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父亲“追逃”万里送子入狱(图)

周世真展示儿子在自首前与父亲的合影

　　万里“追逃”

　　2007年11月6日下午，下工回到住处的屈国名，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回忆了这段颇不寻常的“追逃”之旅。

　　屈国名说，从麻城转车到武昌后，他买了一张开往西安的火车站票，在几十个小时的旅途中，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在西安下火车后，没有出站，屈国名又坐上了开往甘肃平凉的火车。在平凉站下车后，只坐一站公交车，便可直接到屈心武藏身的那个小地方。

　　现在，屈国名已经记不清那个小地方的地名了。当时来到工地，屈国名惊奇地发现，屈心武正在一群挥汗如雨的农民工中，卖力地干着活。

　　屈心武在看到父亲屈国名后，脸上露出了惊讶、恐惧的表情，但很快被亲情所带来的喜悦代替。

　　屈国名轻轻地把屈心武拉到一边，对他说：“孩子，你犯事的公告都寄到家里来了。现在，你跟爸爸回去，还能算自首，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做人。要是不回去，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警方只要想抓你，就肯定能抓到。”

　　事实上，一路从广西逃到甘肃的屈心武，在几个月的逃亡过程中，承受的心理压力已经到了极限。

　　在父亲的劝说下，当天下午，屈心武就答应回浙江自首。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屈国名在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平凉给永康市公安局一位李姓办案警官打电话，告知自己已经和儿子在一起，三天后一定将孩子送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二是在当地的一家照相馆，父子俩照了一张合影，洗了两张带在身上，一张给公安局作证明，另一张带回家去作个纪念。事后证明，这两件事做得极为正确。

　　做完这些后，屈国名带着屈心武，在一个小饭馆吃了他出门以来的第一顿饭。当天晚上，两人坐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三天后的8月22日，在跨越9个省市区（甘肃、宁夏、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近万公里的旅途后，屈国名父子终于出现在浙江省永康市。

　　小意外

　　屈心武的姑父丁茂元在11月7日上午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说，屈国名父子到永康的当天晚上，出了一点小意外。

　　8月22日晚，屈国名父子在永康下火车后，当即给李警官打电话，称已把屈心武带回永康。但由于过度劳累和心理负担沉重，屈心武患了重感冒，希望在当天晚上先到医院打点滴，第二天一早再到公安局去。这一要求得到了李警官的同意。随后，屈国名带屈心武在永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卫生院打点滴。之后，丁茂元告诉他们，自己的女儿在当天出生，要屈心武到家里看看孩子再去自首。

　　就在这时，屈心武的同事给当地警方打电话，称看见屈心武出现在永康。很快，几名警察来到丁茂元家中，将屈心武带到公安局，并于当晚送往永康市看守所。一同赶到永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屈国名和丁茂元，将事情的前后经过向警方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找来李警官作证，出示了照片等相关证据。这对后来屈心武被法院认定为自首情节，起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天，屈国名在永康市看守所与儿子屈心武告别。在永康休息几天后，他回到金寨老家，这时，他离家已近半个月了。

　　“赢”局

　　2007年1月9日，广受永康市民关注的金水湾持刀抢劫案，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2月26日，金华中院对该案作出判决，除一人在逃外，4名犯罪嫌疑人被判刑。其中，屈心武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另外两名同案犯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另一名只参与过一次抢劫、抢劫金额为2000元的同案犯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处以罚金4万元。

　　谈到这一结果，屈心武的辩护律师、浙江省时效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晶莹告诉记者，这是法院在充分考虑了屈心武的自首情节后作出的。她认为，作为同案犯，屈心武参与的8次抢劫，都采用了持刀、用胶带封嘴、威逼受害人说出银行卡密码等恶劣情节，属于从重打击的对象。“如果不是有自首情节，他不可能得到轻判。”

　　永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徐子健也认为，屈国名劝说屈心武投案自首，是新形势下提倡人性化劝投的结果。犯罪嫌疑人外逃后，由于缺乏线索来源，公安机关往往要动用大量的警力财力进行追逃，追捕一名在逃人员的办案经费平均上万元，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成本还在增加。“利用亲情感化的力量，劝说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不仅可以减少公安机关的办案压力，也为改造罪犯使其重回社会，创造了更为和谐的条件。”徐子健说。

　　情与法的理性胜利

　　屈国名对儿子屈心武万里“追逃”，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自首获得轻判一事，在其老家金寨县引起了轰动。

　　在沙河乡罗坪村担任了19年村支书的屈国伦告诉记者，屈国名原本以为，家里出了“逆子”，以后全家会在乡邻面前抬不起头来。但他万里追逃的事情被传开后，当地群众纷纷对这种做法表示赞赏，认为他这样做不仅挽救了孩子，也为其他家长作出了榜样。“他反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屈国伦说。

　　沙河乡有800多人，外出务工的人员占到了四分之一，除了老人孩子留守在家外，其他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务工。“近年来，村民在外犯案的事件也出现了两三起，屈国名的做法，对其他人有教育意义，带动作用明显。”屈国伦说。

　　程晶莹律师说，屈国名事件的标本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国家法律大于一切，一切违法行为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情与法之间，屈国名的做法取得了“多赢”：一方面，由于他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了解，让儿子获得轻判；另一方面，他利用亲情的感化作用，为司法部门减轻了追逃压力。“这是情与法的理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