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中课改能否摆脱高考魔咒

　　本报记者 樊未晨

　　学生说：“课改之后的课我们更爱上了”；

　　老师说：“课改之后的课更难上了”；

　　家长说：“课改了，一个学期发48本书，孩子的负担是减轻了还是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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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日起，北京市开始正式实施高中的课程改革。一个多月来，高中课改成为北京教育界一个热门话题。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个省区市进行了高中阶段的课程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是“教师无法理解课改实质”、“课改实验流于形式”、“课改一套、高考一套，增加了学生和老师负担”等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

　　在这种情况下，第四批进入高中课程改革的北京，受到了更多人的瞩目。

　　最近，记者走访了多所学校并深入到课堂，近距离探访北京高中课改。

　　老师不再满堂灌课堂真的给了学生

　　9月18日上午11点，北京育才学校高一的一节必选课上，全班被分成4个组，每个组的同学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一周前，他们在樊颖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教室欣赏了校园的秋色，回家之后同学们选取校园秋色中的一景写一个小片断。

　　这节课，每个同学手里都拿着其他组同学的作品，阅读评比之后，每个组推举出一篇作品，并选派一名组员在全班同学面前陈述自己小组的“推荐陈词”，还要“一针见血”地指出被推荐文章仍存在的不足。

　　“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拿出课上的时间把学生带出教室。”该校的高中教学主任吕老师说，“现在学校自己开出了必选课，可以有计划地、灵活地在某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专门训练了。”

　　这节必选课上，课堂的气氛一直非常活跃。第一组推荐了闫伟帝同学的习作，第二组把薄学同学的作品推荐给了大家，第三组同学拿出郭颖的作品与大家分享，第四组则最欣赏牟思聪同学的习作。

　　在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的点评之后，樊老师引导同学说出了写景时应该注意的问题，然后又从同学们的作品中拿出两篇，让每一位同学选择其中一小段进行修改，再请全班同学对修改后的部分进行评述。

　　最后，老师带领同学总结出了片断写作的要点。

　　一节课下来，几乎每个学生都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了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

　　“课改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了课堂”，樊颖老师说，以前的课堂是以老师讲授为主，现在的课堂是以学生学习为主。

　　在记者走访的多所学校里，课堂上最活跃的都是学生。

　　教师遭遇了最大的挑战精神压力更大了

　　课堂给了学生，并不意味着老师的任务轻松了。

　　“觉得更累了”，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教师都这么说。

　　按照惯例，每年接手高一的教师都刚刚带领前一届毕业生闯了高考，“往年接手高一的时候总有一种"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感觉，可是今年却觉得比教高三还累。”一位老师评价。

　　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王惠丽老师正准备讲文言文《荆轲刺秦王》，王老师要精心设计：如何依照课改的精神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一步步引导学生学会、学懂这篇课文，还要完成对学生概括能力的训练。同时，王老师还要在上课前把学生所有的预习作业都看一遍，了解学生有哪些疑问，并在课堂上设计相应的环节为学生解答。另外，还要把学生事先交上来的资料整理出来，并在电脑上做成幻灯片，再自己查找资料，把学生没有找全的资料补充上。最重要的，还要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找到学生们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

　　仅仅为了这一节课，王老师就要比以前多花两倍的时间。

　　体力上的辛苦还是次要的，精神上的压力才真正是让老师们感到辛苦的原因。

　　“如果认真研究新教材就会发现，"书＋学案"已经把老师该讲的、学生该学的东西写得明明白白，从这个角度看，老师使用这套教材更轻松了，但是教材背后的观念变化却是巨大的。”北京知春里中学的于老师说。

　　刚拿到新教材的时候，曾经有老师说，“课改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就是老师使用课件多了，学生发言多了，课堂上热热闹闹的就行了”。

　　“课改不是花架子。”樊颖老师说，“关键是在学生的思维和认识水平基础上，进一步激发他、重视他、保护他。”丽泽中学的王惠丽老师介绍，以前的教材也有《荆轲刺秦王》，那时会把串讲、通假字等古汉语知识作为重点，现在就要在激发学生自身的能力、引导学生自学上下工夫，“同样的教材，真正的奥妙在于你怎么用”。

　　“新课程对老师的要求更高了。”丽泽中学的臧校长说，“新的课本、新的教材只是个把手，如何运用好这套教材，老师成了改革成败的关键。”

　　课改刚刚开始，不少老师却在焦虑一年以后怎么教。

　　按照北京课改的进程，高一基本是必修课和必选课，到了高二将有大量的选修课程登场，这对老师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谨慎前行高考还是最大的未知数

　　北京的吴豪老师是记者碰到的对课改最为抵触的一个。

　　“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改革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吴豪老师最近连着带了3届高三，每一届的高三教材都是不同的面孔，“我还记得2002年前后，我刚参加工作，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课改”。吴豪老师回忆，那段日子，学校常常组织全体教师开会学习新课改的精神。老师们人手一本新课程改革读本，“关于它的读书笔记写了不下七八篇”，可惜热热闹闹过后，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只要传统的考查方法、评价体系依然大行其道，新的课程改革就无法真正实施。”吴豪老师说，“谁敢跟高考对着干，谁敢拿学生的前途开玩笑？”

　　那次课改给吴豪留下的印象“除了教室中添置的多媒体设备外”，似乎就没什么了。

　　而这正是北京的一些教师心中最大的担心。在采访中，在谈到课堂上的变化时，老师们都是眉飞色舞的，但是一提到3年后的高考，他们马上变得忧心忡忡了。

　　3年之后的高考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最大未知数。

　　“我们现在也不敢完全放开，毕竟还有高考管着。”一位主管教学的学校领导说。

　　这种情况下，不少老师只能在课外多下工夫。

　　课堂上没有“灌”给学生的内容，让学生在作业中练习，老师再通过每堂课的随堂测验进行检测。

　　几乎每个被采访的老师，都加大了小测验的分量。

　　学校、老师、学生、家长一起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北京的石老师来说，这两天最担心的是不久到来的模块考试。

　　“十周完成一个模块”是新课程的要求。“原来要讲的知识要教给学生，原来不太重视的能力培养现在也要在课堂上完成，课时真的很紧”。眼看着十周已经过了一大半，石老师的课程只完成了一小半，她着急了。

　　其实，学校也在观望着这次模块考试，“据说是区里统一出题”，知春里中学的校长说。学校要根据这次考试的情况，调整自己学校的教学模式。

　　比学校和老师心里更没底的就是家长了。

　　“一个学期发48本书，这改革怎么越改越累呀？”初三学生家长陆丽紧锁着眉头。很多家长跟陆丽一样在密切关注着学校的“风吹草动”。

　　早在课改实施之前就有不少“准高一”学生的家长四处打听课改的信息。在家长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孩子的前途更重要的了。

　　“模块”、“选修”、“必选”、“学分”，对于那些传统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家长，光是听这些名词就有些犯晕，更别提把这些完全弄明白了。但是他们都知道，课改之后老师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教给学生了，这让他们极不放心。

　　“我们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初中的时候我女儿就赶上了课改，没想到高中又赶上了。”姜蓓说，“我不是不希望改革，国家研究好了再改呀，这不是拿我们的孩子做实验吗？”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实验品”，不少家长给孩子额外请了家教。

　　陆丽的准备算是充分的了，她现在已经搞到了新课程的课本，并且把前几年的高一课本都弄到了。等儿子中考一结束，她马上会把儿子送到青岛，儿子的小姨是青岛的一位特级教师，她要利用暑假“把儿子的基础打得牢牢的”。

　　对于北京的高中老师、学生和家长来说，课改才刚刚开始，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现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丽泽中学的臧校长说。但是，改革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这是很多老师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