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萨科齐犯了权力晕眩

　　萨科齐的错误就在于，他似乎忘了本国文人、教师及社会贤良一直就有一种将国家权力赶出校园的奋斗传统。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教学自由本来就是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对文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萨科齐犯了权力晕眩

　　秋风

　　独立学者，现居北京。

　　突然掌握大权的人，总是会有一种晕眩的快感，从而行为失常。个性鲜明的萨科齐在出任法国总统后颁布的第一个命令就十分奇怪：他要求全国高中生阅读二战时期法国反纳粹小英雄的绝笔信。用意似乎很好，让年轻人有个学习的榜样。但签发这一命令时，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有界限的，现代法治国家所确立的学校自治、教学自由原则为他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早就划定了清晰而不可逾越的界限。

　　教育自由是宪政原则

　　不论中西，教育传统上被认为是社会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在西方，教育长期以来是教会的领地，尤其是大学，自治传统极其深厚。比如法国的巴黎大学，在世界大学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大学之大，就在于其地位之尊贵、伟大：它依托遥远的罗马教会，与近在身边的法国世俗君主相抗衡，获得了不受君主干预的完整的自治权。师生们只服从大学的法律，根本不用管国王的法律。当然，它也完全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课程，不看国王的脸色。

　　正是在这所自由的大学，托马斯·阿奎那发展出了他那伟大的哲学体系。当时还有其他大学，比如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恢复了对罗马法的研究。可以说，大学在封建的分权制衡格局中所获得和保持的自治传统，为中世纪的文明复兴与近代的文艺复兴创造了制度环境。

　　现代民族国家是以集权的面目出现的，中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大陆各国君主一直试图控制教育，使之服务于国家在启蒙者协助下所确定的单一的政治目标。追求国家控制教育，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潜伏不散的传统。直到今天，《联邦德国基本法》仍专门规定，“整个教育制度应受国家之监督”。

　　至于后发国家，为着赶超先进，自然地就接受了这种教育专制主义理念，毫不犹豫地用国家权力控制教育。以日本为例，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勅语”，要求刚刚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必须向学生灌输正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尽忠天皇，为国牺牲。以后日本历届政府也都把教科书的编写作为国家实施的工程，要求各学校统一使用“国定”历史教科书，向学生灌输“正确”思想。近代很多中国学者热衷的“军国民”教育之蓝图，不过就是日本此一教育理念的翻版。

　　但在西方，教育自治的传统十分深厚，国家权力向教育领域扩展的努力遭遇强烈抵抗。最终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一起，各个宪政国家逐渐确立了教育自由的宪法原则。比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艺术与科学、研究与讲学均属自由，讲学自由不得免除对宪法之忠诚。”国家也不得不放弃全面控制教育的企图，比如，基本法规定，“子女教育权利人有权决定其子女是否接受宗教教育。”《日本国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障学术自由”。美国法院也通过一系列判例，一再确认、重申学术自由、教育自由的原则。

　　教育自由至少应当包括学校自治与教学自由两项内容，各宪政国家为保障这些原则，均借助种种制度设计，限制国家权力对学校治理、对教学内容的专断干预。当然，大体说来，学校自治与教学自由原则在大学体现得较为完整。前不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演讲，就体现了大学自治的根本原则：不论总统、州长、市长或议员，或者是愤怒的民众，均无权阻止大学在其校园内安排演讲，这是大学的自由。

　　相对说来，学校自治与教学自由原则在中小学体现得不是那么完整。这类学校大部分本身就是近代以来由政府建立的，政府控制这类学校反而有悠久传统。但无论如何，政府必须在表面上尊重学校自治权与学校安排其教学内容的自由。

　　这一点在教科书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在宪政较为健全的国家，政府不会自己编撰教科书，必然是将其交给教育、学术界和商业性出版社，由地方教育当局或学校自由选择使用哪种教科书。日本由政府对教科书内容进行审定，但这种审定更多是技术性的，并不涉及教科书的内容，政府的《教学用图书审定标准》还专门要求教科书“公正地对待政治及宗教。不偏袒、不批判特定政党、宗教以及其主义和信条”。即便如此，政府参与审定教科书也造成很大的国际麻烦。而本来，如果政府不进行审定，完全由学校自由选择，就会免去这麻烦。

　　教学内容的专业自治

　　萨科齐的错误就在于，他似乎忘了本国文人、教师及社会贤良一直就有一种将国家权力赶出校园的奋斗传统。

　　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教学自由本来就是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对文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教育关乎民众精神、理念、价值的塑造问题，因而，保持这一领域的自由也就格外重要。

　　按照有些人的看法，既然教育如此重要，那当然就应当由国家控制起来，把统一的思想、价值、理念灌输给青少年。但这种做法就如同禁锢言论自由一样充满了风险：谁能保证总统、国会或者教育部长强制要求学生学习的内容，就是对于青少年心智健全发育及社会文化经济繁荣来说必需的正确的东西？他们不是神，且他们所在的位置让他们更容易出错，那么，用权力强制全国学生统一学习这类内容，就是最荒唐的事情。

　　相反，自由选择可以降低这种全面出错的风险。而且，这种教学自由也是宪政制度尊重多元价值的内在需要。现代国家在价值上是中立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是从宽容开始的，让每个人自己选择和坚持自己的思想、价值、信仰、观念，是自由社会的基本特征，那当然也应当给予每种观念、价值、信仰、思想以平等进入教室的机会。如果学校被强制教授相同的内容，就挖空了社会价值多元的根基。

　　当然，要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国民总是需要某种事实上的——但绝不是法律和行政强制规定的——主流价值和共同知识，学校也应当尽可能地向青少年教授这些主流价值和共同知识。但是，究竟什么是主流价值和共同知识，应当向青少年教授哪些，如何教授，这些均不能借助权力的强制来决定，而只能依赖教育与知识的专业自治。

　　宪政的秘密是“多中心治理”：将行政性、政治性权力限定在其应有的范围内，让更多人和机构利用其专业知识进行公共决策。因此，宪政国家实行司法独立，让具有司法技艺的法官来判断案件；实行货币政策独立，让经济专家来判断加息还是减息；也实行监管独立，让法律及经济专家来判断企业是否违规。这样就将权力的意志排除在外，让社会实行理性之治与规则之治。

　　在教学内容方面，宪政国家也选择了同样的进路。社会的主流价值与青少年正常成长所需要的共同知识究竟是哪些，应当如何教授，不是由总统、国会或者教育部长来决定的，而由学术专家、教育专家、也由教师与家长来决定，也即由一个教育共同体来决定。既然人们显然相信，专业法官比总统、国会议员乃至司法部长更有能力作出公正裁决，那也理当相信，一个自治的教育共同体会比总统、国会议员、乃至教育局长更有能力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及应当教些什么。

　　反对萨科齐爱国教育令的人士所主张的，其实就是把教育孩子的事情交给教育共同体。萨科齐确实比大学教授更清楚如何管理行政事务，如何进行外交与战争决策。但在教育方面，萨科齐最好闭上嘴，不要把他的权力延伸到这个领域。

　　各国教育的历史也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一个社会教育、学术以至文化繁荣的程度，与行政权力被排除在学校之外的程度呈正相关。为什么尽是美国人得诺贝尔奖，秘密正在于此。为什么宋代的学术极为发达、思想十分繁荣？其制度根源也在于：那个时代的书院几乎不受政府控制，而由学者与学生自治；书院可以自由聚会讲学，而不受正统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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