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奥运“教父”何振梁
当“北京”这最后两个字从萨马兰奇嘴里吐出时,直播大屏幕上出现了何振梁特写——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泪水恣意流淌
本刊记者 水莲 发自甘肃
如果你不关心体育,如果不是他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你一定会把眼前这位老人当成一个朴素的西北老汉。
这是8月26日早晨。甘肃天水清水体育训练基地,两层迎宾楼外面,几个厨师和服务员,眼睛一直朝这边张望着,他们刚和门口的这个老头集体合影。
“我还想让老爷子签个名,他一点都没有架子。”一个女服务员拿着大概是点菜用的小本子,用胳膊碰了碰同事,一边小声叨咕。
这位老爷子,就是何振梁,前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亲眼目睹我国从申奥失败再到成功、中国奥运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问他这几天考察西北和发达地区差异的感受,用何振梁的话说:“体会到落后地区体育运动工作的艰难”,“越来越临近奥运会了,希望能为这些贫困地区的体育状况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希望农村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
78岁高龄,对他并不就意味着安逸的晚年生活,他现在还身兼国际奥委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等多个职务,每天工作不少于5个小时。
他不赞同被别人称为“中国奥运教父”,更喜欢的称谓是——“中国年龄最长的奥运会志愿者”。
新中国奥运会的先行者
1929年,何振梁出生在江苏无锡市郊一个叫田屠里的地方,小学上到三年级,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学习。
1938年,何振梁随全家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转读教会学校。1950年,21岁的何振梁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解放,由于大量外事活动需要翻译,共青团中央到上海选调外语干部,到有法语教育传统的震旦大学找人,就这样,何振梁从上海到了北京。
在团中央,他的第一次翻译任务,是接待1950年4月来华访问的法国劳动青年联合会总书记雷奥•斐盖尔(Leo Figuere)。尽管学过多年法语,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大量词汇的法语,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同学” 和“同志”这两个词在法语里是同一个,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在努力提高法语水平的同时,何振梁还参加了团中央机关组织的俄语学习,并且自学英语。那段时间里,但凡团中央的大型外事接待,几乎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扎实的外语口语,也为他日后的体育外交生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本来在团中央工作好好的,1952年,何振梁的事业突然开始了一个重大转折,直到今天,他还开玩笑地认为那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走上了体育之路。
7月的一天,何振梁临时接到出国通知,要他作为翻译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在此之前,他还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
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年,由于国际奥委会内的一些阻挠势力,一部分委员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经过艰难斗争,直到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下午,中国才收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
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一个由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担任团长的40人体育代表团,乘坐几架小飞机连夜赶往芬兰。由于时间仓促,球类运动员都未赶上比赛,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赶上了100米仰泳预赛,可惜遭到淘汰。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也是何振梁个人许多第一次的开始:第一次在运动场上参加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第一次看美、苏两个阵营的篮球决赛;第一次在工作中交替使用他精通的法语、不熟练的俄语、英语给人做翻译。
这次短暂的“客串”翻译,让本来就很“抢手”的何振梁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成为国家体委、外交部等多个部委“抢着要”的人才。在争取他的人当中,当时主持体育工作的副总理贺龙是态度最坚决的一位,在他的坚持下,何振梁于1955年调入了国家体委。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高级翻译,但多了一个杰出的体育外交家:为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五星红旗,何振梁贡献了自己未来的全部岁月。
舌战蒙德维地亚
1979年4月6日,国际奥委会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地亚召开第81次全会,主要议题是中国能否重返国际奥委会。
正是知天命之年的何振梁,代表中国奥委会做主题发言,主题有两个:一是让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另一个,是请求取消台湾的国际奥委会中国代表的资格。形势并不乐观,国际奥委会里支持中国重返的委员不占多数。
以一敌众,镇定的何振梁上演了一场“舌战群儒”大戏。做了台湾和大陆关系的陈述后,一个委员即席发难:这里谈论的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体育跟政治无关。他要求何振梁不要在这个场合发表政治言论,“我们不谈政治”。
何振梁沉着应对,他答道:“先生,您说我不应该以政治问题来回答您的问题,但是我想告诉你——首先你的问题是政治性问题,我必须以政治性的语言来回答你的政治性问题。”
有15个委员先后向他提问,提问者既有来自友好国家的委员,更有对中国持有某种排斥情绪的人,来自英国的埃克塞特侯爵、肯尼亚的亚历山大等人,都想用北京对台湾没有“实际管辖权”这张牌来压中国。情势很紧张。何振梁回忆往事,却说自己“没时间去紧张”——“紧张什么啊,当时只能高度注意他们提的是什么问题,我应该如何回答,把主要问题回答完后,还要利用他们话里的漏洞来反驳。”
在反复说明“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的立场后,何振梁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恢复奥委会身份后,可以特许台湾地区以中国台湾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但不得使用其所谓的“国旗”、“国歌”以及任何“中华民国”的象征。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以这样明确的语言表述台湾问题。
何振梁的沉着和机智,在随后于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执委会上获得了回报——决议一致通过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
后来在1981年,萨马兰奇见到何振梁说:你当年在蒙德维地亚会议上的回答,赢得了委员们的尊敬。
莫斯科的眼泪
看过莫斯科申奥直播的人一定还记得,2001年7月13日,何振梁作为北京申办陈述人的第一句话就抓住了所有人的心:
“不论你们今天作出什么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的决定,可以通过体育运动促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造福全人类,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后的北京,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
“Bravo(棒极了)”,都灵市冬季奥组委副主席艾弗琳娜在众人的掌声中大喊。
何振梁用英语和法语交替说出自己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崇敬,这是他真正动情的时刻,这也是他一生中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了。
这也是何振梁第二次为中国申办奥运会效力。此前,为了北京申办2000年第27届夏季奥运会,何振梁在三年时间内飞遍五大洲,飞行里程超过64万公里,可以绕行地球10圈。以至有认识的机场工作人员问:“你不是昨天才回吗,怎么今天又出国了?”
第一次,奇迹没有发生。1993年9月23日,摩纳哥的蒙特卡洛,45对43,“两票之差使北京失去机会”。
到了1994年,何振梁从国家体委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了他有更多的时间为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做事,萨马兰奇委任他为文化委员会主席。
在他的主持下,1997年,在瑞士举办的“世界体育文化论坛”,引起了世人关注。“他让文化委员会获得了青春,”萨马兰奇这样赞许道。
但何振梁内心更看重的,是利用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机会,为中国申办奥运会创造条件,积蓄力量。
1998年11月,中央批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何振梁知道,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战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直到2001年7月,他代表北京作第二次申奥陈述时,他已经是72岁的古稀老人。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萨马兰奇拆开信封,宣读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投票结果: “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举办权,授予北京。”当“北京”这最后两个字从萨嘴里吐出时,直播大屏幕上出现了何振梁特写——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泪水恣意流淌。
自此,何振梁逐渐淡出世人视野。
天生忙人
他开始把一部分精力放到体育文化和教育学生方面。
“目前我带了三个体育博士生,当年的羽毛球运动员李玲蔚也是我的学生,她是我最欣赏的,为国家拿了几十个世界冠军,博士论文答辩居然达到了95分。”
说起学生,他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成就感:“还有两个也很优秀,一个是广西自治区的体育局副局长,一个在北京奥组委工作。”
搞了一辈子体育,何振梁的时间表上,却没有自己喜欢的高尔夫球运动,“很少去打球,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他也出席一些和奥运有关的活动。今年8月20日,何振梁参加完一个活动后,一篇题为“奥运带给城市黄金发展期”的发言稿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其中一段话是老人对当下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尖锐批评。可惜,他抨击房价过高的声音很快就被湮没了。
6天后,本刊记者以这个话题向他提问,他回答说:“商人赚钱应该取之有道,应该想一想整个国家、社会怎么样能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于采访前的约定,我们的话题大多围绕奥运会和体育,没有涉及他的家庭和情感生活。一路上,他夫人梁丽娟老人一直默默陪在他身边,如果有人找何老谈事,她就会退到一旁。
梁丽娟曾在何振梁的传记《何振梁——五环之路》中有过这样一段话:“50多年来,我们这一对,至今一直是所有认识我们的人最羡慕的幸福配偶。”
返城上车时分,天又下起了小雨,何振梁抢先梁丽娟几步等在门前,伸出手来扶着她的手说:“来,丽娟,小心点。”
我和送行的人站在训练基地的楼梯口,看两个年近80的老人相互搀扶着向停在不远处的三菱吉普车走去,入秋的西北,微风中夹杂着秋雨的凉意。
“这两个人真让人羡慕!”当地体育局长站在我旁边,话是他嘴里说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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