市场的分析结论同样如此:该地区有显著的背包旅游者及富裕探险者市场，但更多的是大量的大众旅游者。人对环境的压力仍然是所有人无法绕开的关键问题，它是香格里拉保护与发展真正尖锐的冲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