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教师胁迫女生卖身背后：折射西部教育困境

两名受害女生的母亲

新发中心小学校园。电视截屏

新发乡教辅站。 电视截屏

　　贵州教师胁迫女生卖身背后：折射西部教育困境

　　2个年轻的教师，一个分工和流程相对完备的12人团伙，成为利益链条上猎物的是18个年龄11至16周岁的女生，贵州威宁这起举国震惊的“卖处”案正在等待审判，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两个年轻教师的作案动机，无论是在性格分析还是经济动机上，他们的同事都觉得很难得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结论，也恰恰是他们，突破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困境和复杂生态，因此显现。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 尹克路 贵州报道

　　从贵阳到六盘水需要四五个小时行程，从六盘水到“卖处”案事发地威宁县新发乡，还有五个小时以上的崎岖山路，倘若赶上雨天，则需出200元以上的高价，方有底盘足够高的130货车司机愿意试试盘旋绕过梅花山的运气。

　　在网络上，贵州威宁县“卖处”案曾作为一个难辨真伪的传言广为流布，受伤害群体的极度弱势，加害群体的特殊身份，办案过程的一波三折，使得知情人大多讳莫如深，而媒体介入也常常举步维艰。唯有到达目的地后，在这个散落在黔西北高原深处的布依族乡呆上三天，对此方会有所感触。

　　18个受害女生

　　从威宁县新发乡中心小学到10公里以外的家，六年级小学生李冬梅每天放学后要在山路上走上半个小时。这个似乎有点营养不良的黑瘦孩子，看上去和她14岁的年龄不太相称，却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了。李冬梅有5个弟弟妹妹，在家里喂猪做饭、到地里伺候苞谷和洋芋，是身为老大的她每天回家后的主要活路。

　　2006年3月的一个周末，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同在新发小学就读但低她一个年级的大妹妹捎话回家给母亲，“姐姐说‘老师叫她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帮着去摘豌豆’”，所以双休日不回来了。两天后的周日晚上，李冬梅照常回到家里，交给母亲一斤豌豆，说是老师送的。

　　一直到五个月后、一个声称和李冬梅同去帮老师摘豌豆的孩子的家长神情严峻地找上门来时，李的母亲始终没有发现大女儿身上的异常，这让她日后为自己的粗心痛悔不已。在互相求证串连、反复盘问各自的孩子后，四个孩子的家长们发现，孩子们嘴里说的“帮老师摘豌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事实上，就在那个双休日，李冬梅和她的三个同学，被带到距离新发乡80公里外的六盘水市卖淫。

　　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显示，参与这个骗局的，是一个分工和流程相对完备的团伙：两对夫妇负责在六盘水和新发乡之间开车接送；四个女人负责在六盘水拉皮条和找好旅舍；其中以“摘豌豆”为由把孩子从学校骗出来的关键环节，则由新发中学的两位教师充任：教英语的海龙，教语文的驰垚。

　　新发中学和新发中心小学都在新发镇上，相距不到500米，在中学任教的海龙和驰垚，宿舍却安排在小学。海龙的妻子李辉艳，驰垚的妻子赵庆梅，以在小学校园内以摆摊卖小百货为业，因了这个便利，在这次骗局中，她们凭籍孩子们眼里极具亲和力的师母身份，充任了各自教师丈夫强有力的助手。

　　李冬梅回忆，周五当天晚上，按照海龙夫妇和驰垚夫妇的安排，四个人都挤睡在海龙和驰垚的宿舍里，第二天一早就坐上面包车出发了。两个师母陪着坐在车上，“海龙老师和驰垚老师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

　　过收费站时，一个孩子发现不太像去摘豌豆，开始哭叫，李辉艳马上低声凶狠地呵斥，叫不许哭，“用衣服蒙住她的头，使劲往下摁”。

　　六盘水，当地人称水城，新发是有“贵州屋脊”之称的贵州威宁县最偏远的一个乡，至今没有到县城的班车，在地理上距离水城反比威宁县城更近一些。到水城后，李冬梅和一个12岁的孩子留在旅舍，另外两个孩子迅即被带往邻近的纳雍县寻找新的买主。

　　李冬梅被要求脱掉衣服，换上新的三角裤。她不肯，李辉艳哄她说“小孩穿上大人的衣服显得好看”。另外一个女的过来给她梳头发，说“头发扎高点人就显大点”。然后一个“又高又胖”的人进来了，李大哭，却发现自己已然置身于完全无助的境地。

　　警方调查显示，事后李辉艳和赵庆梅各分得1200和2000元。次日返回的路上，四个孩子各分得了100至400元不等。李冬梅拿到100元，回到新发后，又被李辉艳收走52元，“她说要扣掉车费和我们吃饭的钱”。

　　李冬梅回忆，回到学校后，四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反复恫吓和警告，“驰垚老婆说要是我们说出去就砍死我们全家”，与此同时，作为遮掩，“她还给大家分了几包豌豆带回家”。警方事后分析，这种恫吓和警告是长达半年时间里，事情没有败露的主要原因。

　　恶行彻底暴露是当年9月，时任新发乡中心小学校长的李荣娟回忆，李冬梅等四个孩子的家长报案后，一时间“不断有一批批孩子被警车接去医院做检查”。各种传言都有，最早报道此案的一家湖北媒体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受害孩子有上百名。

　　在当地警方、妇联和教育局今年三月举行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受害人数得到初步确认，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威宁县教育局许如虎局长向记者确认了18人这个数字，许说，有14名案发时是新发中心小学的四到六年级学生，4名是新发中学的学生，年龄都在16岁以下，最小的竟只有11岁！

　　起诉意见书载明的作案时间，跨度大致从2006年3月到6月。李冬梅等四个孩子，是目前被确认为最早的一批。和她们的遭遇相仿，孩子们都是被分批骗往水城，最少是2名，最多的时候是5名，借口有时是帮老师“摘豌豆”，有时甚至就是“挖洋芋”。

　　即使是在案发以后，卢勇也承认，这个昔日的学生兼同事业务上表现不俗。可以与卢勇的看法佐证的是，在海龙的人事档案里，2004年年度考核登记表上注明连续三年获英语教学第一名，同年他还被评为新发乡优秀团干，2005年的考核评语则是“工作积极、成绩突出”。

　　两个涉案教师

　　警方2006年9月21日立案，迅即抓获涉案8个嫌疑人，在水城负责拉皮条的向超琼、吕艳琴、李龙香、罗红等4人，负责开车接应的彭绍龙、黄敏夫妇二人，英语教师海龙、李辉艳夫妇二人等都随之落网，另外一对也负责开车接应的夫妇彭绍虎、徐小艳，以及警方认定的主犯，新发中学语文教师驰垚和妻子赵庆梅却在当时奇迹般地逃走，远遁他乡。

　　李冬梅已经升入了新发中学读初一，她说再也不想去水城了，只想把书读好。和其他17个孩子的家长一样，李冬梅的母亲目前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将来对孩子身体的影响，因为至今没有权威的信息源透露准确的健康情况，面对记者，威宁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们对检查的结果讳莫如深。

　　海龙和驰垚，这两个涉案关键人物的教师身份，是威宁该案披露后让舆论最为震惊的地方。

　　威宁是贵州海拔最高的县，也是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县之一，坐落在群山之中的新发乡，去年的农民纯收入在全县35个乡镇中列第32位。海龙和驰垚其实都是新发乡本地人，两人本是中学同学，共同的特征是都改过名，也都是威宁师范的毕业生。

　　威宁师范是黔西北高原唯一一所民族师范院校，教育局长许如虎介绍，即便是不再百分百包分配工作的现在，即便是付出补习和改名的代价，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和三年学习获得一个中等师范的文凭，依然是一个令当地人非常羡慕的跳出农门的主要途径。

　　海龙原名张中陆，1981年出生，驰垚原名彭绍云，比海龙小1岁。他们的中学同学、案发时任新发中心小学校长的李荣娟也是威宁师范的毕业生，在她看来，当地初中毕业生在落榜后改个名字，是为了补习时再次报考威宁师范方便一点的常见做法。

　　李冬梅的班主任李强文也是海龙的中学同学，他印象中的海龙一直是比较内向和实在，不爱多说话，这个看法得到了海龙的中学老师、现在仍然在新发中学任教的卢勇的认同。

　　事实上即使在2001年考入威宁师范以后，海龙的表现也堪称优秀，威宁师范在海龙的毕业生登记表上的品行鉴定是“诚恳忠厚”四个字，甚至他的名字被列入威宁师范向用人单位推荐使用的“英语特长生”名单。

　　海龙的毕业论文是《怎么样当好一名人民教师》。威宁师范附近的草海小学是海龙毕业前的实习单位，在2001年6月14日撰写的实习报告里，他这样记载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感受：“天真活泼的孩子们围着实习老师要照片，那天天空下着小雨，心里乐滋滋的。”

　　即使是在案发以后，卢勇也承认，这个昔日的学生兼同事业务上表现不俗。可以与他的看法佐证的是，在海龙的人事档案里，2004年年度考核登记表上注明连续三年获英语教学第一名，同年他还被评为新发乡优秀团干，2005年的考核评语则是“工作积极、成绩突出”。

　　相比海龙在学习和工作期间获得的普遍好感而言，比他晚一届毕业的师弟驰垚，则留下了不小的争议。酗酒和嗜赌，驰垚身上的这两个特征，给包括卢勇和李强文在内的新发乡教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和师兄海龙相比，驰垚威宁师范的三年生活，显然不太如意。他的毕业生学籍登记卡上显示有包括政治在内六门课程的补考记录，以至在2002年的毕业生登记表上，刚满20岁的驰垚亲笔给自己留下了这样的自我鉴定结论：“在威师的三年，有太多的无奈，在大家的印象中我只能是一个讨厌的人，渐渐成为一个独来独往的孤独者，在现实和梦想中徘徊。”

　　按照惯常的分配逻辑，海龙和驰垚，这两个年轻人于2001年和2002年一前一后回到新发乡。先在小学任教，转正后双双调到他们曾经就读的新发中学任教，即便案发前因为随后的双基达标政策影响又被调到其他小学，他们的身份已然是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转正后两人的收入在月薪1000元到1500元之间，在当地应属可观。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两个年轻教师的作案动机，无论是在性格分析还是经济动机上，他们的同事都觉得难以得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卢勇和李荣娟看来，两人的婚姻关系和家庭现状，也许是因素之一。驰垚的父亲很早就去世，跟母亲也很少联系，而两人的妻子，也即涉案的共犯，都是“不太安于本分，也没有像样工作”的人。

　　也许答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央视某栏目记者曾经有机会见到现羁押在威宁县看守所的海龙，面对记者的提问，这个26岁的前英语教师矢口否认一切指控，“谁说的？你带她来，她敢当面说是我吗？”

　　警方说，海龙涉案的部分目前仍然是“零口供”，尽管他们认为证据充分。

　　三个下台校长

　　许如虎一直纳闷自己此前没得到半点风声。

　　警方下令拘留海龙和驰垚是2006年9月，许如虎直到当年11月才知道自己辖下的威宁县教育系统8000名教师中，出现了两个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败类。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县教育局长也许会更迟知晓此事。

　　威宁县教育局和公安局机关所在地，正好在威宁县城一条街上面对面。许如虎回忆，2006年11月的一天，他在教育局楼下偶尔碰到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他说准备逮捕我们两个老师，我才晓得，我马上就派人下去调查这个事情。”

　　调查的结果在一个月后出台。2006年年底教育局发出一份36号文件，宣布“因涉嫌犯罪”，撤销海龙和驰垚教师资格。这是已知的对两个涉案教师的最早行政处理决定。同一份文件上，还免去了时任新发中学校长卢勇和新发中心小学校长李荣娟的职务，理由是“管理不善”。这份文件同时还要求在全县立即展开师德师风教育。

　　卢勇承认自己也许有责任，但认为这个处理对他显然不公，他用了一个“丢卒保车”的词来形容对他的免职处理。事实上这个20年教龄的中学教师，是2006年6月才接任新发中学校长一职的，从上任到被免职，实际任职时间不到半年。

　　这个时间段，恰好海龙、驰垚已经从新发中学调到其他小学去了，也不属于警方认定的作案时间范围。

　　卢勇的前任叫彭斐朝，一个在新发中学做了整整十年校长的政治教师，这个新发乡教育系统的元老，突然在2006年6月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尽管许如虎批准了彭斐朝的辞职，但在案发后彭此举依然引发很多议论。

　　议论主要集中在一点：驰垚和赵庆梅是彭斐朝的亲侄子侄媳妇，彭绍龙黄敏夫妇和彭绍虎徐小艳夫妇等四人也是彭的儿子儿媳，也就是说，包括当时在逃的4人在内，涉案的12人中，有6个人和彭斐朝有亲属或者亲戚关系。

　　当地不少人指责彭斐朝案发时既担任校长职务，难免有失察之责，作为6个涉案人的长辈，也不太可能不知情。尽管后者怀疑缺少证据，许如虎承认彭斐朝也许有责任，“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他已经提前辞职了，你没有办法再处理他啊。”为了对公众交代，许如虎最后建议新发乡党委免掉了彭斐朝案发时还保留的最后一个职务：新发乡教育辅导站党支部书记。

　　教辅站是县教育局和乡镇中小学之间的中间管理层级，对新发乡的教育管理有很大发言权。接替彭斐朝职务的，也是当地的一位李姓教育界元老。这位元老的女儿，就是同样被免去职务的新发中心小学校长李荣娟。

　　和卢勇一样，前校长李荣娟心情也有点复杂。虽然受害孩子绝大多数出现在她的学校，但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多少责任。因为驰垚和海龙并不是她管辖的教师，两人调走前住在新发中心小学时，她就意识到两人的家属在校园内摆摊会带来安全隐患，为此曾多次向时任新发中学校长兼乡教辅站书记的彭斐朝反映这个问题。

　　“我反映了多次，但是没有人来解决，现在出了事怪谁呢？”

　　李荣娟说，一个受害的孩子曾经对她提过，在水城时，驰垚说农村穷人家的孩子哪天不注意走在路上就给人强奸了，还不如现在出去卖还能换点钱。李荣娟回忆，事发后孩子们听说她被免职，哭着说对不起她，是她们自己出了事，让老师跟着受委屈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她一边在电脑上搜索相关学生伤害法律责任的法规，已经不再是校长的她，下意识地关心责任问题。

　　对两位前校长的抱怨，威宁县教育局局长许如虎承认有些道理，但没有办法，“出了事情总不能没人出来负责吧？”

　　彭斐朝的住处，基本处在新发中学和新发中心小学的中间点上，三对涉案亲属给他留下6个不到10岁的孩子。面对记者的问题，他总是报以“不知道、不清楚”六个字。除了到中学继续担任政治课教师和时不时要被叫到县城接受调查外，这个年近六十的老头儿目前的日常生活就是带着6个孩子闭门不出。

　　三份保证书

　　本案12名案犯中竟有4名在逃且将近一年，这给素以“四大神捕”追逃闻名省内外的威宁县警方带来巨大压力。7月，一家中央媒体关于此案的内参获得高层批示，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后不到一个月，彭绍虎和徐小艳首先在昆明落网，8月10日，驰垚和妻子赵庆梅在四川攀枝花被威宁警方捕获。

　　至此，该案12名涉案嫌疑人全部落网，威宁警方侦查终结后已将全案移送到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截至目前，该案仍在紧锣密鼓的审查起诉阶段。

　　按照刑诉法规定，此案将是不公开审理。一位律师说，无论是按照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涉嫌组织、强迫卖淫罪的量刑，还是按照级别管辖的规定，此案都可能有人会被处以极刑。似乎是一语成谶，驰垚在威宁师范的毕业生登记表上自我鉴定最后一句是：“在人生的下一站上，我会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工作当中去”。

　　与此同时，案发一年多以后的新发乡，“卖处”案蒙上的阴影正在渐渐散去。尽管卢勇还是觉得在外面羞于说自己是新发的老师，在海龙和驰垚曾经住过的宿舍，又一批新分来的大学生们正在打扫卫生准备入住，贵州常年阴冷的雨夜里，他们间或响起的歌声清晰可闻。

　　李冬梅已经升入了新发中学读初一，她说再也不想去水城了，“只想把书读好”。和其他17个孩子的家长一样，李冬梅的母亲目前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将来对孩子身体的影响，因为至今没有权威的信息源透露孩子准确的健康情况，面对记者，威宁县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们对检查的结果讳莫如深。

　　对新发中心小学现在的负责人黄佑能来说，目前更担心的事情，则是这些孩子因这个事情的各种影响而辍学。黄佑能说县里不允许一个学生因为该案而辍学或者出现其他变故，教育局因此决定免掉了受害孩子的一切学杂费用。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三份同一天签署的保证书。李冬梅和母亲各自签署了一份不因为这件事情辍学的保证书，第三份则是由一个当天嘲笑过李冬梅的男同学写下的，这个请求“全体老师和同学原谅我”的小学六年级学生，承诺“决不再对她讲难听话”。

　　按照县里的指示，黄佑能还制定了《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合同书》，作为学校负责人，他要和每个学生家长都签订责任书，“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学生被拐被骗被诈被抢以及出现强奸流氓现象，若出现伤害事故，学校不负责任。”新发小学的每个班主任也拟订了《女生管理规范》，要求女生“放学必须回家”、“不要和陌生人交往，特别是陌生男人”。

　　(文中所涉未成年人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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