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文化遗产亟待更好传承（重走中国西北角·关注时代大变迁下的微观西部）(图)

古老神秘的“（亻刍）舞”。赵亚辉摄

　　川西北是藏族、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历史悠久，民族文化遗产丰富。在重走西北角的路上，记者在川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见证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马“（亻刍）舞”、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和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坪曲子”的魅力，亲身体验了神秘独特的川西北民族风情和民俗文化。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正陷入日渐式微、后继乏人的窘境，亟待加强保护与传承。

　　神秘的面具舞，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

　　在川西北九寨沟县（原南坪县）、平武县等地的高山上，有一个奇特的藏人部落，叫白马藏人，他们是公元6世纪的吐蕃王朝东征大军中一支队伍的后裔。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白马藏人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们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最为奇特和神秘的风俗，就是“（亻刍）舞”。

　　“（亻刍）舞”，白马人方言意为吉祥面具舞，汉语俗称“十二相舞”。它源于白马人崇尚“万物有灵”的原始时期，是氐羌文化与藏文化的融合体，带有一定的祭祀性，每年只在重大节日跳几次。

　　在九寨沟县的山区，记者探访了一个白马藏人的山寨——勿角乡阳山村，有幸欣赏到这种古老而神秘的舞蹈。

　　在浑厚有力的鼓号声中，头戴各种禽兽面具的表演者，身着绣有龙和海水的彩衣彩裙，由兽中之王的“狮子”领头，模拟各种禽兽动作，时停时走，时聚时散，灵动活泼。跳至兴奋处，会激起舞者神灵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感情，也把观众带进了旷古原始的氛围和意境之中。

　　“（亻刍）舞”的领头人，68岁的杨光荣老人告诉记者，“（亻刍）舞”有着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原始舞蹈。

　　然而，据记者了解，因动作复杂，学起来不易，“（亻刍）舞”现在虽有几百人会跳，但是能全面、完整地指挥领跳者只有几十人，而白马十二相面具雕刻工艺仅有当地几位老人能够掌握。

　　“（亻刍）舞”2006年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这一濒临失传的古老民族艺术受到重视，但仍然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抒情优美的南坪小调，传承不容乐观

　　正月间采花无花采，二月间采花（哟）花正开；

　　三月间桃花红似海，四月间葡萄架上（哟）开；

　　五月间石榴尖对尖，六月间芍药赛（哟）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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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身着旗袍的女郎，怀抱当地的土琵琶，在九寨沟县城一扇古老的大门前，唱起这首流传几百年，唱红了大江南北的南坪曲子——《采花》小调。

　　曲调悠扬，唱腔圆润，听者无不心旷神怡。

　　这5位琵琶女是有名的“九寨姐妹”民间乐队成员，都是表姐妹，她们共同的师傅是家族里备受尊重的白大爷。

　　白大爷是南坪曲子这种古老地方艺术这一代仅存的几位继承人之一，他叫白映武，已经74岁了。

　　据白大爷介绍，南坪曲子是流行于川西北高原九寨沟县一带汉族（还有少数回族、白马藏族）民间自弹自唱的说唱艺术，是人们在喜庆的节日，特别是新春佳节演唱的一种民间曲调。南坪曲子在农村尤为盛行，山民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聚于庭前树下，或围坐火塘旁，引吭高歌，气氛十分热烈。

　　南坪曲子自清朝雍正、嘉庆年间由陕、甘移民迁入，融南北风格于一体，以抒情优美见长，是川西北最具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群体活动形式。南坪曲子分为两种调，音律和内容比较简单的一种是花调；音律和内容比较复杂的是贝宫调。

　　南坪小调的传承也不容乐观。九寨沟县素有“民歌之乡，琵琶之乡”的美誉，但现在通晓贝宫调的老艺人只剩下白大爷一人了。“贝宫调唱的都是大人物，据说是从皇宫里流传出来的。”白大爷告诉记者，他差不多听过100多首贝宫调，但由于都是口口相传，很多已经失传。

　　从几年前开始，白大爷开始召集侄女们跟自己学唱花调和贝宫调。他又根据记忆，在整理几十种贝宫调。“我现在还记得几十首曲子，但年纪越来越大，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才能完成。”白大爷不无忧虑地说。

　　同样令人忧虑的还有，在阿坝州，茂县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艺自从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演奏人员队伍在逐渐扩大，但是既会制作又会演奏羌笛的行家却寥寥无几，加起来不超过10人。

　　“因为羌族没有文字，羌笛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羌笛是我国民族乐器宝库中难得的珍品，传承下去意义重大。”羌笛当代传承人陈海元对记者说。

　　抢救和保护刻不容缓，财政扶持和立法保护需先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失传的危机，抢救和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

　　他建议，首先要对其进行调查发掘，对濒临灭绝的，要及时收集抢救；对有些还认识不到其价值的，要发掘整理。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应该结合起来加以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遗产面临各种困难是必然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给它们营造一个生存的环境，将其中重要的有价值的保护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陆建松说。

　　他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应该建立财政保护机制来扶持；其次，要为文化遗产的继承创建一个好的环境，比如通过演出等方式使其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他特别指出，我国大量文化遗产保留在西部地区，建议国家尽快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使它们的传承获得政策和物质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教授费安玲女士表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加快立法保护。她认为，现在所给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很容易产生将该类文化遗产与物质截然分开的误解，不利于整体保护文化遗产。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括为三方面的法律性质，即特定民族性、活遗产性和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传承性。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相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可以适用民法中的所有权、他物权等物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给予保护。”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