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挡不住求学的梦
一本作业本，可以让他们记录无尽的知识；一支铅笔，可以助他们描绘未来的道路；一个书包，可以帮他们承载童年的梦想，这些在城里孩子看来是最简单不过的基本学习用品，对山里孩子而言却是“奢侈品”。
干馍馍充饥的午餐，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头，翻里翻面写字的作业本……
姐弟俩一个馒头当午餐
距离兴隆山自然保护区东南方向20公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榆中县马坡乡旧庄沟小学。经历了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气后，天终于放晴了，不远处山上的积雪很是刺眼，路边树上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飘零。
10月19日上午10时，我们乘坐的车子翻过山顶下到山底下，一面五星红旗在高高的旗杆上迎风飘扬，不用多想，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学校。再有20天就立冬了，山下的村落寒气逼人，庄稼人还在地里挖洋芋，通往学校的崎岖山路上很难见到村民的身影。
走进校门，两排两坡水的砖房一字排开，这就是孩子们的教室；一个破旧的篮球架孤零零地立在两排教室中间；校园东边是一座教师备课休息用房，充当了学校的一面围墙。6间教室里摆放着3排已看不出漆色的矮桌凳，黑板已经磨得发亮，室内墙上漏过雨的痕迹清晰可见。
“昨天刚下过雨，到现在地上还是稀泥，孩子们站在上面乱踩，地皮都被揭起来了。”一名老师说。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在这里举行的捐助活动，来自甘肃联合大学的学生为孩子们带来了新铅笔、新作业本、新书包。孩子们列队站在操场上等候“礼物”，幸福的笑脸和当天的阳光一样妩媚。
王辉霞、王志元姐弟俩都在这所学校上学，姐姐王辉霞读三年级，今年12岁；弟弟王志元念二年级，今年9岁。记者“钻”进队伍中顺手撩起几个孩子的裤子发现，别的孩子这时都穿上了毛裤、棉裤，而这姐弟俩仍穿着一条破旧的线裤，上身的衣服显得破旧而且肥大，破了洞的布鞋难掩没有袜子的窘境，风肆虐地从补丁钻进去，即使昂着头站在队伍中仍觉不自在，他们努力地把身子缩成一团，希望能得到一些温暖，但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让姐弟俩高兴的是，当天他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摞作业本。姐姐还将自己得到的新作业本给弟弟分了几本，弟弟看着新本子咧嘴笑了，别人问什么，他只是一个劲地点头或摇头，不太爱说话，王辉霞成了我们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记者：这么冷的天不穿袜子不冷吗？
王辉霞：冷！我也想穿，但家里没有袜子。
记者：一年都不穿吗，一般什么时候能穿上袜子？
王辉霞：爸爸说立冬后就可以穿了。
记者：脚疼不疼，能忍受得了吗？
王辉霞：上学的路上人在走动，感觉不到冻，坐在教室里就感觉有些冻，上课时不能乱动，只能忍着，下课后赶紧到教室外面的台阶上晒太阳。
记者：要是没有太阳怎么办？
王辉霞：没太阳就到校园里跑几圈，这样就暖和了。
记者：学校离家远吗，中午回家吃饭吗？
王辉霞：不是很远，翻一个山头，步行得40分钟，来不及回家吃饭，只能在学校里吃点带的干馍馍。
记者：早晨上学时吃饭吗？
王辉霞：从没吃过。
记者：今天带什么午饭了？
王辉霞：家里没面烙馍馍了，我和弟弟今天都没带。
记者：那今天中午怎么办？
王辉霞：我们班有个同学答应给我一个馒头。
记者：那你弟弟吃什么？
王辉霞：我们两人一人半个，分着吃。
记者：能吃饱吗？
王辉霞：吃不饱就忍忍，等下午5点半回到家后再说。
记者：下午放学回家后就有饭吃？
王辉霞：昨天我爸爸借了些麦子，估计今天面就磨回来了，这样，我妈妈就可以给我们烙馍馍了。
记者：一个星期里中午没有馍馍的时候多吗？
王辉霞：有一两次。
记者：每次都有同学给吗？
王辉霞：不一定，有时候同学带的少了就不给，我中午吃不上，一天只吃一顿晚饭。
记者：这样的条件下念书辛苦不？
王辉霞：不苦，学校里和我一样中午不回家、只吃干馍馍的同学很多。
记者：能告诉我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吗？
王辉霞：如果家里条件许可，我想考大学，但我害怕家里供不起。
上课铃声响了，姐弟俩抱着作业本跑进了教室……
铅笔头短得不能再短
中午时分，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教室，能给里面的孩子以温暖。
走进一年级教室，老师在讲台上教孩子们写生字，靠窗户坐的一个男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倒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和穿着，而是他手中的铅笔和摊在书桌上的一本作业本。一截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在他稚嫩的小手中几乎看不见，身上裹着的厚厚的棉衣也没有阻止清鼻涕流下来。握着铅笔的小手在本子上慢慢地挪动着，留下一行行工整的汉字，而写字的本子是用毛笔写过字的大楷本从中间拆开后重新装订的，生字就写在背面。老师说，男孩名叫王名诚，今年7岁，家里条件不好。以下是记者和王名诚的简单对话，胆怯的小男孩认真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你看，铅笔短得都拿不住了，你怎么还用？
王名诚：家里再没有新铅笔了，这个还能用。
记者：铅笔盒里还有铅笔吗？
王名诚：还有好几个，和这个一样（指着手中的铅笔）。
记者：你一学期能用几根铅笔？
王名诚：两根就够了。
记者：爸爸不给你买新铅笔吗？
王名诚：开学时买，爸爸说要省着用。
记者：你的写字本怎么写过毛笔字？
王名诚：交给老师批改的作业本是新的，这是家庭作业本，一面写了毛笔字，另一面还可以再用，爸爸给我收拾好后就当家庭作业本用。我们班好多学生的家庭作业本都是这面写完后，再在另一面上写字。
记者：用这种本子写字好不好？
王名诚：没有新本子好，写错字后再用橡皮擦一擦，纸就破了。
记者：是不是你们老师要求这样做的？
王名诚：老师没要求，我们自己做的，省钱。
“这里的民风以读书为高，即使是再困难的家庭，每学期开学时的教辅材料费和作业本费，家长交钱连日子都不差。”一名老师如是说。
“我们的学生很可爱，但很可怜。”一提起学生，旧庄沟小学校长安文孝有一肚子的话要说。现在小学生们用的作业本一本大约5角钱，一个学期一个孩子最多需要20本，也就是10元钱。而就是这区区10元钱的作业本，学校里的很多学生却买不起，大部分学生都是一个作业本正面用完反面写，毛笔写过再用铅笔写，用到最后，作业本比新买来时要厚一倍；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铅笔头，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十分珍贵的，往往是用了再削，削了再用……
本报记者 武永明
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这样一张熟悉的面孔——一个趴在一张小矮桌上，手握半截铅笔，两只大大的眼睛充满对读书的渴望的小女孩，这是一张曾经打动了无数人心灵的照片。和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一样，旧庄沟小学的孩子们也渴望外面的世界，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这穷乡僻壤。然而，他们的梦想却早早地淹没在母亲的泪水和父亲的叹息里。
“我忘不了家里为我看病借的债，忘不了妈妈那双浑浊的眼睛……”
逆境，磨砺出坚强的心
庄稼人的辛酸泪
19日下午2时，记者见到王辉霞的父亲王建禄时，他和媳妇正在地里挖洋芋，这个只有30岁的庄稼汉憨厚老实，看上去就像是40多岁的人，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庄稼地里奔波，却依然家徒四壁。看到女儿没到放学时间就回来，王建禄抖了抖手上的泥土对女儿说：“家里的锅台上还有一碗饭呢，你吃完后再去上学。”
谈起家里的境况时，王辉霞母亲的泪花在眼里打转转，额头上的皱纹挤到了一块；站在旁边的王建禄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孩子她妈有病不能干活，还得一个人伺候；家里种着5亩薄地，一年的收成还不够一家四口人糊口，洋芋也不敢卖一个，除留点家人吃外，其余的换麦子。两个孩子长这么大了，从未添过一件新衣服，都是同学或亲戚给的旧衣服。现在根本不敢想孩子上初中后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抚养子女成长是每个父母的责任，可他们能力实在有限，想出去打工，可家里劳动力少，根本走不了。
王建禄说：“对我们山里孩子来说，只要一年四季有足够吃的粮食，有一两件换洗后上学的衣服，孩子能受到正常的教育，这就是家长最大的满足了。”
旧庄沟小学校长安文孝告诉记者，学校里和王辉霞家庭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身在农村，这些孩子也是爸妈的小宝贝，但他们从小到大从没穿过一件属于自己的衣服、鞋袜……
妹妹成了哥哥好帮手
安泽鹏是旧庄沟小学六年级学生，上三年级时双腿得了化脓性关节炎，家里为他治病借了5万元外债，虽经多处求医，但病情并没有多大好转，现在走起路仍是一瘸一拐，妹妹安晓霞也在这里读一年级。家距离学校只有20分钟的路程，但安泽鹏步行回家就得1个小时，自从得病后，上学期间中午从没回过家，等着爷爷给他送饭，或妹妹回家吃完后再给他带一点到学校。但每次看着爷爷满头的白发、佝偻的后背和妹妹瘦弱的身躯，懂事的安泽鹏常常躲在教室里抹眼泪。
老师说，安泽鹏的作文写得不错，有一次在一篇题为《我的家人》的作文中，小小年纪的他就能体会父母的难处。他在作文里写道“我忘不了家里为我看病借的债，忘不了妈妈那双浑浊的眼睛，忘不了为爷爷点燃长长的烟斗……”他的文字里，有父亲的咳嗽、母亲的操劳……但记者当日却没有机会看见这篇曾打动老师的作文，因为写有作文的本子让亲戚拿去卷烟了。
上午11时40分，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响过后，安晓霞几乎是奔出教室，高兴地回家吃午饭了，安泽鹏则呆在学校等候。
学校里和安泽鹏同村的学生有20多个，下午4点半放学后，看着其他同学蹦蹦跳跳、有说有笑地回家，因腿部患病“走不到一起”的安泽鹏心里很难过。放学回家的路上遇上下雨、下雪天，每每被滑倒时，别的小朋友前面跑了，妹妹会奋不顾身地将他搀起来，拉着哥哥的手艰难地行走在他们走了不知多少遍的乡间便道上，在妹妹心目中，哥哥是个“英雄”，因为有一次放学后哥哥一个人走在后面，路上被一块石头绊倒了，本就患病的双腿皮肤都破了，回到家时血肉模糊，但他还是一个人坚持着走回家。自那以后，妹妹就担当起哥哥的“保护伞”，哥哥走得再慢，妹妹都会陪在他身边。
希望天天和孩子在一起
安校长说，学校创建于1920年，1970年从村里一座庙宇内搬迁至现在的校址。包括学前班，全校目前共有学生123名，由于学校距离孩子家太远，80%的孩子中午都不能回家吃饭，午饭就在学校吃自带的干馍馍。家里条件好点的，早晨上学时吃点早饭，没条件的干脆不吃，只有晚上回家后才能吃上一顿带汤的“洋芋疙瘩”。
不光是孩子，学校的老师的生活也很艰苦，仅有的7名老师家都在另外一个乡里，一个星期他们要在学校住6天，午饭和晚饭都是自己做，大多数时间就是一锅“洋芋疙瘩”，唯一看得见的蔬菜就是从自家带的洋芋；早餐就吃干粮和自家腌的咸菜。他们周六早上步行30分钟到山头的三岔路口，然后乘班车回家。准备好一个星期够用的洋芋、咸菜和白面后，周日下午再乘班车到三岔路口，然后背着沉重的“伙食”回到学校。除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老师每天晚上备完课、批改完作业就到10点多了。在这里，老师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忙完后在校长办公室看一会儿电视。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扎根农村当老师说不苦那是骗人的话，只要天天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娃娃努力学习，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本报记者 武永明
<兰州晨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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