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关于镇坪华南虎照片的真假越来越扑朔迷离了。过程已无须赘述,因为陕西方面公布了新照片,事件又再起波澜。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批评者与拍摄者的赌咒发誓。质疑的中科院研究院傅德志“敢以脑袋担保照片有假”,而拍摄者周正龙则“以脑袋担保照片真实”。
香港倪匡先生有个观点,发誓这种人类行为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另一个人心中真正在想些什么;在信誓旦旦之下,对方自然会比较容易相信。而且,许下的违警惩戒越是严厉,取信对方的程度也就越高,这就有了所谓“毒誓”。虎照争辩双方发的,正是毒誓。
去今仅仅三四十年前,在我们国土上有没有野生华南虎都还不成其为问题。那个时候,老虎——无论是华南虎还是东北虎,都被视为害虫必欲除之而后快,没人虑及物种问题。康熙皇帝晚年对身边人炫耀过猎绩,说自己“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等等,他是要证明自己的表现,虽然这些虎豹熊罴之属都是事先在围场里赶到一起,专门供他表现,能不能说明问题还要存疑。但斯时老虎之多,却是不争的事实。浏览清代编纂的广东一些县志,大抵都有老虎出没的记载,印象较深的如《封川县志》,说有一年七八头老虎白天进了城门,头尾相连,大摇大摆地晃了一圈才走。然而,康熙式的杀虎行为,全不如当今运动式的号召更有毁灭性。那么,华南虎今天濒临灭绝的命运,似乎也可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镇坪那里现在有没有华南虎还是个未知数,但他们那一带曾经有过是可以肯定的。宋朝陈鹄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章惇为商州推官、苏东坡为凤翔幕佥的时候,专门去看过老虎(地图上看,镇坪与商州相去不远)。那是两人“因差试官开院,同途饮小山寺”,有人说发现了老虎,便借着酒劲“勒马同往观之”。可是离虎还有几十步远呢,不仅“马惊不敢前”,东坡也害怕了,说:“马犹如此,著甚来由?”看什么呀,回去吧。章惇则“鞭马向前去”,且“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回来后章惇得意地对东坡说:“子定不如我。”而陈鹄由此得出“异时奸计,已见于此”的结论。显然他是在借虎论人,认为章惇奸的一面早就露出了端倪。
蔡絛《铁围山丛谈》云,他在北宋靖康年间被流放到广西博白时,奇于当地华南虎“未始伤人”,只是于“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不仅如此,虎还怕人,“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因而“村人视虎,犹犬然耳”,跟看见狗差不多。后来,“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华南虎才变得跟内地一样开始吃人了,而且吃得干净,“略不遗毛发”。蔡絛自问:“风俗浇厚,乃亦及禽兽耶?”当然不是,这个答案他自己也清楚,他显然是在借虎说事。他不是就死在博白了吗?当时预感到了危险也说不定。
华南虎与毒誓,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现在发生了关联,不妨再扯扯毒誓。据说宋太祖曾经立过一块“誓碑”,碑文共有三条:第一条是给予柴氏子孙以种种特权,第二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第三条就是毒誓:“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乌台诗案中的苏东坡捡了条命,只是被贬为黄州团练,可能正是第二条的作用吧。不过,如我们常见,许多毒誓仅仅是做样子而已,典型的是郑庄公对母亲所发:“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反悔之后怎么办呢?手下人出主意,掘条“阴司沟”充数了事。
关于虎照的“脑袋”毒誓该如何收场,真的不好预测。谁都清楚,周正龙拍的华南虎照片,或真或假,必居其一。孙悟空与车迟国的虎力大仙比赛砍脑袋,喝一声“长”,“飕的腔子内长出一个头来”,但是别人没有这种本领,虎力大仙就是因此赌丢了性命,现出了本相——一只无头的黄毛虎。隐约觉得,中科院首席研究员与“文化程度相当低”的农民不约而同地发出毒誓,是传统文化熏陶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