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京文
张京文正在查阅办案资料
文／图 本报记者 张亦嵘 李松
张京文回忆起1990年那个夏天，他和老刘去海边追款的事，脸上写满了记忆。这位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说，这事，他记得太清楚了，就是因为他的生活中有了这份经历，他才坚定了从事检察官职业的信念。
坚定从事检察官的职业信念，是因为1990年和老刘从浙江海宁县追回的那笔97万元的挪用款 那是他刚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在西城区检察院当书记员。
那次去海宁，是跟检察员老刘办的一件挪用公款的案子，犯罪嫌疑人是某央企的一位部门经理。他听亲戚说，在海宁倒腾海鲜能赚大钱，亲戚本钱不够，他就把100万元公款借给了亲戚，让他去赚钱。
案发后，追款的任务落在了老刘和张京文的身上。到海宁找到犯罪嫌疑人的亲戚，亲戚说，这钱已给下海的渔民做了定金。再问，都给了谁？亲戚掏出个单子，说都在这儿。张京文接过数了一下，有三十多个人名，头一下子就大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100万元是个巨大的数目，眼下这钱在三十多个渔民手里，怎么追？张京文和记者说，当时他真愁了。
老刘没愁，说只要有名单就行。当天俩人叫上那亲戚去渔港租了条小船，就在那桅杆多得像林子般的海湾里，一条船一条船地找。找到了张三，他不一定当下就拿得出钱来，他说，钱买了柴油，不出海，上哪捕鱼？没捕来鱼，哪有钱？找到李四，李四陪着笑脸弄出一把一元两元的小票子，说就这些了；而王五干脆找不见，一天下来，心里上火，嘴角就裂口子。张京文就想，这么追，100万得追到什么时候？既然亲戚也保证还款了，是不是就算了？看看老刘，倒是挺有信心。老刘说，这钱既是赃款，也是证据，必须追回来。
第二天俩人加大了对渔民的宣传力度，你手里没钱，可以借呀，国家的钱，拖着不还可不行。又这么一条船一条船地找，一个人一个人地说，说动了渔民，也说动了他自己。张京文说，就是那一刻，他觉得渔民听了自己的话，是因为自己从事的事业很神圣。
几天以后，俩人追回来97万元，钱整整塞了一麻袋。
张京文说，就是从那次起，他把检察官的工作当成了事业，而不再仅是职业。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精神，变成职业行为是一个检察官必须具有的素质，吴坤龙案给张京文最深的感受是查职务犯罪责任心最重要 吴坤龙案是1993年河南省检察机关查处一起向中央某部委部门领导行贿案时，带出来的案件。线索反映，这个部委某司司长吴坤龙也有受贿行为。张京文就是依据这一线索进行侦查的。这时他已经是助理检察员了。
行贿人在海南省。1994年初，张京文去海南询问行贿人时，行贿人说，吴坤龙女儿结婚时，他送过一个29英寸的彩电，并送了他几万元钱。话说得有依有据。
可后来要起诉时，行贿人家属突然抛出一份精神病鉴定书，说行贿人患有精神病，此前所有供述没有证据效力。而这个行贿人是吴坤龙案的惟一证人，他要是有精神病，吴坤龙案就会不了了之。张京文回忆起他和行贿人几次谈话的种种细节，这人说话条理清楚，思维正常，怎么也不能和精神病联系起来。这人突然称有精神病，就是要使吴坤龙逃避法律的惩罚，怎么能让他得逞？
当时，张京文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以行贿人患有精神病的理由撤案，既少了麻烦，也不用承担万一办错案的责任。
可真这样做，就意味着他放过了犯罪嫌疑人，放弃了自己已经取来的证据。张京文相信自己取来的证据真实，也相信那行贿人根本就没精神病。
张京文要推翻这个鉴定，就得重新再做一个更权威的鉴定。他通过上级请当时国家最权威的精神病专家组成专家组去海南，给行贿人重做鉴定。
这次去海南，行贿人已经住进了一家中医院，见了张京文理也不理，像是真有了精神病。但经过专家组对行贿人的基因分析，最终做出该人并非精神病患者的鉴定。后来，法院采信了张京文取到的这个行贿人向吴坤龙行贿的证据，对吴坤龙作出了有罪判决，追究了他受贿的刑事责任。
张京文说，那次在海南有半个月，他没少读精神病方面的书，也没少向专家们请教，他觉得作为一个办案子的检察官，是应当多点知识，但更应当坚持真理，敢于负责，不然，办案中怎么体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精神？
办案要有大局意识，抓了蛀虫不算完，要服务企业，帮企业建章立制堵漏洞，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办刘建海贪污案给张京文的感受 办刘建海贪污案是2005年1月，那时张京文已经是西城区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他和记者说，刘建海案当时看起来就是个一般案子，涉案人的级别不高，贪污数额也不大，可他就是觉得这案子有名堂。
刘建海是西城区邮局大宗业务组组长，以“给回扣”的方式伙同阜外医院收发室工作人员赵顺利贪污阜外医院邮费十余万元。在办案中，张京文了解到，当时不少企业的业务员为了拉客户有“给回扣”的潜规则，刘建海手里的大宗客户单位几十个，会不会也给其他单位的业务员回扣？通过研究赵顺利的口供，张京文感到自己的推测有道理，经过反复做刘建海的工作，刘交代了自己伙同二十多家大单位的收发员合伙用“吃回扣”的方式贪污公款的犯罪事实。后来，立案16起，涉及犯罪嫌疑人19人。
侦破这个串案后，张京文认为，邮政系统存在的不正当竞争现象是案件产生的深层原因，这也绝不可能只是西区邮局的个案。他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向市院反贪局汇报后，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在市检察院的统一布置下，全市各基层检察院反贪局对辖区内邮局开展了彻查，西城、东城、海淀检察院反贪局又相继查办了一批邮局工作人员利用与刘建海相似手段进行贪污的案件。
查办这批案件后，张京文认为，案子办了不算完，得帮发案单位查找发案原因，堵塞漏洞。他安排反贪局召集发案单位开了查办案件交流会，通报案情，开展预防犯罪工作。事后，反贪局协助发案单位对邮件收发工作建章立制，发出检察建议13份，提出整改措施60项；同时还对邮局的客户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他们不要因为案件查办中断了与邮局的业务关系。
由于邮局堵住了漏洞，涉案单位邮寄业务的邮资下降了1/3，邮局系统的大宗业务得到了规范，“给回扣”的潜规则被消灭，邮局系统的职务犯罪预防制度得到了全面完善。
张京文说，检察官讲大局，简单说，就是办案要考虑社会影响，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子是“磕”出来的，大要案是“死磕”出来的。曹文庄案大起大落，考验了张京文，也考验了检察官们发现犯罪和认定犯罪的能力 曹文庄是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还是个法学博士。2006年曹文庄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转到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张京文说，药监局药品注册司批准企业生产，企业才能生产，权力大，又关系到民生，因此得到这个线索后，他极为重视，亲自指挥并参与侦查。
然而在对曹文庄三个多月的初查后，张京文得到的信息却与举报的线索有很大的差距：举报信上说，曹通过为企业批药品生产号，没少捞钱。可查的结果是：曹文庄名下无房无车，也无巨额存款，平时上下班都是乘地铁，生活也有规律，很少有应酬，就是有时出门拎个网球拍。
张京文细细回顾了他们的侦查过程，还是发现了疑点：曹有个15岁的儿子，可在他们蹲守的三个多月里，竟没见着过一次，这说明什么？曹很可能还有另外住处；曹名下虽没有巨额存款，可他的工资卡上四年没动过一分钱，说明他有别的经济来源；还有他常和一个叫刘玉辉的人联系，而刘玉辉也上过举报材料。
因此，曹的疑点不能排除。继续工作，张京文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曹在昌平的两处别墅，通过开发商得知别墅是贷款买的，仅别墅的月供就要几万元。
张京文想，这下可抓住了曹受贿的证据。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开发商把检察院查曹文庄房产的事通知了他。曹在最短的时间里，做了公证，说房子是他的亲戚们凑钱买的，一个法学博士的聪明才智用在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上。
张京文说，什么是大起大落？这就是！做成的案子没了，一切得从头来。
这回，张京文调整了侦查思路，从查行贿人刘玉辉入手。刘与曹关系密切，俩人曾做过多年的同事，他的问题查实，不怕他不交代曹的问题。刘在短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从哪来的？
对曹文庄监控时，发现他去了一家高档会员制的俱乐部打网球，光曹文庄打球的会员卡就得三万元，还有每次付费的银行卡上也有几万元，但办卡的人却都是刘玉辉。这下曹、刘两人瓜葛跑不了了。先抓刘玉辉，当年11月，刘玉辉到案。
张京文说，审刘玉辉还让他学了不少医药知识，刘是药学会咨询部主任，也是个药品专家，怎么审？就得学药品知识，同一个问题审几次，比较口供的真实性和矛盾点，再从中寻找突破口。刘玉辉最后还是在证据的压力和政策的感召下，供述了他利用与曹的关系，为一些制药企业当掮客，对曹文庄行贿的犯罪事实，仅通过他的手就向曹行贿110万元，最后法院认定曹文庄受贿230万元，曹文庄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曹文庄案是一起典型的职务犯罪案，张京文办案的体会是对手素质高，犯罪手段隐蔽，查处难度大。当时主要涉案的厂家，曹文庄都做了工作，侦查员去取证，知情人都躲了出去，取到一个证，难上加难，可对这种涉及群众生计的案子，老百姓要求查处的呼声高，反贪局要是拿不下来，怎么向社会交待？要是拿下这个案子，办案检察官就要有发现犯罪和认定犯罪的能力，这才能考验你够不够个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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