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大提琴家米沙-麦斯基

　　专访大提琴家米沙?麦斯基

　　最伟大的3位大提琴家都教过他

　　米沙?麦斯基是史上唯一师从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皮亚蒂戈尔斯基两位大师的大提琴家。他具有传奇般的经历；他的外表张扬，激情四射；他的演奏被老罗评价为结合了诗意与绝佳的灵动与细致，技巧辉煌。

　　文/蔡宸亦 图由环球唱片公司提供

　　很多人都说，米沙?麦斯基的长相酷似动作巨星史泰龙，区别在于他留着络腮胡，头顶狂乱蓬松的披肩长发，颈戴着造型夸张的项链，看上去比史泰龙还要张扬几分。演奏时，他涨红了脸，手臂和身体摇晃幅度巨大，每每在乐章间停下来用厚实的运动毛巾擦拭满脸汗滴。他从不穿正规礼服，却酷爱三宅一生设计的满是褶皱的丝质燕尾服。哪怕正式演出，他也蹬一双黑色软底休闲鞋，演奏时双脚总是下意识地不停踮起放下，变换重心，还不时轻轻蹦起来。10月14日，米沙?麦斯基在上海大剧院为我们带来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祷》、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等大提琴名曲。携上海交响乐团同台演出的指挥泰尔杰?米盖尔森是麦斯基多年的好友，他说：“有一次我们连着合作了5场音乐会，他每次上台的服装都不重复，一会儿是胸前开衩的鲜黄色丝质衬衫，一会儿又像是《星球大战》中黑武士穿的盔甲。说实话，他更像是个女高音。”

　　的确，看过麦斯基演奏的人，无不对他的“造型”印象深刻。不过麦斯基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搞怪，而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说，传统面料的礼服既不吸汗，也没有弹性，根本无法解决他演奏时肾上腺素大量分泌所造成的惊人排汗量，并且还会束缚他极为活跃的肢体语言；而演奏家们通常穿的那种锃亮的皮鞋，会在他情不自禁跳起来时发出太大的响声。当被问及他的古怪装束时，麦斯基总是一脸无辜地反问：“为什么女高音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男演奏家就必须老老实实裹进一模一样、一成不变的正规礼服里，这不是性别歧视吗？！”在古典乐坛，张扬叛逆的外表和激情四射的演奏风格，早已成了米沙?麦斯基的“品牌标志”，何况他还拥有从小狂放不羁、5岁半就开始吸烟、曾被前苏联投入监狱等“传奇经历”。

　　这位1948年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人，17岁便赢得全苏联大提琴比赛的桂冠，翌年又夺得柴可夫斯基大赛大提琴组首奖，并保送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罗斯特洛波维奇。23岁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前苏联关押劳改1年半，后得到美国富商的赞助，向政府赔偿了“培养费”，才获准离开苏联。1972年11月7日早上9点，麦斯基乘坐的列车抵达以色列——他一直将这一天视为自己的“重生日”。

　　B=《外滩画报》

　　M=米沙?麦斯基(Mischa Maisky)

　　他们都是我“第二个父亲”

　　B：你是历史上唯一师从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皮亚蒂戈尔斯基两位大师的大提琴家。有报道说，你觉得跟随罗斯特洛波维奇习琴好几年，跟皮亚蒂戈尔斯基只相处几个月，但感觉跟后者更亲近。

　　M：没有，我从没这么说。我觉得跟他们两人一样亲近，他们都不仅仅是我老师，还是我的第二个父亲。跟罗斯特洛波维奇学习是我从小的夙愿，后来终于如愿以偿。他对我来说，不仅是教我拉琴的老师，因为我亲生父亲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他更成为指导我为人处事的精神导师。老罗一直以来都想要个儿子，却只有两个女儿，所以，他也常说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不能比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了。

　　B：离开苏联后，皮亚蒂戈尔斯基又成了你第二个“第二个父亲”。

　　M：对，离开苏联，我开始了第二次人生，皮亚蒂戈尔斯基是我第二次人生中的父亲。一切都变了，那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众所周知我在此前的两年中被政府投入了大牢，没有音乐，不能弹琴，每天都度日如年，那两年似乎是20年。这些经历都使我更成熟。我的第二次人生对我来说完全是崭新的，新的语言，新的环境。那时候，我遇到了因吸烟过度，肺癌已经病入膏肓，生命濒临尾声的皮亚蒂戈尔斯基。

　　B：据说他教你的几个月中，你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M：他的日子所剩无几，遇到像当时的我那样一个如饥似渴地吸取力量的年轻人，当然要把一生积累的丰富精神内涵与我分享。

　　B：与罗斯特洛波维奇严厉的教学风格不同的是，皮亚蒂戈尔斯基总是静静地听你拉琴，并不给太多意见。他们对音乐表现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吧。

　　M：当然，他们的个性截然不同啊，这自然会影响对音乐的表达。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音乐哲学却出人意料地相近。同大多数老师相比，他们的教学原则很相似，就是都从不为学生演示“正确”的演奏方法，对他们来说，不论大提琴、小提琴、钢琴，所有乐器都是第二性的，是工具，不是目的，音乐才是第一性的。

　　B：那他们怎么教你呢？

　　M：他们很少示范，罗斯特洛波维奇有时候会弹钢琴，皮亚蒂戈尔斯基则始终在一旁说故事，帮助你理解音乐的内涵，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引导年轻乐手去体会作曲家的意图，聆听自己的演奏，思考想要反映的作品风貌和精神内涵，一旦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可以有独特的呈现方式。存在无数种表达方法可以触及作品的深处。。

　　B：你的同窗盖林加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自言深受罗斯特洛波维奇影响，指挥、教学、推动现代音乐，一样都不拉下。相比之下，你的职业生涯似乎仍紧紧围绕世界巡演和录制唱片。

　　M：每个人情况不同，老罗对我的影响没必要体现在跟他干一样的事上。你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干。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我来说，质量远比数量重要。我专注于演奏是因为我的个人生活已经很难负荷其他的工作了。我也觉得指挥、现代音乐很有诱惑力，但人的精力有限，不同事业间的关系就是此消彼长，你干了这个，就没工夫练琴，你必须权衡得失。

　　B：说说你在1973年为97岁的卡萨尔斯演奏的经历吧，当时距离他去世仅两个月了。

　　M：那真是不可思议，是伊萨克?斯特恩为我们安排的。卡萨尔斯跟我谈了不少，他花了3小时，听我演奏了《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第二号和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他是个传奇人物，即便那么大岁数了，你还是能体会到他所散发出的能量。

　　B：你真幸运，能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几位大提琴大师学习和请教。

　　M：话虽如此，你当然可以从这些老师那里获得很直接的、宝贵的经验，但我要说的是，音乐的学习无处不在，你也同样可以向伟大的钢琴家、小提琴家，甚至歌唱家、指挥家讨教，不管是听音乐会，还是听唱片。

　　我还真感谢那段坐牢的经历

　　B：与皮亚蒂戈尔斯基年轻时躲在运牛车里逃往波兰而被边防军扫射一样，你离开苏联时也经历了不少坎坷。

　　M：是啊，那天是1972年11月7日。下个月，我就35岁了，哈哈。

　　B：之前你被苏联当局关押了18个月，罪名是“妨碍货币流通”？

　　M：这是子虚乌有的理由，当时给你头上随便定个罪，很容易。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我姐姐和家人在1969年1月移民去了以色列，政府就觉得我也一定会跟着去，并且会先在莫斯科完成学业，领完学位证书后走人。这下，政府觉得亏大了，但碍于我当时成绩顶尖，他们没理由平白无故把柴可夫斯基大赛第一名的学生踢出学校，于是他们先把我折磨了一番，不让我上课，不给我发成绩单，但这不影响我练琴啊。最后他们只能出此下策，把我关押起来。

　　B：后来，他们要你把学费如数奉上，才肯让你离开。

　　M：是啊，1972年，他们费尽周折，使出浑身解数阻止我的移民申请。最后一招，就是让我赔钱。那时候，政府总要求人们付出一笔惊人的费用才能离开，数额之高昂令大多数人都不得不继续呆着。

　　B：那时你刚从牢里出来，18个月没有碰琴，那段不幸的经历有没有影响你日后的演奏风格。

　　M：当然，但就像半杯水的故事那样，它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全在你怎么看。你可以说那是不幸的，但我倒还挺庆幸的。因为那段经历，我没有完成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习，却在人生的课堂成就了一段更为完整的学习。人生经历、对人性更深刻的认识和性格的开拓，大大影响了我日后对音乐的理解和把握。说起来，我还真感谢那段坐牢的经历。

　　搞独奏的就该个性至上

　　B：谈谈你的时尚观吧。

　　M：我哪有什么时尚观。我喜欢三宅一生就是因为穿起来很舒服，面料实用性强，轻便，适合旅行，只要塞入小小的旅行箱中，穿起来都不用烫。对音乐家来说，穿阿玛尼，还是别的，都不重要，只要把音乐演奏好就行了。只有军队士兵或警察才需要穿制服，我是个搞独奏的，个性至上，没必要跟所有管弦乐队成员步调统一吧。

　　B：但独特的外形确实让更多的人记住了你。

　　M：我随兴而至地穿，没想过取悦任何人。在我看来，无论干什么，敞开心怀，投入狂热的爱，是最关键的。我相信，那些前来听音乐会的人，都能在音乐中体会到演奏家的良苦用心，那是一种比情感和智力交流更直接的沟通。

　　B：你演奏的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比其他演奏家的版本更忠于原作？

　　M：这首德沃夏克写给波希米亚同胞大提琴家哈努斯?维汉（HanusWihan）的曲子，被誉为最伟大的大提琴协奏曲之一。德沃夏克对我们来说是个伟大的作曲家，但对其朋友来说，却仅仅是个朋友。于是维汉在原谱上私自作了许多改动，甚至在最后一乐章的结尾处，擅自加入一个独奏的华彩乐段。德沃夏克发现后非常生气，当然，他并不允许这些改动后的乐谱出版，但在第一乐章中，标注为“ossia”的一些小的变调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在第一版捷克出版的乐谱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维汉留下的“杰作”。

　　B：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M：是罗斯特洛波维奇晚年时发现的，但当时他已无法演奏大提琴协奏曲了，就告诉了我，于是我重新找出当时的录音检查核实。虽然德沃夏克的地位还不能与巴赫、莫扎特、舒伯特、勃拉姆斯相提并论，但相比哈努斯?维汉，很显然，我们更应该尊重谁？这是原则问题。不过，在尊重原谱的前提下，作者的原意也并非最重要的。

　　B：此话怎讲？

　　M：古典音乐有太多的传统，如此出名的乐曲，在你演奏前，已经有无数个版本了。单罗斯特洛波维奇就前后录过4版，哈雷尔、马友友、皮亚蒂戈尔斯基、托特里耶等人都录过两版。听过无数次以后，等你自己拿到乐谱时，早已被“编程”了。巴赫的曲子也一样，已经没有人会用原谱上标注的速度去演奏了。对我而言，作曲家对乐曲意图的把握更应体现在整体结构上，而不是单一乐句的表现。

　　B：你崇尚相对自由的表达？

　　M：的确，我承认。音乐的自由程度跟当天喝了多少酒、心情如何都有关系，但这里有个限度，这和你心动过速就得进医院的道理一样。犹太人有个笑话，老师问同学：2加2等于几？一个弱弱的声音冒了出来：7。老师说：要我讲多少次，2加2等于4，也许有时也等于5，但从来不等于7。 罗斯特洛波维奇的音乐哲学就是，表达同一个音乐主题时，除了声音的质量和音色是必须严格保持的，其他变化都在允许范围内。

　　B：你现在是比利时人了，却以“世界公民”自居。

　　M：我还手持以色列护照，我今天在中国，明天在日本，很少回家，需要两张护照轮流递送各国领馆敲章。我可不觉得自己多“比利时”，不过现在没人会胆敢称我为“俄罗斯大灰熊”了（学熊叫）。我生在拉脱维亚，在苏联解体前，我们说拉脱维亚“被占领”了。后来我被“遣返”以色列，我从不认为那是移民，“遣返”就是回家的意思，这很重要。随后我又迁居欧洲。我拉意大利提琴，用的是法国弓、奥地利和德国的弦；我女儿出生在巴黎，大儿子出生于布鲁塞尔，小儿子生在意大利；我开日本车，戴瑞士表，挂印度项链，穿中国内裤。当然，我没有考证过，但我想大多数日用品都应该是中国产的，现在，我就要动身去为小儿子买一套唐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