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

1958年12月，切·格瓦拉参加圣克拉拉战役。

1967年10月9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害时的照片，时年仅39岁。

古巴摄影师艾伯特·科达尔拍摄的格瓦拉肖像成为广为人知的形象之一。

　　切·格瓦拉：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

　　40年后，世界对于格瓦拉的评价仍然和他的冒险经历一样庞杂:他是始终孤身作战，对自己的牺牲早有预见，被同志背叛，为自己尽力解放的民众所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督。或者，他是个自我身份认同障碍症患者，冷血的暴力运动倡导者。这个出身阿根廷的青年是“一个拉美近代迷惑与追求的缩影”。

　　记者◎朱步冲

　　40年前的10月8日，在玻利维亚尤罗峡谷，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这位20世纪的红色罗宾汉停止了战斗。负责协助玻利维亚政府军围剿这支游击队的古巴籍中情局特工菲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回忆说，和剩余6名同志一起被俘虏，由随军记者拍摄照片存档后一小时，格瓦拉就被处决。来自玻利维亚政府的命令很简单——“500-600”，头一个数字是军方为格瓦拉定的代号，后者则表示死亡。从这场谋杀实施的那一刻起，一个英雄的传奇不仅没有结束，反而被放大成了神话。

　　2004年上映，由沃尔特·塞勒斯导演的影片《摩托日记》为大众揭开了一条探寻格瓦拉早年精神世界的路径。1951年12月，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格瓦拉和好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骑上一辆诺顿500大力士摩托车，开始了遍及拉美的漫游。和沿途的风景一样，格瓦拉的信仰也在不停变幻，从嬉皮士的浪游精神，到甘地主义，最终变成了革命暴力。

　　格瓦拉的精神与古巴革命的胜利，曾使美国坐立不安。1960年8月8日的《时代》周刊以格瓦拉为封面，却号召美国“采取积极行动来应对拉美地区中令人不安的新变化”。1961年，由美国政府倡导，旨在扭转拉美国家经济贫困和政治高压状况，“争取进步同盟”正式启动，肯尼迪政府宣布联手美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年内向拉美投入1000亿美元，以便促使这些国家进行土地、税收改革和经济多样化。当时美国的构想是，一旦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进而成为“现代化”国家，那么“古巴，苏联式的暴力社会革命道路就在人民心中自然失去了吸引力”。然而，这个目标一旦与美国保护自己在拉美的投资经济利益和政治控制地位相背离，美国往往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前者。在整个60年代，拉美国家总共爆发了16次军事政变，有10个宪政政府被推翻。

　　时任古巴工业部长和军训部长的切，曾无数次赤裸着上身，和革命军的战士们一起收割甘蔗、烟草，驾驶拖拉机，尽管许多带有偏见的西方媒体讥讽记录这些瞬间的照片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但曾在古巴长期采访报道，客观中立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资深记者埃德温·泰特洛在《眼睛望着古巴》里言简意赅地指出:“没有镜头对准的时候，切的劳动更加繁重。”1965年2月，在阿尔及尔的第二次亚非团结大会上，格瓦拉抨击苏联是西方帝国主义“暗中的同谋”，经互会的实质是压榨和资本主义式的不平等贸易。一句话，他的乌托邦绝对不可能借助现实政治和社会手段，在现实世界中完成，苦闷的切于是唯有反复呼吁，共产主义需要“新人”，而“正确选择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必须首要是“精神方面”的。这一切，共同造成了切1966年底神秘戏剧性地从古巴出走，“唯有穿上破旧的军装，他才感觉自己做回了自己”。

　　1967年4月16日，格瓦拉从玻利维亚丛林中发表的《创造两个，三个……许多个越南》，成为他留给世人的最后著作，他反复强调，民众武装力量能够在对抗正规军队的战斗中取胜，“游击中心”能够在革命条件未成熟的拉美国家促成斗争的胜利。不过在这份热情激昂的文稿问世15天前，美国南方司令部派遣的两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就降落在圣塔克鲁斯军用机场，为玻利维亚陆军带来了无线电通讯器材，M60重机枪和先进的M-1步枪等先进武器，甚至刚刚发明、可以野外方便加热、密封贮存的“C”军用口粮。同时来自古利克堡基地的美国特种部队开始训练玻利维亚陆军的第二突击营，进行远程侦察、渗透、伏击与追踪训练，格瓦拉的短暂冒险已经走到了尽头。

　　美国人杀了格瓦拉。在格瓦拉牺牲后的次年，也就是被古巴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年”的1968年，格瓦拉的一些主张终于在古巴实现，尽管这是与苏联关系严重破裂的副产品。卡斯特罗在国内宣布实施汽油配给制，声明革命者的尊严使古巴不能向苏联“乞求援助”，古巴全体政府职员和党员被动员起来，参加收获甘蔗的义务劳动，普通劳动者则被分发了“劳动记分卡”。古巴青少年被安排每天在课堂上背诵切的语录，并发誓以他为榜样，为古巴革命奋斗终生。

　　如何评价格瓦拉为其追随者留下的遗产？他无疑是拉丁美洲桀骜不驯、浪漫骑士化的游击战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继承人，在他前面则是卡兰萨、潘乔·比利亚和帕萨塔。当这个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端起长矛时，曼德拉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南非律师，越南仍然是个分裂的前殖民地国家，整个拉丁美洲被形形色色的军人独裁政府占据。在他死后，拉美的革命游击战争再没有能达到他期望的效果和高度。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的革命》中强调，缺乏长期系统化的农村动员和结构严密的干部队伍，精英化、具备高度献身精神的起义者只是丛林中的一撮暴乱分子。1964年，阿根廷军政府消灭了马蒂赛游击队;60年代末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因新总统雷奥尼的政治宽容改革而分崩离析，在哥伦比亚，“黑色骑士”费尔明·查理和“神枪手”马鲁兰达创立的“民族革命武装”也因既没有系统的土地分配纲领，也不愿意动员印第安原住民，始终未能摆脱殖民时代的盗匪形象。1968年，秘鲁游击运动领导人约瑟夫·汉森在第四国际大会上承认，拉丁美洲的游击革命主义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孤军作战，在国内无法发动农民，无法和教会、知识分子、工人达成任何一致，在国际上从未得到过莫斯科或哈瓦那的支持。

　　格瓦拉的牺牲与古巴式武装输出革命模式的暂时失败，反而激发着拉美乃至整个发展中世界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公正的追求。从6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切的“新人”观念影响，智利的弗雷斯诺·红衣主教与尼加拉瓜的布拉沃主教，分别成为桑地诺、皮诺切特等军事独裁者最有威胁、最激烈的反对派领袖。而巴西的卢拉·席尔瓦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则把在拉美湮没已久的“民众主义”，与格瓦拉式的社会平均分配理想重新拾起，当作反击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和自身经济结构恶化的全新武器。

　　在他的众多信徒中，也包括绰号“副司令马科斯”，以一身迷彩服、黑色面罩、AK47冲锋枪、中国红军五角星帽徽和滑雪帽、墨西哥传统游侠式交叉子弹带、电子手表和对讲机等“革命”符号武装起来的墨西哥萨帕塔运动领导人。“副司令马科斯”在这场利用网络和电视新闻而非爆破和伏击来完成的“全球第一场后现代革命”中，格瓦拉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拉美文艺中的魔幻主义传统和后现代文化的狂欢性前所未有地结合起来，1997年8月，在拉坎顿丛林深处召开的“第一届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国际聚会”几乎成了一场打着革命旗号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2001年“副司令马科斯”决定走出丛林，带领他的追随者们骑着黑色的摩托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巡游，跟随他们的是支持萨巴塔主义的旗帜和标语，还有浩浩荡荡的“骨肉皮”——完全是摇滚乐队巡演的架势。

　　没有人知道“副司令马科斯”到底是谁。在丛林中，他设法安装了网络连接，不定期地发表网络日志。每时每刻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都有同样为革命——互联网革命——神魂颠倒的大学生窥探他的主页，然后惊为天人。他的个人魅力招来了一大批西方朝圣者:MTV希望给他拍一部电影，贝纳通想让他做形象代言人，然而他拒绝此类的请求。至少到如今，“副司令”还坚持着一个革命者纯粹的使命——完成革命意愿，淡化个人形象。马科斯承认自己也有动摇的时候，想摘下面罩成为真正的名人，然而最终还是听见自己头脑里有一个嘲弄的声音说:你只是作为一个神话才有存在的价值，你自身并不存在。

　　这个嘲弄的声音也许正来自切·格瓦拉。-

　　从切的眼睛看世界

　　——专访《切·格瓦拉之死》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传记作家杰伊·坎特

　　“格瓦拉的革命战略非常清晰，即通过少数精英分子组成的武装游击力量，在拉美成立许多个‘游击中心’，最终促使人民参加斗争，推翻这些国家中的专制。遗憾的是，无论是他，还是之前、其后拉美类似革命的领导者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能真正发动民众，他们面对的是资源充沛的职业军队和专制政府，以及背后支持的美国。”

　　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促使你撰写这本试图探究切·格瓦拉早期经历和最后一次浪漫主义革命行动，以及他在这两个时期精神世界变化的著作？

　　杰伊·坎特:实际上，写作这本书的原因很凑巧，在我学生时代，我偶然看到了那幅由玻利维亚摄影记者弗雷迪·阿尔波塔拍摄的著名照片，就是格瓦拉在被杀害后，神情安详超脱地仰卧在担架上，我当时就想，这简直就是当代的《基督受难图》。后来在翻看相关档案时发现，当地的玻利维亚农民，尽管在格瓦拉领导游击队战斗时，对他表现得冷漠，甚至惧怕，但却纷纷拿着蜡烛和《圣经》来瞻仰他的遗体。这当然不是玻利维亚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期望看到的场面。从某种意义上，我也和这些玻利维亚人一样，对一个如此神秘的受难者充满了好奇和崇敬，当时，我甚至对他的传奇经历还不甚了解，不知道他终生饱受哮喘的折磨，不知道他年轻时为了寻找理想的漫游之旅，不知道他离开古巴后在玻利维亚丛林中战斗的艰辛。这也促使我开始反思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关于古巴，在拉美其他国家，甚至越南干涉的前因后果。他绝不是一个盲目的暴力崇拜者或者空想主义者。但是，我也很好奇，为何在他的性格里，作为医生的天性能够跟暴力革命精神奇妙地共存，这恐怕也是世界上所有对格瓦拉感兴趣的读者同样想知道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何采取了真实与虚构相互缠绕的叙述方式？它是如何帮助读者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了解切的？

　　杰伊·坎特: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写作本来就是一件高度个人化的工作，在阅读中，我们最常做的就是进行“情景代入”。在写作中，在面对那些混沌、叙述自相矛盾的资料和格瓦拉日记中近乎布道、呓语式的文字时，我对自己说，除非将我放置在这个我想了解的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中，我才能够对他的精神世界有最贴近的了解，即我试图给读者创造一个环境，让他们通过格瓦拉的双眼去观察。在这个前提下，虚构是必要的。我也在前言中对读者说明，这并非一本完全纪实作品，虚构情节将时常出现，我是在自己的故事结构中讲述格瓦拉的经历，这种拼贴缠绕也是拉美魔幻主义文学的特征，用它来表现深受其影响的格瓦拉的精神世界非常合适。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格瓦拉最终革命实践的失败，您是否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在40年后的今天，这位传奇式的革命领袖遗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杰伊·坎特:格瓦拉的革命战略非常清晰，即通过少数精英分子组成的武装游击力量，在拉美成立许多个“游击中心”，最终促使人民参加斗争，推翻这些国家中的专制。遗憾的是，无论是他，还是之前、其后拉美类似革命的领导者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能真正发动民众，他们面对的是资源充沛的职业军队和专制政府，以及背后支持的美国。切本人在玻利维亚的失败和自己的牺牲无疑为这种尝试画上了句号。然而，切本人，连同他的疑问，却始终没有从世界上消失——是否为消除各种压迫的努力必将导致暴力革命？是否存在另外的不那么极端的改变现存世界经济、社会不公的路线？切的牺牲仿佛让他活在我们的意识里，不断地向我们发出这样严厉的追问，而他的其他后继者也在不断地对此进行重新探索，全世界的青年人也没有放弃对于自由的追寻，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与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问题，世界需要什么来治愈它自身的疾病，自由的终极意义何在？赢得它的手段又何在？-

　　为切·格瓦拉而作的传记

　　格瓦拉的吸引力为何长盛不衰？安德森说:“他为理想放弃了一切，得到了其追随者乃至政敌的尊敬。他被视为一个勇敢、忠诚和有献身精神的人。对他来说，政治是发动社会变革的方式，推动他的是社会变革而非权力欲。他年纪轻轻的就死掉了，因此代表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

　　◎贝小戎

　　10年前，格瓦拉去世30周年时出现了三种格瓦拉传记。墨西哥作家帕科·伊格纳西奥·泰伯二世推出的是《也被称为“切”的埃内斯托·格瓦拉》，大量引述切·格瓦拉本人的信件、日记和著作，没做多少分析，主要是生动地讲述故事。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墨西哥前外长卡斯塔涅达在《兄弟:切·格瓦拉的生与死》一书中明晰地揭示了切及其崇拜者的思想来源和发展过程。

　　马尔克斯曾经说，要写格瓦拉的话，他需要写1000年、写上100万页。美国记者乔恩·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1997年出版的《切·格瓦拉:革命的一生》就是一部大部头，厚达近800页，是目前内容最为详尽的格瓦拉传记，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一年多的时间。

　　安德森是第一个被允许查阅格瓦拉的遗孀和古巴政府保存的档案和文件的人。他采访了大量格瓦拉的同志，其中一些人是首次出来说话，还采访了CIA和玻利维亚的官员。遗憾的是卡斯特罗兄弟没有接受他的采访。

　　安德森在书中披露了格瓦拉遗体的埋葬地点，此后古巴政府才得以将它挖掘出来，并为他举行了国葬。在书的开头他还澄清了格瓦拉的出生日期。“那位星座专家有些迷惑。如果如出生证明上所示，著名的游击战革命家切·格瓦拉出生于1928年6月14日，那他就是双子座的，一个很平凡的星座。切的母亲解除了她的疑惑，她供认了一个被保守了30多年的秘密:她儿子实际的出生日期要早一个月，是5月14日。他不是双子座的，而是任性、果断的金牛座。之所以要弄虚作假，是因为跟切的父亲成婚那天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安德森依次记述了格瓦拉一生中的四种形象:年轻时是一位像凯鲁亚克一样的反叛者，成年后决定成为一名医生，后来成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最后他发现“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同意效仿苏联的模式，认为苏联与美帝和平共处的做法太软弱。

　　安德森写道:“虽然他将人的劳动的价值理想化，用诗意的、感人的语言加以描述，但他用于指称个人的词语都是简化的、非人性的。”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你们要努力学习，以便掌握技术，征服自然界。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主要的，而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别的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格瓦拉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娶过一位秘鲁女子，让孩子取得的是墨西哥国籍，他自己被授予古巴国籍，死在一个以玻利瓦尔的名字命名的村庄。他最喜欢把自己比作堂吉诃德，一位无根的漂泊者，一位独立行动的纠错者。

　　格瓦拉的吸引力为何长盛不衰？安德森说:“他为理想放弃了一切，得到了其追随者乃至政敌的尊敬。他被视为一个勇敢、忠诚和有献身精神的人。对他来说，政治是发动社会变革的方式，推动他的是社会变革而非权力欲。他年纪轻轻的就死掉了，因此代表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胜利总是片面的、需要做出让步的，而失败和死亡则是完整的、全部的。胜利是世俗的，失败是神圣的。

　　《名利场》专栏作家希钦斯在评论该书时也赞同这种说法:“格瓦拉的吸引力主要是源于他的死。格瓦拉不仅在他的理想实现之前就死掉了，他的死法还特别容易激发一些迷信的想法。他骑着一头驴行进在高原上。他多次预见到他死去时的环境。他要去解放的人背叛了他。他的遗体的照片，衣衫不整、遍体鳞伤，不免令人联想起耶稣的画像。CIA和玻利维亚军人为了做指纹比对砍下了他的双手。我在哈瓦那做研究时发现古巴从来没有展示过格瓦拉遗体的照片，在古巴电影档案馆，有人告诉我说，古巴人一直习惯于认为格瓦拉还活着。”-

　　切与拉丁美洲气质

　　热尔曼·巴赞在他的《艺术史》中曾这样描述拉丁美洲精神，“没有一个文明民族如此长时期地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类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软弱无能。他们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嗜好死亡和杀戮的神奉献血的供物，太阳必须日日喂给人血以继续他的行程”。

　　◎田纳西

　　未来的人们在检点伟大的肖像时，最可能保留的两个是蒙娜丽莎和切·格瓦拉。因为他们背后都有太丰富的故事。也许某个策展人会将切的肖像与墨西哥壁画一同展出，比如里维拉的《农奴的解放》，共产党员里维拉以画笔为武器投身于墨西哥独立革命，那种奔涌的激情与切冷峻的目光相互映衬。

　　切那张流传最广的肖像是古巴摄影师艾伯特·科达尔的作品，照片由爱尔兰图像设计家费兹帕特里克去除了景深，呈现黑白尖锐对比，变成一幅颇具象征意义的图像。1961～1965年格瓦拉担任古巴工业部长期间，古巴人用灯泡勾勒出这肖像的线条装置在古巴内政部大楼外，铺满整个外墙，格瓦拉的办公室就在星星的位置。这种装饰手法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戴维·西盖罗斯的镶嵌壁画，他的巨幅作品《新民主》就是一道60米高的墙。

　　现代的美术评论家会探讨墨西哥壁画与阿兹特克艺术的关联，热尔曼·巴赞在他的《艺术史》中则尝试描述哥伦布前的拉丁美洲精神，“没有一个文明民族如此长时期地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类比他们更可悲地意识到处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软弱无能。他们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嗜好死亡和杀戮的神奉献血的供物，太阳必须日日喂给人血以继续它的行程”。

　　我们可以借此来理解切的狂热，在那片把死亡作为一种宇宙论、巫术或宗教体系的首要原则的土地上，他一再宣称，“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有选择性的、暴力的、冷血的杀戮机器。”“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牺牲品。”

　　青年格瓦拉在他的日记中早就这样写道:“我将跨越障碍与壕沟，用鲜血洗染我的武器，在愤怒的驱使下屠戮所有落在我手中的敌人。接着，带着一种仿佛要耗尽我近来得到的所有愉悦的疲惫，我看见自己被献祭给真正的革命，个人平等的伟大倡导者将以惩戒的口吻宣读:你认罪吧。我感到自己的鼻孔在膨胀，在品味着火药和敌人的鲜血的刺鼻气味;我绷紧身体，做出格斗的姿态，准备把自己的身体用作一片宗教圣地，而凯旋的无产阶级带着新生的活力与希望发出的野兽般的咆哮将在这里回响。”

　　此时的格瓦拉很像一个传教士，我们可以凭借另一部文学作品来理解这种宗教狂热，西班牙人贝尼托·贝雷兹·加尔多士斯的小说《纳萨林》在1959年被布努艾尔改编成电影，导演把时代背景换成了墨西哥殖民时期。

　　天主教在拉丁美洲的传播充满了血腥与殉道精神。16世纪印第安人的国王特库姆·乌曼被西班牙人杀害，切·格瓦拉在自己的《游击战》中把他当作危地马拉的英雄，将他与格查尔鸟相提并论，格查尔鸟据说关进笼子就会绝食而死，因此被当作自由的象征。历史相互纠缠，上个世纪60年代诞生的“解放神学”与穷苦人的斗争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宗教要向“第三世界”学习。1969年1月，古巴专门召开了纪念哥伦比亚游击队员神父卡米洛·托雷斯的大会，并以卡米洛·托雷斯的名字命名了一所农村学校。卡斯特罗这样说:“我相信，在昨天的纪念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烈士祭坛上，可以安放今日为人民牺牲的革命者。”

　　81岁的奥古斯丁·阿莱斯·索伯隆当年曾采访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切对古巴人的性格完全不了解。古巴人爱开玩笑，爱吹牛，好交际，坦白地说，还有点邋遢。但格瓦拉很谨慎持重，心理复杂，性格严峻。你不能说他令人讨厌，但他显然自以为了不起，满脑子都是优越感。他甚至有些狂妄。一句话，他是个典型的阿根廷人”。他说，虽然格瓦拉的伟大形象令古巴蒙上了一层迷人的面纱，但古巴人对这个全球偶像的魅力感受最不强烈。

　　也许索伯隆能分辨清楚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不同性格，但总体而言，拉美气质有他相通之处，切曾经说，甘地在拉丁美洲的土壤上没有市场，所有舍生忘死闹革命的年轻人都从不相信，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会将杀人犯一样的美国军队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更不相信灵魂的力量能阻止战争。

　　这种敌对中的张力被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更深刻分析过，他认为“北美人的富裕是建立在拉美人的贫穷的基础上的”，“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北美与拉美的贫富矛盾也可以在墨西哥城得到更直观的体会，那里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城市，国内特权阶层保持自己地位的方式有三条:被毁坏的土地、有秩序的国家和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

　　在墨西哥的丛林中建立起“切·格瓦拉”自治区的“副司令马科斯”很像是从马尔克斯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两个手腕上各戴着一只手表，不管白天黑夜，随身携带一把巨大的手电筒。两只手表是分别纪念丛林中的鏖战和停战，而手电筒则象征着墨西哥原住民在永久黑暗中的挣扎。

　　这位“副司令”先生从小家境良好，从阅读中寻找世界的真相:“《百年孤独》让我看到了那时候真实的墨西哥小镇，《克鲁兹之死》是讲墨西哥大革命，《怀念的日子》是分析中产阶级的命运，《城市和狗》是我们自身赤裸的画像。我们以投身文学的姿态投身到世界里去，这使得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从文学中看世界，则比从新闻中看到的世界更为真实。”他说他12岁那年读到了《堂吉诃德》，这本书成为他一生的最爱。文学提供了他最终成为革命者的精神和智识条件，“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和麦克白是最好的了解墨西哥政治系统的工具，那些政论专栏作家全是废物”。

　　“副司令马科斯”自己也是个作家，甚至以写作色情小说筹划政治经费，他将一种抗议不公正的意识形态赋予特别的诗意，而切的艺术感染力在于，只要穿上带有他头像的T恤，穷人和受压迫者就自动获得正义与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