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虎的命运：动物保护级差与生态失衡
记者◎王鸿谅
大熊猫双胞胎“隆浜”和“秋浜”10月底从日本的归国，成为动物国宝级礼遇的最新见证。30多个小时行程，从300多日本民众里遴选出的10名“粉丝团”全程随行，中方“迎亲团”奉上了更热烈的夹道欢迎。
按照国际惯例，数量在1000只以下的物种，才会被列入濒危的范畴。大熊猫早已不在这个生死线上。现在世界濒危动物名录中列居第一位的是华南虎，就是陕西镇坪文采村村民周正龙那引发漫天争议的照片主角。它已经20多年没有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实证，被认为野外只剩下了20至30只，甚至已经绝迹。即便如此，在华南虎研究专家、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的金崑与李迪强看来，“不可能期待老虎能达到大熊猫的地位”。虽然华南虎和大熊猫一样，只分布于中国，但“虎有8个亚种，除去灭绝的3个亚种，其余5个亚种在亚洲分布广泛，华南虎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国际上对于虎是否需要区分出如此细致的亚种，华南虎是否是一个亚种，现在仍存在争议。”
动物保护对于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科学问题。在中国的动物保护排序里，不再濒危的大熊猫依旧是现实保护的首选，由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张和民来说，“在经济发展还不能全部支撑所有保护方面需要的时候，就是利用大熊猫这么一个代表性的物种，唤醒人们的保护意识”。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1961年成立的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的标志就是一只微抬起头的大熊猫。“熊猫在大众中深受欢迎，这让我们比较容易募集资金来保护熊猫。”从1999年开始担任WWF驻中国首席代表的郝克明曾这样解释，“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出一些解决环保问题的技巧、途径和办法，然后将它们应用于其他地方。”现在每年能募集500万欧元的WWF，在中国的环保预算“80%用于长江流域的项目”，“保护大熊猫只占很小一部分”。大熊猫保护所需的庞大资金，主要还是来源于国家财政拨付，张和民计算过，“一只大熊猫的所有经费平均要10万元人民币”。
而濒危状态的虎的命运最早在苏联得到关注。从1947年禁止猎捕东北虎开始，在自然环境中保存东北虎成为俄罗斯国家生态策略中的一项重点工程。中国的动物保护政策，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也显现出一致的追随性，东北虎与大熊猫一起进入1959年2月林业部“稀有的珍贵鸟兽”的首批名录，而同属于老虎亚种的华南虎仍然是可以被大量捕杀的“害兽”。直到1973年5月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草案)，中国才第一次把华南虎和孟加拉虎加了进来，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国际社会对老虎命运的空前关注。1972年，一项针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以及印尼的“老虎行动”保护项目在WWF的响应下开始。当时的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最先接受了这项计划，并在24小时内建立了一个直接向她汇报的老虎保护专责小组，广泛分布于此的孟加拉虎被列为印度的国家标志。
在保护计划进行了10年之后，1983年，任职于尼泊尔国家公园及野生生物保护局的生态学家贺曼达·R.密舒拉与当时印度保护老虎计划的总监荷门班拉·班华就意识到了野生动物保护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研究如何促进人类与野生生物共存，不单在保护区内，更需伸展至保护区外，并融入当地社区，假如这个目标未能达到，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公园及保护区系统，将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一击即倒。”从这个角度而言，所有进入了保护名单的野生动物，大熊猫、东北虎、孟加拉虎，或者因为争议照片成为焦点的华南虎，它们的未来，一直面临着更复杂的压力。-
华南虎：追赶不上的步伐
当我们开始有兴趣、也有能力将科研目光转向华南虎的时候，野外的活体华南虎已经稀罕得快成了村民们的深山传说。“搞了半辈子华南虎研究的人，从来没见过野生华南虎”，这就是现实。我们对这个老虎亚种的认知速度，远远赶不上它们在人类活动影响下消亡的加速度。
记者◎王鸿谅
尴尬的虎研究
中国的华南虎研究局限于数得出来的小圈子。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献检索系统里，输入华南虎的查询结果，只有三条：一篇关于华南虎保护遗传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一本抒情风格的文学小册子和唯一称得上学术专著的、马建章和金崑合著的《虎研究》，前者曾担任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后者是中国林科院博士后、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建章曾经的博士生。
金崑10月刚去西藏林业局挂职，在电话那头不带停顿地念出了几个名字:老师马建章，同事李迪强、陆军，还有北京林业大学的胡德夫、以前上海华东师大的张恩迪，这些就是中国目前华南虎研究最权威的名单了。即使在这样一个名单里，也“没有人是专门研究老虎的”，金崑解释，“要有项目，有经费支持，研究才可能开展”。中科院动物所在老虎研究里力量薄弱，这是无奈的现实，“研究个老鼠很简单，研究老虎就很麻烦”。“大型动物研究有许多限制，比如老虎，经费之外，还要有条件被允许进入可能有老虎的保护区”。金崑名单里的这些人，都曾经有机会参与过林业部或其他国外基金支持下的老虎研究项目。
马建章向记者回顾，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虎研究还很冷清，除了动物园系统的兽医，没人对老虎研究感兴趣。随着老虎的饲养繁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只有极少数有关虎的饲养管理及生物学特征文章。至于生态学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因为资助很少，基本还没有开展起来。1981年至1984年，原东北林学院承担了原林业部下达的“东北虎的研究”课题，马建章说，算是第一次国家支持和投入下的老虎研究项目。因为没有太多可借鉴的经验，那次研究“方法有些问题”，比如有些密林山区，就采用从直升机上看，在并不科学的情况下，“就宣布东北虎绝迹”。结果“1989年就发生了东北虎咬死人”，这场规模浩大的调查，虽然已经结束，同样“变得很被动”。马建章们从这次调查中总结出来的结论之一，就是老虎的野外调查，“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另一个教训，就是“不敢再轻易断言一个物种的绝迹”。
东北虎的调查刚刚结束，1985年12月至1987年5月，原林业部“广东省华南虎资源调查”项目组对广东全省山区进行了调查，对各地遗留的华南虎足迹、粪便和爪痕进行了分析，“认为广东境内活动的华南虎有成年虎4只，仔虎12只”。这调查还没结束，1986年4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召开的“世界虎的保护策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华南虎被定为国际上最需优先保护的虎亚种。在国际环境的推动之下，1990年原林业部与WWF合作，又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华南虎调查。雪豹专家科勒应邀前来，与中方科研队伍一起，对广东、湖南、江西、福建四省华南虎及其栖息地调查。因为时间和经费问题，涉及的只是历史上华南虎出没的主要省区，而不是全部。这次大规模考察，没有发现野生华南虎的活体，结论也并不乐观，“估计前三省交界处华南虎尚有20至30只”。但这次调查结果更像是内部的科学结论，并没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于华南虎的关注和认知，远无法与大熊猫相比。
1998年国家林业局开始组织第二次全国华南虎调查。由东北林业大学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实施，后来又有北京林业大学加入。金崑由导师马建章推荐，成为这次调查的主持者。他向记者回忆，“并不是相隔固定的年限就必须开展一次华南虎调查”，那次调查的大背景，“是全国正在进行陆生野生动物的专项调查，华南虎是其中的重点动物之一”。调查刚做了一半，金崑因为到中国林科院攻读博士后离开了，项目由胡德夫和陆军接手。同样没有人能亲眼目击野生华南虎，对于野生虎种群的估算也变得更加困难。金崑和他的共事者们说起来很平淡，“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金崑很清楚地记得华东师大一位老教授的感叹，“我从50年代开始，搞了半辈子兽，却从来没有见过野生华南虎的实体”。
寻虎的价值
1998年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召开了“世界‘老虎年’会议”，成为中国虎保护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为了拯救野外的老虎和为了老虎的未来，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和保护措施？中国林业部代表团一行4人——王伟、王维胜、金崑、李迪强，被邀请参加。为了这次会议，李迪强的整个春节都用来准备材料，他能参考的材料实在有限。会议上李迪强和同伴们见识到了国外先进的野外科考的手段和设备，他现在还清楚记得一张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孟加拉虎照片，“太震撼了”，而中国代表们无法提供这样的实证。
李迪强也因此感叹，“中国的虎保护，是一个很难说的事情”。“不能说没有资金投入”，“很多地方都开始出现老虎悬赏，可是最后也看不到老虎，都不好怎么投钱”。至于已经开展过的野外考察，“投钱很多，最后也没有收获”。1998年，李迪强试图申请国家自然基金的专项经费，用于华南虎的野外调查，结果没有通过，原因也一样，国内探索型的科研经费很难申请：“首先就会被质疑，都看不到华南虎了，把钱拨下来，不知道你来做什么？”而国外相对好一些，有专门针对老虎的基金，这一年会后李迪强做了一个项目计划书，成功申请到了一笔国外基金，2万美元，这笔钱最后并没有用来做野外调查，而是由陆军和胡德夫用到了自然保护区上。
寻虎的意义更多地停留在社会影响层面，尤其是2001年至2002年间，林业局邀请以提尔森为首的外国专家又进行了一次华南虎调查，这次结论出来认为，在所调查的5个省8个保护区内没有发现任何野生华南虎存在的证据，所有保护区森林面积平均不到100平方公里，太小而不能支撑一个种群的生存。寻虎看起来变得有了另一种象征性的紧迫意义。此后，国际上开始出现了华南虎保护的明显观点分歧，提尔森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主张“野生华南虎已经灭绝，应该把钱用到更有价值的虎种保护上去”。中国的研究者们当然反对，2005年的华南虎野化放归国际会议上，提尔森提出大会宣言里就应该写上华南虎已经灭绝了，金崑第一个站了起来，“我第一个反对”。
诸多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虎研究不容乐观。李迪强说，早期除了东北虎，后期除了华南虎，虎研究从来也没有在中国成为热点。金崑也很清楚这一点，“主要是老虎数量少，种群主要在国外”，中国的野生老虎种群和研究者一样，是可以掰着手指头算清楚的，“不超过10头的东北虎，在云南的印度支那虎与西藏的孟加拉虎，都只是边境地区游走的极少数个体，独有的种群华南虎，连是否存在都无法确定”。华南濒危野生动物研究所2006年开始，以科研人员参与和募集志愿者的方式，制定了一个10年的寻虎计划，刚开始不到一年，就因为经费原因暂停了。
在李迪强看来，从科学角度而言，“寻虎计划”没有太多必要，“如果有虎，当然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做家庭调查，可在现阶段，并不一定有意义，也不是华南虎保护工作中最迫切的事情”，“如何维持一个适合华南虎生存的猎物丰富的生态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华南虎野外种群的稀少，已经是事实，“如果都要由科学家们去找老虎，是不现实的”，“劳民伤财，更多的只是制造一种社会效应而已”。当然，有社会效应也是好事，“对于华南虎的保护，也是一种契机”，“陕西镇坪那个照片出来以后，不论真假，很多国外同行都来问我这个事情，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李迪强现在手里有一个国家拨款700万元的项目，关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研究，“钱已经不是问题”，李迪强甚至打算自己冬天抽空到那周边去做个考察，“如果存在‘足迹链’，就算没有照片，也能证明华南虎真实存在”。
不同的虎命运
虎是亚洲的特有种类。历史上，曾经广泛分部在亚洲，东到朝鲜半岛和远东，西至里海沿岸及土耳其东部，北至西伯利亚，南至东南亚一带，部分则跨越至苏门答腊、爪哇及巴厘岛，更有些虎的分部区延伸到缅甸及印度次大陆等地区。20世纪初，估计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共有10万只之多，但目前全世界野生的老虎只有数千只。目前公认虎有8个亚种，命运各不相同。巴厘虎于20世纪30年代末灭绝，里海虎于20世纪70年代末灭绝，爪哇虎于20世纪80年代末灭绝，其余5个亚种，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东北虎、苏门答腊虎、华南虎现在的分布区已经极度缩小。“大部分亚种的分布区呈岛状，种群数量下降，处于濒危边缘。”
“老虎生境的丧失和非法盗猎活动是虎种群数量下降及分布区缩小的主要原因。”马建章分析，“老虎现在的活动范围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占据了老虎的栖息地，老虎需要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跟人类争夺生存的空间”。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调查，“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聚居的人口以每年1.87%的速度增加，30余年来人口总数上升了1倍”。全世界约60%的野生老虎栖息在印度。从1973年至1996年，印度人口增加了3亿以上，牲畜数目的增加超过1亿。同期印度有野生老虎出没的地区，人口激增达50%。“人口的增长给包括保护区在内的自然生境造成的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并且这种压力还在不断增加。”
东北虎的保护是最早的，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数量急剧下降的时候，在俄罗斯动物学家和狩猎学家的努力下，1947年，俄罗斯开始禁止猎捕东北虎，到50年代又出台了进一步的限制捕猎措施，后来又完全禁止为了驯兽目的而捕捉幼虎。此后俄罗斯东北虎数量开始缓慢上升，势头一直保持到90年代，据1995年至1996年的统计，远东地区野生东北虎从20至30只上升至415至476只。可从1990年开始不断加剧的具商业性的偷猎活动成为东北虎生存的致命影响。虎皮、虎骨以及虎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被盗猎者用来牟利，“从90年代开始，每年有约10%的东北虎因被偷猎而死亡”。
最早赶上了国际老虎保护热潮的孟加拉虎在这偷猎风潮里同样不能幸免。1969年，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全体成员大会做出了第一个决议，号召全世界为保护老虎而努力。印度拉贾斯坦邦森林主管及德里动物园园长凯拉什·新加拿与印度其他环保人士要求把孟加拉虎和其他老虎亚种一样，收录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皮书种。之后WWF做出了响应，于1972年开展了一项针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老虎的名为“老虎行动”的保护项目。印度政府是最积极的响应者，除在全国范围内特别为老虎设立保护区外，在1972年还通过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猎杀老虎，并建立了超过所有原有保护区规模的新保护区。1983年，印度庆祝拯救老虎行动实行10周年，同时宣布国内的老虎数量已上升50%。而10年之后，1992年11月印度的调查却显示:“不但印度次大陆地区有捕猎老虎和豹的非法活动，而且在整个老虎分布区偷猎活动都非常严重，情况令人担忧。”
最濒危的还是华南虎。当凯拉什·新加拿提出孟加拉虎正濒临灭绝的信息、就老虎的危机向全球发出警示的时候，在印度境内及其他分布区中，孟加拉虎的数量由20世纪初的4万只，减少至当时的不到2500只。而同时期的华南虎，还在中国的动物保护名册之外。1973年5月，东北虎、华南虎和孟加拉虎被收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条例(草案)》，1977年原林业部又颁布文件，提出把东北虎、华南虎及孟加拉虎列为国家保护野生动物，但传统的华南虎是“害兽”的观念却并没有转变。中国动物园协会华南虎协调委员会专家组组长黄恭情记得很清楚，1979年，动物园协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的时候，当地的党报还在“大力宣传一个祖孙三代的打虎英雄之家，说一共打死了70多只老虎”。
圈养种群的危机
黄恭情能够从另一条研究脉络里回顾华南虎的故事，他1961年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之后，就分到了苏州动物园，从此与野生动物保护结缘，直到2007年4月正式退休，从来没有离开过第一线。虽然只是一名高级兽医，但黄恭情获得了许多的荣誉，这些都源于他在野生动物保护上耗费的心血，尤其是圈养华南虎。他也被称为“华南虎之父”。
黄恭情对记者回忆，“我国自1955年开始圈养华南虎”，从野外共捕获华南虎18只(6雄12雌)，到1963年开始有繁殖记录，这18只虎中，有繁殖记录的仅为6只，它们分别位于上海动物园和贵阳黔灵公园动物园。到1998年，饲养的53只圈养华南虎都是这6只野生虎的后裔。这样就形成了华南虎的两个品系:习惯上被称为上海系和贵阳系。但黄恭情认为这名称不严谨，“上海历史上不是华南虎的产区”，他更习惯用“华东品系和西南品系”来做区分。
黄恭情钦佩的前辈是北京动物园的谭邦杰，1986年美国明尼苏达的“世界虎的保护策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谭邦杰参与了，这位司徒雷登曾经的秘书，不仅英文极好，对于动物研究也下了很多功夫。他在会议上提出了华南虎濒危的现状，强调要保护好现有的动物园里的几十头华南虎，同时要保护好尚存的野生华南虎个体，用来充实基因库。谭邦杰的远见让黄恭情印象深刻，这么多年他“一直引用谭老的观点”。
1994年，香港地区东南亚的水族馆动物研讨会，IUCN人工繁育组的主席希尔提出帮助中国保护华南虎，与会的建设部领导马上就拍了板，回国之后就积极准备，当时国内的上海、广州、重庆等几个大动物园都争抢着召开华南虎移地保护国际研讨会的机会，会议1995年最后放在了黄恭情所在的苏州，《华南虎移地保护纲要》的制定、华南虎谱系的初步建立，以及中国动物园协会第二个物种保护专业机构“华南虎保护协调委员会”的成立，都是在这个会议上决定的，按照动物园之间的分工，重庆动物园承担起了华南虎谱系的工作，可确凿的华南虎数据，黄恭情说来有些无奈，“也只能是个大概，很多东西，说不清楚”，比如1995年南宁动物园有两只华南虎，但他们没有参加会议，后来制定谱系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不存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华南虎保护协调委员会只是一个保护机构，并没有实际行政权限来协调动物园之间的问题。
自上海动物园的雌虎小福于1983(或1984)年死后，我国16家动物园中饲养的华南虎已没有一只是野生虎。而20世纪50年代，野外华南虎数量仍然较多的时候，动物园里的野生华南虎不少，特别是贵州的遵义公园、黔灵公园，北京和上海的动物园，都曾陆续收集到相当数量。但由于缺乏远见和科学的管理，未能建立起繁殖种群，对于野生虎也不甚重视。60年代以后，野生虎已极为稀少，想再搜集就很难了。从70年代开始至1986年，全国的动物园连一只野生的华南虎也未能收到，原来几个产虎最多的地方，不但多年没有收到野生华南虎，而且湖南和福建的动物园在80年代中期根本没有华南虎。江西南昌、广西柳州、广东广州的几家动物园虽有少数华南虎，但既不是野生的，也不是本省自产的，而是从外省动物园引进的。
而黄恭情最自豪的，是他到了苏州动物园之后，华南虎的繁育创下了若干个纪录——1只雄虎繁育了56只后代，一只雌虎繁育了45只后代。1961年他到动物园，门票是5分钱，前辈告诉他，动物园主要靠繁育动物在动物园之间做交换来维持开支。1984年，黄恭情当上了动物园的主任，“除了野生动物，其他人得罪了大半”，而在他任职期间，“苏州动物园成了全国10大动物园之一”。其中华南虎的成功繁育，给动物园的发展带来了足够的资金，“我们这么多年，就是靠卖老虎过日子”。黄恭情记得，1983年，他们去其他动物园引进华南虎，一开价就是七八千元，黄恭情舍得投入，1万元不还价地买回来，到了1986年，他们自己成功繁育的华南虎，已经能卖到3.5万元1只。到了90年代，价码涨到了5万元。黄恭情也被人指责说“控制虎价”，但他一点也不在乎，“有的动物园从日本进口一只宠物狗的价格就是七八万元，难道我一只老虎还不如一只狗？”今年5月，最后从黄恭情手上移交出去的是编号327的雄虎，去了非洲，为全莉的华南虎野化计划中那只落单的雌虎配对。这只虎林业部补偿给苏州动物园的费用“是15万元”。
当时“还有3只近交系数为零的老虎可以选择”，权衡之后，对方最后还是选择了近交系数稍高一些的327号。说到这3只近交系数为零的老虎，黄恭情更加得意，“这是远见”。那是1994年去北京开会的时候，黄恭情到石家庄动物园去了一趟，发现那里有1985年重庆最后繁殖的一对虎，黄恭情说服领导，用苏州动物园里一只健康的雄虎，换回了一只看起来很虚弱的小虎，“我说，我们只要繁育一代就行”。引进的这只小虎，果然繁殖了两个后代，都是雄虎，也是黄恭情移交全部工作时苏州动物园6只具备繁育能力的雄虎之一。
对于野外华南虎已经绝迹，而圈养华南虎近交系数过高，种群面临严重衰退现象的观点，黄恭情喜欢列举的例证是，阿拉伯长角羚在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的成功异地繁育记录：“只剩下17只都能在那里大量繁殖，1984年之后成功放归阿曼野化，我们还有70多只华南虎，为什么要放弃？”-
“虎来了”
大巴山那边的陕西镇坪号称拍到了老虎照片，山这边的重庆城口县坐不住了:“镇坪和我们山连着山，那边有老虎，肯定会经常跑到我们这边来溜达。”
为此，重庆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计划在此地搞一支华南虎调查队，从今年冬天开始行动，争取将老虎可能存在的区域全部梳理一遍。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相关人士对记者说，调查将“低调”进行，主要依靠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的员工、林场的护林员、有一定狩猎经验的农民等，将他们分成若干组，“每组配备望远镜和照相机”。计划中特别指出，“如果有人拍到野生华南虎的照片，经专家鉴定真实，可信度较高，马上奖励两万元”。
记者◎贾冬婷 摄影◎关海彤
一只虎的地方利益
这些天，大巴山自然保护区局长蔡吉祥的信箱快要爆满，都是有关华南虎的，路上遇到的熟人第一句话也往往是:“蔡局长，镇坪发现老虎了，你有什么打算？”公安出身的蔡吉祥表面上不动声色，却和县领导专门去了一趟镇坪，没见到周正龙，当时周已经带着照片去了北京。
蔡吉祥对照片真假的态度很矛盾。他去考察了镇坪的生态资源，“两地同属大巴山山脉，除了镇坪的山缓些，城口的山陡些，没什么区别。老虎活动范围有90平方公里，他们有老虎，我们也会有。如果照片是真的，我们也跟着沾光了”。另一方面，他又和记者讨论照片的疑点:“我第一感觉不像真的。老虎颜色偏红，眼神也不凶。树叶和老虎的比例也不对，大巴山没有这么大的叶片。”他担心这事变成“虎来了”，“这次说假了，到时候来真的了，就没人信了”。
记者搭汽车终于到达城口时，发现县城四周全是山，无一处开口。从最近的大城市——重庆到城口，有两条路，一条经开县穿雪宝山隧道，要10小时;另一条路走宣汉，要12小时。常跑这条路的司机师傅说，大巴车一般走开县，一路走一路揽客;只有高峰期人满了才走宣汉，因为宣汉属四川，不准异地超载。据说，50年代末还未通公路，县委领导到当时的行署万州开会，来回得走半个月，马只供书记和县长用，其他干部下乡，走十天半月是常事。现在县委院内还有当年的拴马桩。
《城口志》记载，境内沟壑纵横，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有544座，不适合耕种，全县稻田仅3万余亩，可谓“九分山水一分田”。但这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却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蔡吉祥介绍，城口位于大巴山南麓，境内的大巴山自然保护区正处于大巴山的南北分界线上，而且高差明显，低、中、亚高山三种不同气候特征形成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比如这里的模式植物就有289种，其中以“巴山”或“城口”命名的植物45种。一级保护动物有豹、云豹、金雕、林麝4种，历史上曾在此出没的华南虎已从这一名单上删除。
居三省之门户而为“城”，扼四方咽喉而为“口”。正如县城名字的由来，城口位于重庆、陕西、四川三省市的交界处。此地与陕西镇坪分属大巴山的南北两麓，山连着山。当地村民说，从城口县城东面的黄安坝骑马过去，3小时就可以进入镇坪境内。形成对比的是，城口拥有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镇坪境内却仅有一处县级自然保护区。
相邻的两地为何保护级别悬殊？这不能不归功于“崖柏”在城口的重现。199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公布的世界受威胁植物红色名录中，将崖柏列为我国已灭绝的三种植物之一。而1999年10月重庆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骨干调查队到城口考察时，重新发现了已“消失”的崖柏野生居群，采到了带球果的标本，向世界宣布“崖柏没有绝灭”。蔡吉祥呼吁，崖柏主要分布在该自然保护区海拔800～2100米的石灰岩山地，由于多年砍伐和开荒种地，目前仅局限在溪谷两岸向阳的悬崖峭壁和人迹罕至的山脊地段。生存环境的改变导致大量的植株死亡，种群现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亟待加强保护。由此，2000年，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由“县级”升格为“省级”。
1999年那次的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普查，还来了一支动物调查队。蔡吉祥说，这支调查队逐渐将重点转移到华南虎身上，国家当时正要选点进行华南虎野外种群调查。调查队在城口听到了很多关于虎的线索，但都没什么效力，摇摇头走了。但大巴山保护区没有放弃，他们开始甄别线索，搜集史料，走访猎人，希望能找到华南虎的确凿证据——为申报“国家级”保护区助力。蔡吉祥说，后来因为经费不足，国家又没有相关政策支持，热闹了一阵也就放弃了。幸运的是，借助于崖柏和其他珍惜动植物资源，重庆大巴山保护区还是于2003年升为“国家级”。
2004年初，城口的又一次机会来了，中国虎国际基金会的全莉来这里选择华南虎的野化基地——从南非培训归来的老虎的放归地。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的田庆春说，全莉针对生态环境、食物链、地方政府支持、交通、通讯、旅游资源等各项打分，城口大巴山的生态环境分数挺高的，全莉也认为这里适合华南虎生存。但交通、通讯、旅游资源的严重匮乏一下子把总分拉下来，城口败给了其他竞争对手。“全莉要求城口做出一定配套措施:选择几片适合老虎生活的山头，围上铁丝网，每月定期向里面投放一定的山羊、鸡、猪等动物，方便老虎捕食。过一段时间，将铁丝网的范围扩大，最终取消铁丝网，让老虎彻底野化。这些配套设施至少投资1000万元，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钱？”田庆春说。
蔡吉祥说，以往保护区因交通所限，旅游开展不起来，并没有收入，仅靠县财政一年几十万元的全额拨款。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效益立竿见影。投向重庆大巴山保护区的第一笔资金很快兑现——600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保护区以往好几年的投入。
在镇坪，公布照片几天后的10月17日，华南虎特别保护区被划出。18日，陕西省林业厅开始向陕西省政府和国家林业局申请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虽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规定要在省级基础上两年后才可申报，但如果镇坪华南虎照片被证实，其效应肯定大于城口的崖柏——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便是顺理成章的。
虎之“龙门阵”
2000年，为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城口县林业区发动全县，征集华南虎线索。“在城口电视台发布信息，有奖悬赏5万元。一有线索就在‘城口新闻’里循环播放。”蔡吉祥说，“我们商量过，一旦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带来的收益绝对不止5万元。”
田庆春说，那时候成天忙着接电话，都是提供华南虎线索的。那时候闭路电视还没通到村里，村民们看不到“城口新闻”，保护区有奖征集的事基本靠口口相传。“经常有农民拿一个麻袋撂在蔡局长办公室，里面装着个血淋淋的动物，‘你们看，这不是被老虎吃掉的吗？’”
蔡吉祥他们从这成百条信息里筛选出20多条比较可信的，再一一甄别。但这些信息最终都不能成为华南虎重现的证据——按照国际标准，承认虎存在的条件有五种:抓到活体、找到尸体、拍到影像资料、有权威研究者目击到实体或发现可靠踪迹。田庆春举例说，1998年7月，明中区护林员沈才岳获得虎掌一块，其皮毛颜色近似于从重庆动物园所拍华南虎照片的左前掌颜色，被重庆自然博物馆研究员胥执清送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检验，各专家不置可否，只有动物所研究员刘丙万用兽毛鳞片复制法和毛髓类型法经电子显微镜鉴定为“非常类似于华南虎”。要得到确凿证据需要进一步做DNA检验，至少要两三万块钱。保护区拿不出这笔钱，这块虎掌至今还放在中科院动物所。田庆春说，沈才岳直到现在还在向保护区讨要他的虎掌。
种种线索都像这样不了了之。重庆自然博物馆研究员邓合黎一直跟踪这些线索，他对记者说，他曾提出一个系统的调查方案，建议在线索比较集中的线路布设红外照相机自动拍摄，但至少需要20万元，被重庆市相关部门否决。其后，大巴山保护区的人力、财力都不足以支撑华南虎的调查，国家又没有相关承诺，这事便冷却下来，直到这次镇坪老虎照片被激活。
“哪一条线路华南虎的线索最集中？”大巴山自然保护区资源科主任饶东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回答记者，“大巴山像一个扇面把县城围在中间，相关线索散布在扇面的各条轴线上”。
沿“扇面”的一条轴线向北，是大巴山谭家大梁，众多次生林、灌木林所在的平缓坡地。据说这种地理环境最适合华南虎生存。沿山势向上分布的村子是龙田乡中和村，听说，这个村的老村长杜自刚曾亲眼见过老虎。杜家门口停着一辆红色的“蹦蹦”，这种电动三轮车是县城里的出租车，退休下来的杜自刚每天开着车早出晚归，一个乘客收1块钱，一天能挣20多块钱。杜自刚的老虎故事说得绘声绘色:“那是1999年10月的一天，我那时喂了12只羊，每天上午羊上山，下午回来。但这一天12只羊只回来了7只，5只不见了。第二天，还是7只。于是当天晚上吃完饭，我就背起猎枪，带上矿灯，去山上找羊。就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看到了两只发亮的眼睛，‘铜铃那么大，一号电筒那么亮’。”
杜自刚的老房子在山上，他带记者爬山去看现场，“很近的”，约摸走了1小时才到。这个房子现在是他的女儿、女婿住着，守着山坡上的几亩地。当了24年村长的杜自刚指出中和村的分布，从山脚向山上呈纵向带状，他家的这个位置算是低的。而因为不同高度的农田质量不同，他们把同一高度的田分成几块，这样，各家田都有高有低，种地也要山上山下地跑。这几年搞了退耕还林，高处的人家才开始向下搬迁。杜自刚那一天跑上山坡，看到的这对发亮的眼睛就在对面山梁上瞅着他。他向记者指点着那个位置，起码距离有100米的样子。他说，自己又斜向下走至离那对眼睛10多米的地方，看到它卧在荒草丛里，身上有三四厘米的黑黄色斑纹，“头约2号背萝大，大概四五十厘米，我认得它，和北京动物园里的华南虎一模一样”，“扁担花，不是铜钱花，不是豹是虎”。他赶紧后退了几步，爬上一棵距老虎五六十米远的漆树，坐在树上更换火药。老虎和他相持对望了五六分钟也不动，他分析，“可能它被我的矿灯唬住了”，他慢慢下树回家。之后，杜自刚喊了邻居去看，那老虎已跃上一道山梁，只看到它发亮的眼睛一晃而过。第二天，杜自刚再次带上猎狗去现场，看到“大烟缸大”的脚印，猎狗害怕地直往后退。
本来这事在村子摆摆龙门阵就过去了。但第二年的年初，杜自刚一个开县朋友的父亲过世，他和一帮人包车过去吃酒，同车的正好有他的亲戚、当时的县林业局局长杜有滨，摆龙门阵的时候，杜有滨来了兴趣，“你当时怎么没拍下来？拍下来有奖”。及至这一年的线索征集，杜自刚的这个故事便成了重要线索之一，几拨人都来细细盘问，偶有怀疑，杜自刚激动地说:“又不给我钱，我为什么撒谎？再说了，俗话说‘遇见虎，三年苦’，我也不愿意遇见。”
杜自刚说，早年这片山上的虎多得是。他听父亲说，50多年前家里养过一只狗，取名“青龙”，没想到真的克虎，“家人见它跟老虎打过三次架，最终被老虎给吃了”。他还有一个道士朋友，姓唐，两人经常交流草药心得，有一次说起老虎，道士说，他用荔枝树枝打死过8只老虎，杜自刚取笑他说，“你以为你是武松啊”。
杜自刚带记者去找本村一个当年的“神枪手”，据说打死过老虎，就在他遇见虎的那片山梁上。这个老猎人罗福全76岁了，说起打猎很兴奋，他说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当年一打一个准。70年代县武装部搞射击比赛，他三枪打在一个孔里，得了“神枪手”封号，发了一条毛巾、一条烟、20块钱。1976年打猎见到一大一小两只老虎在对面山梁上跑，他打死了小的，大的跑了。等到他去对面捡战利品，却被看见老虎尸体的一个陕西人窝藏不还，陕西人过几天便走了，虎皮也不知去向。罗福全确认老虎的说法也是“扁担花，不是铜钱花”。
在大巴山保护区管理局2000年到2001年征集华南虎线索期间，修奇镇大兴村的线索尤其集中。2001年底蔡吉祥还带几个人来这里访问过。城口开车向东南行驶2小时左右到了大兴村，村支书王立宽一眼认出了几年前来过的田庆春，“又是为华南虎来的吧？”王支书记得挺清楚，2001年10月的某天，“老虎”吃了村里江占全家屋后7只鸡，第二天晚上背走了1头猪，第三天晚上又背走1头猪，第四天伤了江维明家1头猪。
王立宽说，那只受伤的猪约70公斤，家人听到猪的惨叫起床吆喝，“老虎”放弃了美食，“消失在黑夜的密林之中”。第二天，江家请来兽医为其“虎口脱险”的猪进行缝合手术，猪活了下来。田庆春见过这只猪，颈部半圈密密麻麻的针脚，留下一道30厘米的环状伤痕。过了一阵村里传言，重庆动物园里少了一只老虎，没找回来。
“我们这里不止2001年有线索，2005年又有老虎脚印的报告。”王支书指给记者看村背后的山，“山上有5836亩集体林，都是原始森林，我估计这只老虎还在后山上。”
曾经和全莉一道来城口考察的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胡德夫对记者说，城口并不特别，类似这样的线索全国发现了很多，说服力都很弱。重庆市林业局相关人士分析这种扑朔迷离的民间线索指出，这些线索有虚张成分，一是惶恐之下产生的幻象，二是民间捡到“骆驼不说马”，再添加上拟人化描述，以增加田间地头摆龙门阵的娱乐性。
渐渐湮灭的虎踪
要寻找华南虎的确凿证据，只有去史料中翻查了。2001年，饶东升曾经专门去查过县外贸局收购处的单据和县志，在那些“一翻就脆”的发黄纸片中还记载着老虎的踪迹:解放初期，华南虎曾经进过县城;1958年，国营商业部门收购虎皮3张;1961或1962年，高楠乡岭南村石桥社刘合金被华南虎抓瞎1只眼睛;1965年，高楠乡岭南村村民熊听明见到过在一起的2只华南虎;1975年，高楠乡林业站站长苟世文在岭南村天福河坝听见虎叫;1981年，外贸局收购处收购虎皮1张。再之后，有关老虎的记录就零星而模糊了。
1981年的那张虎皮是外贸局收购处有记录的最后一张虎皮，收购价仅50块钱。很多人还清楚记得那一幕，一个高楠乡村民身披虎皮到县城来卖。那张虎皮在收购处挂了5年，占了一整面墙。家住附近的饶东升没事就去摸摸虎皮，摇摇晃动的虎尾。饶东升笑说，“早知道当时买了。现在可要上百万元了”。
1986年来外贸局收购处工作的徐昆听师傅说起过这张虎皮，那时已经被划拨给畜牧公司，他也无缘一见。他经手的体型最大的动物是豹。第一次是在1986年，100块钱收了张金钱豹。那只豹被夹子夹住了腿，只是腿上掉了点毛，其他地方完好无损。他当时想自己掏腰包买下，虽然那时需要他两个月的工资，但那时豹已经很稀有了。但师傅制止了他，非要他开票收归国有。第二年又收了一张豹皮，背上有个洞，根据收购价格规定，只算了80块钱。后来徐昆再也没收过豹。他说，一开始收购站墙上挂着的动物种类多，体格大，豹子、狐狸、狼、山羊、狗，墙上挂不下的就铺地上，后来动物皮越来越少，收购站也就解散了。
听林业公安讲，近几年别说老虎，就连豹子的消息都很少听到了。最近的一次是在几年前，在广州截获一张走私到40万元的云豹皮，追查得知，豹皮是从城口一个农民处买的，这个农民私自弄兽夹夹野猪，结果意外夹得一只豹，他不敢打死，不动声色地看着这只豹慢慢死掉，赶紧转卖。这个人被判了6年。
而据当地人介绍，50年代，城口仍林大兽多，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县城廖姓人家的柴屋，一只华南虎夜里前来歇脚，待主人晨起生火，大虎呼啸着夺门而出，没伤人。城口自元末有人定居后，当地人打了近700年猎，涌现出很多人称“一杆猎枪，千张兽皮”的著名猎手，为什么仍有这么多猛兽呢？《重庆晚报》记者张卫曾到城口做过人文调查，据他了解，城口猎手有行规，即如果枪运太好，反是不祥之兆，具体说，如果一个猎手9枪9中，弹无虚发，就该歇枪了，再打就是“反猎”，要倒霉运。于是行规中有几不打:一是不打猴，因打猴是反祖;二是不打狗，打狗是败猎;三是不打黑，打黑有损阳气;四是不打抖，你手在抖呢，还打啥？猎手还世代流传一句话:“打鱼不景一碗汤，打兽不景精打光。”“景”在城口作节制、控制讲。
野兽数量的转折开始于50年代末，政府提出“多打一只兽，多收一斗粮”的号召，人们开始滥杀野物，仅1958年，全县就捕获虎3只、豹11只、獐290只、麂1600只、野猪154只、山猪99只、刺猬192只(据县志载)。恰恰在这一年，城口和全国一样大炼钢铁，砍掉原始森林50万亩，700年的生态毁于一旦。第二次生态灾难是60年代初修襄渝铁路，上千公里全用上等木材做枕木，砍了城口很多古树，但襄渝铁路却并没经过这里。
东升村的卓尚连回忆说，50年代末，村里种地集体开荒，对面山上的树几乎被砍光了。那时候，村里专门成立了一支打猎队，打到猎物给记工分。卓尚连1970年退伍回来，枪法很好，“野猪、兔子成群结队地打”。不过他也没见过老虎，只打到过豹子。不过那时候豹子就很少了，猎人们中间就开始流传打豹子要吃亏的，80年代曾经有几个人围猎了一只豹，那豹伤了5个人，卖得的1000多块钱还不够医药费。90年代公布了野生动物保护名单，有些动物不能打了。直到1998年“收枪制暴”，对野生动物的狩猎完全被禁止。
重庆市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处王维对记者说，这几年城口附近野猪猖獗，对人和庄稼危害很大，原因之一就是食物链上端的大型动物消亡所致。顶级动物华南虎标志着一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完备，这种平衡早已打破。1913年城口设县，在当年蒋介石亲自审订的《川陕边防备览》中对此地有记载，“县境林木蓊郁，不见天日，虎狼成群”。如今这样的情景像是神话叙述了。-
全莉:“放虎归山”的个人试验
全莉，一个属虎的、完完全全的“圈外人”，凭着热情，在争议当中开始了她“放虎归山”的个人试验。而验证她的，只能是时间。
全莉的计划是，在几年内野化5～10只华南虎，以形成一个老虎种群。
这个项目已经投入了1000万美元，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全莉夫妇的个人收入。
记者◎李菁
“留学”南非的华南虎
“我这次是专门来看‘国泰’是否怀孕了！”越洋电话接通远在南非的全莉时，她正在自己打造的“老虎谷”里，悉心观察那几只承载着艰巨使命的华南虎。
“国泰”是在今年8月交配的，全莉介绍，如果成功受孕，它不会继续发情而将安静孕育小虎宝宝——如今，“国泰”已经有两个多月没发情，所以大家在仔细观察她是否已怀上虎宝宝。但这也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作:“虎的体型很大，而虎崽生出来又特别小，所以即使怀上了从外观上看也没有多少变化，生育前一周才会看出来。”
“国泰”是一只来自上海动物园的雌性华南虎，2003年10月，它与另一只同样来自上海动物园的雄虎“希望”，在多种媒体的密集轰炸性报道下，漂洋过海来到非洲大陆接受野化训练，有媒体戏称为“老虎留学”。次年11月，“老虎伍兹”和“麦当娜”成为第二批“留学”南非的华南虎。
按原计划，“希望”与“国泰”、“老虎伍兹”与“麦当娜”应该各自结成“夫妻”，但2005年8月，“希望”因肺炎和心脏衰竭而猝死。今年4月，野化中心从中国运来一只种系登记号为327的雄性种虎，试图让它与“国泰”交配，但努力并不成功，反之，“老虎伍兹”却表现了对“国泰”的兴趣。如果这次“国泰”交配成功，“老虎伍兹”将成为这些虎宝宝们的父亲。“大家都知道，华南虎目前已是极度濒危，已经有两年没有小华南虎出生”，所以一旦“国泰”产出小虎崽，在全莉看来将意义非凡。
在南非的中国虎野化区有两个营地，一块是60多公顷的大营地，另一块是9公顷的小营地，如今，“国泰”已暂停了野化训练，被放在小营地里接受观察。
眼下，狩猎不是这些华南虎的主要活动，生育小老虎才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全莉的计划是“一只一只地野化”，母虎第一代学会打猎之后，就要暂停野化训练而专心于繁殖小老虎，在野化与生育之间，“中间的平衡点很难把握”。全莉承认。
猫科动物要跟母亲学捕猎，一般要十几个月甚至两年时间，但对动物园长大的老虎而言，这一套规则完全失了效。全莉为老虎设想的“薪火计划”是，如果“国泰”顺利生产并且不拒绝带幼崽的话(动物园的母虎通常都拒绝喂养幼崽)，要让它至少带3个月的幼崽，让它学会抓小动物来玩，这样“国泰”的幼崽在适应野外环境上面，就会表现得优于母亲。而万一“国泰”拒绝喂养，那么就先人工喂养，稍大后再抓小动物对它进行训练。“老虎长到什么时候、该放多大的动物给它们，我这几年有经验了。”全莉说。
“国泰”与“希望”是承载着野化计划的“第一梯队”，而“麦当娜”和“老虎伍兹”则是第二梯队，全莉的计划是，在几年内野化5～10只华南虎，以形成一个老虎种群，虽然“希望”的离去让计划受损不小，但全莉依然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
毫无疑问，“327”只能在这个“野化梯队”外逍遥自在。“327”是从国内动物园长大的，5岁了，相当于人类的30多岁，小虎学习能力强。因为“327”是在动物园的笼子里长大的，喜欢两脚站立，它显示了虎类被人类“异化”的共同特点:怕自然环境、怕同类，以至于有人评价这些在动物园长大的华南虎，最多只能算是“披着华南虎外表的异类”。因为从小在笼子里长大，“327”每每看到人格外亲近，甚至会守候在笼子旁等待人将它放进去。
艰难的野化
据报道，目前我国动物园中养殖的50多只华南虎，是由6只被抓获的野生虎繁殖起来的，由于是近亲繁殖，华南虎的繁殖率和生存率大大降低。也是从这批已被异化的华南虎里挑选出来的“国泰”与“希望”，成了全莉野化工程的起点。
初到南非时，“国泰”与“希望”两只小老虎除了牛肉外，不愿吃任何别的食物，直到一星期后才吃切好的鸡肉，两个月后才开始吃带毛的鸡。不久，它们开始尝试吃自己玩死的猎物，在全莉看来，这是野化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
因为年幼，小老虎起初特别贪玩，放进野化营地的猎物对它们而言似乎只是一种乐趣。它们甚至会和蔼地去帮鸡或者麻雀梳理身上的毛，还用爪子去拨弄它们赶着它们往前走，让工作人员哭笑不得。有时候它们也用爪子去拍打鸡，把鸡弄得咯咯叫，直到两只老虎不知轻重地抢来抢去把鸡弄死了，它们还把鸡扔来扔去玩一会儿才会想到吃它。但有些时候，它们好像忘了这些小鸡就是食物，就把它扔在一边，照样跑去向人讨要吃的。
渐渐地，两只小老虎似乎逐渐接受了猎物是“食物”而不是“玩物”的概念，一个月后，它们便开始不再戏耍它们的猎物了，从捕获一只活鸡到把它吃掉，只需要10分钟。想当初，两只老虎合作抓一只鸡，不是空咬一嘴毛，就是扑了个空，跌跌撞撞地竟然花了80分钟才把鸡捉到。这个对比也让全莉欣慰不已。再到后来，小老虎们还会隐藏、潜伏、把握时机。
奔跑能力强的兔子是训练老虎灵敏度与速度的好材料。刚开始“国泰”与“希望”见到兔子的时候，也只是追着玩玩而已，完全没把它们理解成“食物”。而且它们追兔子还经常把兔子追丢，倒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的。但是在学会自己捕鸡之后，两只小老虎也逐渐摸索出撕开兔皮，终于学会了从捕捉、处死到处理、吃完的一整套方法。
长期在动物园圈养的华南虎，很多野外生存的本能已消失殆尽，一些本应属于虎类的技能，如今却要由人类重新教给它们，这是令人心酸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一只完整的羚羊尸体放在两只小老虎面前时，它们竟不知这是“食物”。当它们开始撕扯羚羊时，羚羊的头突然掉了下来，两只小老虎竟被吓坏了，并且跑出了几步远。它们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把羚羊皮撕开并意识到这是食物。此后，工作人员只向它们投放完整的畜体，它们逐渐精通了怎样把动物的皮撕开并能在两三个小时内把整个畜体吃掉。在全莉看来，2004年7月25日是一个特别值得庆贺的日子，因为“国泰”和“希望”第一次成功捕杀到了野外的小非洲羚羊并将其采食。
“小老虎的学习能力非常强。”虽然外界对华南虎的野化工作不抱乐观，但全莉对此却显得信心十足。老虎谷保护区买了一批羚羊，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放两只羚羊进老虎的营地，起初小老虎还能对付羚羊，但羚羊也很快学会熟练地躲避老虎。几星期后，小老虎们才意识到，长途奔袭追捕猎物不是自己的“特长”，猎豹式的捕猎已经不奏效了。于是“国泰”第一个尝试着用潜伏技巧耐心守候猎物。
“野化工作基本是按计划如期进展。”全莉说，甚至某些方面的进展“比我预想的要快”。全莉的观察是，老虎的年龄越小，野化工作进行得越顺利，“它们的潜能一旦被唤醒，学得非常快”。第二批来南非的“麦当娜”和“老虎伍兹”，在2005年时也成功地学会捕猎一只羚羊，这比“国泰”和“希望”的时间整整提前一年。
在全莉主持的“拯救中国虎基金会”发放的宣传品上，用“史无前例”来形容目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从某种角度说，这样形容并不夸张。既然如此，各种可能的后果也是他们必须准备随时应对的。2005年8月，雄虎“希望”因为肺炎和心脏衰竭而猝死。这也给了许多一直质疑全莉的人有了新的理由。全莉坦言“希望”之死是自己的一个挫折，也并不讳言野化华南虎的巨大困难，“野化是从0到100的过程，何时能到达100，还很难说”。
在全莉看来，野化的第一步是成功的。而真正实现让华南虎回归野外，她的估计是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中国虎”之梦
近些年，全莉与老虎的故事被许多媒体津津乐道。
1984年，全莉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远嫁欧洲。5年后，借了5万美元来到美国沃顿商学院攻读MBA。从谋生的角度，MBA确实是块好的敲门砖。全莉一开始就从授权经理的职位干起，从费拉(Fila)、贝纳通(Benetton)，一直到古姿“全球品牌认证官”。
1997年，全莉陪着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沃顿同学博锐·斯图尔特第一次到非洲。一次，他们在当地导游陪同下徒步旅行，和一群十几头大大小小的狮子在相距只有30米处迎面对峙，第一次与野生动物的亲密接触，让她累积多年的对猫科动物的情感一发不可收。
“我在非洲时发现非洲人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做的是最好的。虽然他们在工业发展上不如其他国家，但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做得比欧美国家好。当时我就想，非洲人能做，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在对猫科动物的热爱中，全莉发现了华南虎，她决意为这个濒于灭亡的种群做点什么。
“华南虎在中国至少已有200万年，虎起源于中国，华南虎是最早的虎，其他比如西伯利亚虎、孟加拉虎等等全部是华南虎延续繁衍出去的，到亚洲其他地方以后逐渐适应当地环境，变成其他虎。”因为“华南虎是中国特有的老虎”，全莉执意将大家惯称的“华南虎”改称为“中国虎”，她为此成立的基金会也叫“拯救中国虎基金会”。全莉还曾发起倡议，号召网友推荐“中国虎”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
2000年，“拯救中国虎基金会”在伦敦成立。“基金成立时，我的一个朋友捐助了5000英镑，我拿出自己的10万美元积蓄，我的丈夫也赞助了我10万美元，我当时特别天真，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想做一件好事，大家肯定就会支持我，后来我才知道，募集资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全莉开始着手建立保护华南虎的组织，起初是准备找顾问公司来做，后来干脆自己赤膊上阵。此后的过程被全莉形容为“骑虎难下”。
全莉并不愿意更多回顾基金会初创时期的艰难，除去募集资金的难度，在南非这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不停地受骗，资金被偷窃。“我们用珍珠鸡训练老虎捕猎，被动物福利组织指责损害了动物福利，并将我们告上法庭。”丈夫起初对全莉的行动也并不是特别支持，“野生动物保护基本上是一个无底洞，他觉得自己的力量有限”;但最终还是她的丈夫出资100万美元购买了面积有300多平方公里的十几个破产农场，作为野化中国虎的基地。到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投入了1000万美元，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全莉夫妇的个人收入。
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全莉的行为，有人干脆形容全莉的行为属于“无事可干的富太太”打发空闲时间，全莉称自己对此毫不在意，“就当成从另一个角度恭维我吧”。也有人质疑全莉的这些举动，其真正目的在于商业化考虑，全莉说这种论调“可笑得不值得反驳”，“你们来查一查，我们究竟赚了什么钱？”全莉说，南非当地政府也曾希望他们的“老虎谷”能接纳一些游客，但被全莉拒绝了，“我们是担心游客太多，老虎一直无法摆脱人的环境”。全莉认为，正是外界看到了她这几年为拯救华南虎的不懈努力，她的工作在今天才会被更多人接受并认可，比如华人慈善家邓永锵出资5万英镑建虎舍，而成龙、杨紫琼、姜文等大明星会甘心无偿成为“中国虎形象大使”。
目前，全莉正在同一些专家考察江西资溪和湖南浏阳两地，下一步计划是对这里进行栖息地恢复工作。“老虎毕竟是大型猫科动物，是‘旗舰式’动物，我也希望利用它的影响力恢复生态多样性，如果这个模式成功了，那么以后许多野生动物的保护都可以借鉴这个模式。”
受争议的“虎计划”
全莉毫不讳言自己面对的那些来自诸如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大组织的反对之声:“一些大企业如果要捐助类似事情，他们一定会向这些国际大组织咨询，但那些大组织的反面论调，也让我们在国际募捐上遭遇极大困难。”
在全莉看来，那些国际大组织对自己的“打压”，其根本原因也不在于“虎”:“世界上有很多救虎的组织，基本上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他们会把我当做募集资金的竞争对手。一些环境组织认为华南虎早已灭绝不值得救了，一提华南虎等于又跳出来一只虎，这就会打破平衡，和他们原有的虎项目形成一个竞争。”全莉说，比如WWF一年会有5亿美元的收入，“而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小的基金会，我也没有任何专业背景，如果我做这件事情成功了，这是对那些专家、那些大型国际组织的羞辱。”
但全莉得到了国家林业局的支持。国家林业局全国野生动植物发展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陆军曾说:“我们是想在动物园人工繁育基础上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来拯救华南虎。”陆军认为:“在‘希望’去世之前，南非野化项目一直处于非常好的状态。包括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捕猎技能的恢复以及很多在动物园里丧失的行为特征都得到了恢复，这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支持全莉的还有上海动物园馆长熊成培:“必须要走出实际的一步。野化工作很多年前就开始喋喋不休地争论，华南虎的拯救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如果等到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还要我们那些科学家做什么呢？”
谈到来自国际、国内的那些反对声音，与5年前接受采访时相比，全莉的语气已没有了愤怒。“在野生动物保护上，我是实践派。”“国内专家在野生动物保护上面落后一大步”，“一些所谓专家并不是对野生动物有专门了解的人”。一些人认为老虎是森林动物，她认为这种说法“荒唐”:老虎最早的出现地应该是平原，领地最早曾到过北京、山东一带，所以全莉坚持认为武松在景阳冈打的那只虎，就是华南虎。“因为领地不断被人类侵占，老虎才从平原退到丘陵乃至深山老林。”
全莉说现在自己对那些批评之声毫不在意：“试问反对我的那些中国专家们一年有多少时间待在野外？而我们的专家，有的一年一半时间研究猫科动物，有一位长年监测老虎，还有一位30多年在野外追踪美洲豹。他们都支持我，反对我的都是坚持课本理论的那些人，他能有多少野外经验？”
“野化老虎是一门实践科学，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专家，事在人为，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很可悲的是，许多人在自己没有做任何努力的条件下来指责我。与其说风凉话，不如支持我们。即使有一天华南虎真的永远消失了，但我们积攒了经验，如果栖息地恢复过来，大型猫科动物的生存环境和食物链也能恢复起来，至少这也是令人欣慰的改变。”全莉说。-
(文章部分资料得到实习记者胡旬的帮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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