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的中国创新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所开启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重要发展”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 10月27日,北京度假胜地九华山庄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70多名中国最顶级的苏联问题专家。
对于学者们来说,这一研讨主题的设立显然有着特别现实的意义。就在6天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大会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次被提出,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十月革命所开启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和重要发展。”11月2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说。对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姜长斌也很认同,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而9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
邓小平和列宁面临的同样问题
如果在十几年前,姜长斌对十月革命的认识远不如现在这么具体和深入。“那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中,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陷入危机。”姜长斌说,最大的危机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三年里。
当时社会上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盛行一时,伴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这一争论更达到了顶点。“从十月革命开始,苏联搞了74年的社会主义,最后垮台了,中国也在搞社会主义,中国以后道路应该怎么走?”姜长斌说,苏联的垮台促使中国对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通过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接过了这一重任。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关于计划和市场的阐述,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识。“这是邓小平对列宁主义的理论创新。”姜长斌介绍说,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和邓小平一样,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也深受姓“资”姓“社”的困扰。“十月革命成功以后马上面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姜长斌说,从1919年开始,列宁推行以余粮征集制、企业收归国有等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没想到引发了部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和骚乱。1921年3月,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规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私人开设小型工业企业等,很快取得人民支持。“这意味着列宁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的第一次突破尝试取得成功。”
“当时,邓小平谈计划与市场,也是立足于中国当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需要,既要继承列宁创立新经济政策那种科学的创新精神,但也要结合中国实际,防止出现苏联模式僵化的弊病。”姜长斌分析说。
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
但是,列宁所推崇的新经济政策很快便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政策取代,这种体制和政策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苏联模式”,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的惟一模式固定下来。
“苏联模式背离了十月革命的精神,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宗良对《国际先驱导报》说,高度集权的结果是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与民众格格不入,最后丧失掉社会主义。
姜长斌分析说,十月革命首先唤醒了中国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新意识。这些人中就包括毛泽东。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时,毛泽东还是湖南第一师范的一名学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列宁成了毛泽东的精神导师。毛泽东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但是最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走俄国人城市暴动的路。“走的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姜长斌说,这一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章中的列宁主义不是摆设”
斗转星移。90年后的今天,两个曾经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命运迥异。“社会主义在苏联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但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黄宗良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一步步克服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现在也可以说形成了跟苏联模式不同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可以从十月革命中寻找到理论精华。“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跟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民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巨大的。”黄宗良认为。
如今在中共党章中,列宁主义仍然被作为中国共产党行动纲领被特别强调。“这不是摆设。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十月革命的社会现实,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从马克思主义起家的,经过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论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理想都是共产主义。”姜长斌说,十月革命的精神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大的崇高的人类的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必须从本国本社会的实际出发;必须结合实际的变化不断发展本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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