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30余聋哑学生出走入伙盗窃(图)

蓝蓝回来前一天,她爸爸在白衬衫上写下求助信,打算穿着它去河南省公安厅反映情况。

汝州市聋哑学校的大门总是紧紧关闭。

　　30余聋哑学生相继出走

　　事发河南,大多成为盗窃团伙成员国内流动作案,他们拒绝解救,圈子里平等、默契的心灵沟通让他们留恋

　　他们已经十六七岁。在学校，高墙铁锁将复杂的世界挡在门外；在家，父母其实也难以进入他们的内心。严防，关爱，似乎只为拴住他们，但这两道防线有时不堪一击。一个手语或眼色，就能让他们不留一字地离家而去。

　　近年，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他们曾一拨一拨地悄然失踪。家人说，他们是被拐骗走的。

但当警察伸来援手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毫无获救的喜悦，就连姓甚名谁、家庭住址都不说。

　　他们，是一群聋哑人。

　　失而复归的女孩

　　女儿说去餐馆打工了，但父母坚信她成了盗窃团伙的工具

　　“霞霞回来了。”11月5日晚，女儿的安然归来将孙丽萍从连续三个月的噩梦中拯救出来。

　　打开大门迎接女儿的一刹那，泪水注满孙丽萍的眼。其实，女儿并非她想像中一身肮脏，她衣着光鲜，看起来比在家里穿得还好。

　　霞霞，今年18岁，刚在平顶山聋哑学校读完初三。今年暑假，她失踪了。

　　8月12日上午8时许，霞霞说要去朋友家玩两天，临走时拎了个大大的亮皮挎包。与她一起“去朋友家”的，还有邻村的蓝蓝。蓝蓝今年17岁，刚在汝州市聋哑学校读完五年级。

　　两天过去了，霞霞还没回来。手机关机，发短信没回音。孙丽萍跑去蓝蓝家，发现蓝蓝也没回去。

　　“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孙丽萍慌了，立刻去纸坊乡派出所和汝州市公安局刑警队报案。

　　更让孙丽萍不安的是，霞霞和蓝蓝失踪前一天，汝州有一男一女两个聋哑学生突然不见了。在更早的6月底7月初，已有2男2女4个聋哑学生与家人不辞而别：17岁的圆圆，14岁的灵灵，20岁的木扬和16岁的袁非。

　　“早就听说有坏蛋专门拐骗聋哑人，连打带骂逼着他们去偷去抢，不听话的还会剁手挖眼。”孙丽萍越想越害怕，天天去汝州市公安局刑警队问案情有无进展。

　　后来，孙丽萍又打听到，在平顶山地区，这个暑假丢失聋哑学生的不只汝州，宝丰、叶县、鲁山等地都有，“一共起码有30多个。”很快，遭遇同等煎熬的父母们结成一个圈子，每天互通信息，彼此分担痛苦。

　　聋哑学生成批失踪的消息近年频频见诸报端，今年以来就有多起：年初，山西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15人失踪；2月，湖北荆门和安陆共10人失踪；4月，贵州六盘水市特殊教育学校10人失踪；6月，四川邛崃市聋哑学校5人失踪……多数失踪者至今下落不明，而被警方找到的，大多已成为聋哑偷抢团伙的一员。

　　充满漏洞的愉悦

　　她满嘴谎话，但看得出她的失踪之旅比在家里过得快乐

　　失踪85天后，霞霞自动归来，脸白了，人胖了，灰色小夹袄配蓝色牛仔裤，脚蹬一双红色休闲鞋。

　　回家之后，霞霞始终笑意盈盈，面对母亲的询问，她不厌其烦地反复在纸上写道：我和蓝蓝是去石家庄一家餐馆打工。

　　但这些没能动摇孙丽萍的看法：“女儿被骗走做坏事了。”

　　霞霞连比画带写字，勾勒出她和蓝蓝的85天之旅：乘车从汝州到郑州，再到南京。在南京，认识了聋哑女莹莹。3个人一起到一家服装厂打工，因为不会缝衣服，只干了3天，一共挣到200块。很快，3个人转往石家庄，在一家餐馆落了脚：拖地抹桌子，月工资六七百块钱。每天上午休息，从中午开始工作，下午5点就下班。天气转冷，她不想干活了，于是和蓝蓝一起回家。

　　不过，有一串问号是霞霞无法解释给妈妈的。

　　从汝州到郑州，车票31元，从郑州到南京，乘坐最便宜的车也要四五十元。但霞霞离家时身上只有50元钱。“如果没坏人接应，她怎么能跑那么远？”

　　汝州，郑州，南京，石家庄，霞霞说只到过这四个地方。但8月17日，孙丽萍托人调出霞霞的手机通话清单显示，手机曾在失踪当日漫游到河南省内的漯河市和周口市。

　　失踪期间，霞霞给家里来过一封信，说上学头疼，不想上了，要挣钱给爸爸妈妈花。汝州刑警队按照信封上的落款前往南京。走到半路，南京警方传来消息，信上地址去年已被拆除。

　　8月30日晚7时30分到55分之间，霞霞给她的四叔、五叔发过三条短信。电话回过去，关机。“发完短信后，手机在车上被偷了。”女儿的这个解释更让孙丽萍无法信服，“8月30日之前给你打过好多次电话，为什么都是关机？也给你发过短信，为什么一条不回？”

　　面对充满怀疑的问题，霞霞依然笑靥如花，只是双眉微蹙，好像不明白在问什么。

　　“餐馆的名字记得吗？有多少工作人员？有多少餐桌？能接待多少客人？”对于这些问题，霞霞给了同一个答案：我糊涂，不知道。

　　孙丽萍又去向蓝蓝核实女儿的说法。“你和霞霞一直在一起吗？”“去过南京吗？”“是在餐馆拖地抹桌子吗？”蓝蓝连连摆手表示否定。至于她自己到过哪里，做了什么，她不愿意回答。

　　“8月12日骑车出门时，蓝蓝穿着双拖鞋，没换衣服，也没背包。”赵旗夫妇同样认为，女儿是被骗走的。

　　“蓝蓝的情绪没霞霞好，不愿出门，不爱说话。”赵旗不想再追问下去，“人回来就好。”

　　“聋哑人撒谎，看是看不出来的。”已有10年教龄的汝州市聋哑学校副校长周世豪对于霞霞的说法同样不以为然，“聋哑人之间一旦约定，很难攻破。”

　　“她以前从不说假话，这次回来，尽是瞎话。”孙丽萍一脸无奈，她身后的墙上贴着霞霞上学期间得到的10张奖状。“回来前肯定是受了威胁，不敢说真话。”

　　霞霞唯一能让妈妈相信的是她的离家理由：“我爸在干活，很累，很危险，我想打工爱爸爸！”平顶山有中原煤仓之称，霞霞的父亲是一名矿工。

　　在盗窃团伙的日子

　　老板恩威并用，并要求他们以后带更多的聋哑人出来行窃

　　另一个失踪聋哑学生圆圆的遭遇，让孙丽萍隐约看到了女儿离家期间的行踪。

　　圆圆，汝州市聋哑学校六年级学生，6月27日，她和汝州市聋哑学校三年级女生灵灵、六年级男生木扬一起走失。10月11日，圆圆被汝州警方从许昌的出租屋里解救回来。

　　“我们兵分两路，在出租屋找到两窝聋哑偷窃团伙，一共14个人，其中只有圆圆是汝州的。”但出乎办案警察意料的是，从“头目”到“小兵”，所有聋哑人都目露敌意。和警方一起到场的，还有教过圆圆的周世豪。见到老师，圆圆的情绪稍稍缓和，但这种变化很快消失。“有同事说话严厉了点儿，圆圆立刻跟老师打手势说，你们骗我。”现场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当晚，圆圆等人被带回汝州市公安局刑警队。直至父母出现在面前，她一直紧绷的小脸终于松弛下来，用一汪泪水传递着喜悦与委屈。不过，对于失踪106天的经历，她还是不肯细说。

　　“做了一天的思想工作，圆圆终于答应配合问讯。”事实证明，问讯比说服还要困难。尽管有精通手语的周世豪做翻译，进展依然缓慢，从第一天下午4点，一直问到第二天凌晨5点。“怕她情绪不好，问一会让她睡一会。”而办案警察和周世豪，就在旁边守着、等着。

　　圆圆断断续续的回忆复原了她的失踪之旅：

　　6月27日，圆圆和灵灵去汝州市区玩。经同班同学九虹介绍，认识了来自许昌市的聋哑女学生黎丁。“九虹说黎丁是她的好朋友，很好人。黎丁邀圆圆和灵灵去郑州和周口玩几天。”当天晚上，她们入住当地最好的汝州市宾馆。第二天上车时，除了这三个聋哑女生，还多了个聋哑男生木扬。

　　“7月上旬，我们想从周口回家，黎丁骗我们说，大老板不让回。”大老板也是聋哑人，男，40多岁，中等个，偏胖，穿戴体面。至于大老板的来历姓名，圆圆一概不知。

　　大老板忽来忽去，行踪不定，实际指挥圆圆干活的是大老板的弟弟―――小老板，也是聋哑人。

　　等圆圆意识到形势不妙时已经身不由己。接下来的日子，她和另外3名聋哑人被小老板夫妇带着不停辗转：江苏盐城，陕西咸阳，河南的漯河市、周口市、许昌市，十来天换一个地方，沿着一条令人费解的路线从省内冲到省外，然后又杀回省内。最让她恐惧的是，离开周口时，她和灵灵、木扬被强行分开。“我和灵灵吓哭，紧紧抱在一起。”

　　9月10日，一封署名灵灵的信飞到汝州，来信地址是广东东莞常平镇。“话不通顺，像女儿写的，但字肯定不是她的。”灵灵的妈妈说。

　　5天后，又飞来一封署名木扬的信，来信地址是浙江温州。“字像是儿子写的。”木扬的爸爸说。

　　两封信的大意和霞霞写给妈妈的信如出一辙：我不喜欢上学，要挣钱给爸爸妈妈花。

　　作为过来人，圆圆最清楚这话是真还是假。

　　“在盐城和咸阳，我被教偷东西；在漯河、周口、许昌，我开始偷东西，主要偷手机、钱包。”而在此之前，圆圆首先是被洗脑。“老板说，做非法好，不要害怕。万一被警察抓住，装不懂，什么都不说，很快能被放出来。如果说真话，出不来。”

　　圆圆“上岗”后，被抓住过两次。她按照老板的交代行事，果然灵验，被教训几句后便安然走出派出所。

　　不过，更重要的思想工作是，要让圆圆断了逃跑的念头。“老板说，如果我偷偷跑回家，或告诉警察救我回家，他们会找我，杀我。”

　　圆圆没有被吓倒，先后十几次逃跑，结果均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轻则臭骂，重则是皮肉之苦。“我被打过5次，老板用白色塑料管打我后背和屁股，流过血。”

　　圆圆怕了。不过，老板深谙“可持续发展”之道，在物质上对手下毫不吝啬，恩威并重。

　　“老板买一大包衣服和鞋子发给我们。”圆圆被解救回来时，衣装之整洁让父母吃惊不已。

　　“饭菜也比家里好。”只是吃饭时，圆圆这样的“小兵”只能席地而坐，只有老板和头目可以在餐桌上喝汤吃菜。到了晚上，等级关系解除，几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一字排开打地铺。

　　睡醒后，“男的在家，女的出去偷，”所有“战利品”都交给老板。圆圆说不清自己偷过多少东西，只记得“手机起码有20部”。“老板说，等我们都高手了，去杭州、温州工作。”

　　如果圆圆没有被解救回来，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九虹或黎丁。“明年暑假，老板让我回汝州带别的聋哑学生出来，到很远的地方去。”

　　同学骗同学，老乡骗老乡，是各地聋哑犯罪团伙收罗成员的惯用手法。“相同的生理障碍使他们容易相互认同，老师讲千句可能不如聋哑人的一个手势。”在汝州聋哑学校，周世豪坚持一个招生原则：尽量不接收曾经失踪过的聋哑学生。

　　霞霞、圆圆和蓝蓝回家后，父母不敢让她们见面，也不敢让她们立刻返校。“怕她们再结伙跑掉。聋哑人之间，一个眼神能表达很多意思。”

　　无法进入的内心

　　聋哑人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原本有填平的可能，但现实往往显得坚硬

　　“解救”二字，在不少聋哑人看来，完全是警察自作多情。与圆圆一起被抓的另外13人中，有8个人明确表示不愿回家。

　　“聋哑人在一起能交流，好沟通，有归宿感。”汝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刘亚哲一针见血。

　　“我寂寞！”这是蓝蓝的离家理由，“爸爸妈妈爱弟弟，不爱我，我是个麻烦。”

　　“在家生活，你快乐吗？”

　　圆圆写下个“不”字。她现实中的朋友都是聋哑人，QQ上的十几个好友也是聋哑人。

　　“在家生活，你快乐吗？”

　　霞霞仰脸看着妈妈，一个劲地笑，不写字也不比画。

　　她们渴求倾听与倾诉，但往往得不到父母亲朋的回应。

　　“该起床叫她起床，该吃饭叫她吃饭。”孙丽萍和霞霞的交流基本限于日常生活问题，稍微复杂的思想沟通少之又少，“那得写字，麻烦。”她爱女儿的主要方式是，“不让她干活，不惹她生气，多买好衣裳好吃的。”女儿的内心深处，是她从未到达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聋哑人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原本有填平的可能，而将可能变成现实的人并不多。

　　“在美国，聋哑人有高福利，每月能领到700-900美元的救济金。在中国，聋哑人平等参与社会的路只有一条，学文化学技术。”令特殊教育专家、聋哑特级教师梅芙生担心的是，“聋哑人中，只有15%的人勉强适应社会，其余85%学识很低。”

　　120年前，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启喑学馆由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登州创立。120年后，历史的车轮转了一大圈，聋哑人的入学率依然低得惊人。我国现有聋哑人口2000多万，但截至2006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只有14万，这其中包括聋哑、智障和盲人。

　　与此同时，聋哑学生的流失率很高。“在校学生呈金字塔形，年级越高人越少。”平顶山市聋哑学校一位娄姓副校长说，该校有聋哑学生约200人，但每年的高中毕业生只有七八个。

　　“聋哑孩子上学，不光是少，还晚。”周世豪刚到汝州市聋哑学校时，“有个小学生20岁，当时比我还大两岁。”

　　十一二岁才读一年级的聋哑儿很常见，至今未归的灵灵是其中之一。“聋哑学校都是封闭式管理，学生得住校。她六七岁时，怕她不会料理生活，就没让她上。”灵灵的妈妈说。

　　聋哑儿的学习起步晚，进展也慢。

　　1/3+2/3=？

　　3/8-1/4=？

　　普通孩子三年级学习的这些内容，聋哑儿要到六年级才接触。

　　“聋哑孩子文化程度低，与我们的教育模式有关系。”梅芙生说，1955年之前，聋人手语和口语自由发展。1955年以后，学校照搬苏联模式，只教口语不教手语，令多数孩子无法接受，能习得的知识少之又少。“现在，手语教育已经重回课堂，但聋哑人教育仍把‘会说话’当成回归主流的标志，这是失败。”

　　知识的力量有多大，霞霞对此表示悲观。“我是聋人，考上大学毕业，找工作也困难。读大学一年两万，浪费。”

　　事实上，聋哑大学生的就业之路的确艰辛。

　　今年4月，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13名毕业生集体求助于媒体。

　　今年7月，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杨玲，捧着一摞省市级到国家级的获奖证书四处求职，结果屡屡受挫，最后也把希望寄托于媒体。

　　而此前一年，杨玲的师姐熊小芸向一银行招聘人员跪求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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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五期间，光是中西部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中央就要拨款6亿元。如果就业政策跟不上，这是在给犯罪集团培养尖子生。”不过，周世豪也理解用人单位的难处，“一则，聋哑人难管理；二则，聋哑人被家人宠惯了，重活累活不愿意干。”

　　执法之困

　　对这一群体如何执法确有困难，但更多的阻力也许来自漠然

　　自从8名聋哑儿失踪后，汝州市公安局刑警队办公室就没安静过，几名家长天天催着警察找人。

　　10月11日，圆圆被解救回来后，其他失踪聋哑儿的家长往刑警队跑得更勤，催得更紧。“那些天，我姐像疯子似的。”孙丽萍的弟弟回忆说。

　　时间一天天过去，其他失踪聋哑学生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既然丢失聋哑学生的不只汝州，那就应该由平顶山公安局牵头，协调下属各县市公安局寻找线索。”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中的这番话，正好说到了一位汝州公安的心坎里。

　　“聋哑犯罪团伙是流动作案，调查取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汝州公安的办案经费紧张，没能力跨地区长时间调查取证。”这位公安说，上面拨款3万用于调查，根本不够用，最后刑警队领导还垫付了1万。

　　早在8月27日，家长们就找到了平顶山公安局。“当时，除了汝州的，还有叶县、宝丰的，一共有20多名家长。”众人得到的答复是：“已责成相关公安机关加紧办案。”

　　11月7日和8日，汝州的几名家长再次前往平顶山市公安局，结果依旧。

　　其实，10月30日家长们还去过河南省公安厅反映情况，他们要求成立省级专案组。“省公安厅的说法和平顶山市公安局差不多，还是让汝州市公安局刑警队查办。”

　　“汝州市公安局刑警队领导说，案件正在办理中，事实上已经停办。”家长们说，这个是准确的内部消息。

　　“怎么才能引起省领导的重视？”女儿蓝蓝回来之前，赵旗向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最后，办法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在一件白衬衫的后背上，用毛笔写封求救书。“我要穿着这件衬衫和其他家长一道，在省公安厅厅长接待日去上访。”

　　衬衫上的墨迹还未干透，蓝蓝回来了。

　　“办聋哑团伙案还有个难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聋哑儿是在汝州失踪，外地作案。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应由案发地公安机关立案，但事实与法律相去甚远。汝州警方去许昌解救聋哑儿时，许昌警方称，只协助办案，不接手立案，犯罪证据确凿的也不接手查办。“抓回14个人，13个不是汝州的，最后只能一个一个地送回各自的老家。抓了也白抓。”

　　这种尴尬局面令王大中觉得匪夷所思，“当然要由案发地公安机关立案。”

　　11月13日，汝州还未找到聋哑孩子的家长们，将前往郑州，请省公安厅厅长帮助找回自己的孩子。

　　（注：文中失踪聋哑人均为化名。）

　　采写/摄影：南方都市报特派记者：左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