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改革：政治不能解决情感问题

刘魁立，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民俗学及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欧洲民俗学的研究，中国民俗学会“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课题组领衔人。

黄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民俗学会“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课题组参与人。

　　假日改革：政治不能解决情感问题

　　现在，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回到一个正确的路途上来了。因为，政治解决的是立场问题，不能完全解决情感问题。

　　编者按：千呼万唤之后，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日前终于公布，并在网上征求意见。新的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拟取消五一黄金周，同时将清明、端午、中秋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春节假期也调整为从除夕开始放假。这次假日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传统节日获得了法定的地位。从过去清一色的政治性公共假日到传统节日得到政府重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生活变迁与国人身份认同调整的草灰蛇线。

在这次法定假日调整中，由刘魁立教授领衔的“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课题组起着推动者与智囊的作用。日前，记者专访了刘魁立教授与“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课题组的另一名参与者黄涛先生。

　　政治不能解决情感问题

　　——假日改革背后的“中国认同”调整

　　南都周刊记者 张小摩

　　我们一直在推动假日改革

　　南都周刊：这次国家调整假日，将三个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这背后有你们“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课题组的推动。这个课题组是怎么形成的，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我注意到，清华大学也有一个类似的小组，你们的区别是什么？

　　刘魁立：我们这个小组，曾反反复复做过向党和行政部门建议将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体系，是以课题形式完成的。第一次是在2004年，我们接受了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给的课题，把民族传统节日最重要的几个比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梳理了其起源、流变、现实意义，做成全面深入的材料给了精神文明办。

　　黄涛：2006年12月到今年1月，我们又完成了国务院委托文化部的课题研究，主题就是“民族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这次课题他们要得很急，主题也比第一次更明确，就是如何利用法定假日过好传统节日。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的课题组，更注重从经济方面研究问题，但我们把节日真正说清楚了，包括传统法定假日有了假期之后怎么过，我们都做了研究和方案。

　　南都周刊：民俗学会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是如何展开这些推动与顾问工作的？

　　刘魁立：做了第一个课题之后，有很好的效果。过了两年，文明办、中宣部、新闻总署、国家民委就联合在中央电视台租了《我们的节日》大型节目，我们也积极参与了这个节目，反响也不错，这实际上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帮助催生了后来的变革。后来我们给文化部的课题，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新假日设计了，跟现在出台的草案大同小异。

　　南都周刊：当时你们课题组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怎么设计的？我听说，当时你们希望保留黄金周，不过是将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挪给清明和中秋，目前出台的方案，跟你们的方案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刘魁立：对，就是挪了一下，清明和中秋形成两个黄金周。其实，哪天放几天假，多一天还是少一天，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传统节日要不要在我们的假日体系中凸显出来，这是关键问题，这次是得到了解决。更何况，这是一次改变历史的事情。从1912年，夏历一直作为废历被看待，而对我们的民族来说，这个日历是抹不掉的，我们的夏历是以月亮为坐标，它对我们华夏民族的长期社会生活有深远影响，为了农业劳作，还创造了与大自然适应的24节气。

　　黄涛：具体来说，我们提的方案就是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为法定假日，各放一天假。然后，把五一黄金周的两天挪给清明节，把十一黄金周的两天挪给中秋节，形成清明长假和中秋长假。除夕如果不能多放假，也往前挪一两天，适应人们的习惯。简单说，还保留黄金周，只是向传统节日挪移，我觉得这是最理想的。比如说清明如果有黄金周，大家都喜欢，那时气候也最好，不冷不热。人们可以做多种选择，比如大家可以扫墓，也可以出去玩，真正繁荣传统节日。我们的方案还是保留三个黄金周，不过都在传统节日了。

　　除了我们，好几个课题组提出了几个方案，这些方案都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是增加传统节日的法定假日。除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之外，还有人提到了重阳节、元宵节、七夕节等。但从普遍性看来，重阳节在北方过得很淡，其他的节也不够分量。

　　传统节日为什么能“扶正”？

　　南都周刊：中秋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过去被排斥在法定假日之外，此次改革为什么能顺利地向传统节日倾斜？

　　刘魁立：我们的节日体系有不同的类型，一类是五一、八一、十一等政治性节日，一类是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但民族节日作为我们整个民族情感的关节时刻，没有被纳入到假日体系，这形成不协调的二元结构。有丰富内容的民俗传统节日，没有得到时间展示，而我们规定的长假，比如五一黄金周，实际上仅仅是强调了消费的层面。简单来说，有内涵的节日没时间，有时间的节日缺乏内涵。这种二元结构影响了对传统的继承，不能让国人抒发情感，也不利于调节人际关系。所以，传统节日怎么纳入到假日体系的问题，就比较紧迫。我们这些学者就开始思考，怎么发挥节日的社会功能。

　　南都周刊：将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日系统，学界与民间已呼吁了好几年了。你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应、新方案的出台速度，是否满意？

　　刘魁立：之前，大家过多地考虑了经济的因素。我一直不喜欢黄金周这个词，所谓黄金周是在商家的意义上的招揽，老百姓其实是散尽黄金的啊！有了这个特殊的经济因素，我对假日改革的时间是谨慎的，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我原本估计，是明年出台新假日方案，后年实行的。

　　黄涛：我倒是觉得有点慢。政府的重视程度其实是很高的，2006年，央视制作播放了《我们的节日》大型系列片，规模很大，据说是经过政府高层批准的，这说明上层已经非常重视了。我们的课题研究也有3年多了，但政府最后决策还是比较慎重的。

　　南都周刊：在方案出台之前，你对国家假日调整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吗？

　　刘魁立：我有这个信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迟早会是这样的。假定说，之前是政府做事提出号召，人民群众响应号召，形成不断提出号召，不断响应号召的情况。现在呢，是看看老百姓有什么需要，然后提出对策，这叫顺应民意。仔细分析下，这其实是有一个有深远意义的改变。

　　黄涛：新的草案一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促成的，实际上他们只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决策。比如说，之前马寅初呼吁计划生育，多么科学有远见的建议，不也没搞起来吗？呼吁得多厉害，也没有实行啊。我现在觉得，对于很多问题，中央比很多学者都开明，比如刘铁梁、乌丙安等著名民俗学者，对恢复传统节日内容都是有保留态度的。

　　还有就是民众舆论的巨大作用，因为光凭几个政协委员或者学者的呼吁是不够的。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经济匮乏，产品质量不好，崇洋媚外的情绪特别强。现在差距在缩小，大家开始觉得自己的文化好了，自信心高了。干嘛国外的好，我们自己的也好啊！韩国端午祭申遗事件在国内引起的巨大反响，就是明证。

　　南都周刊：新方案中，五一黄金周虽然废除了，但十一黄金周还存在，清明节与中秋节只有一天假期。你觉得这是过渡性的，还是长期的？

　　刘魁立：现在不便做推测。如何过好国庆节是个重要问题，这是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国庆节有黄金周，有助于养成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把假日当作公共时间来认识的话，它同样可以当作资源。就是说，它可以是调整社会的一个节奏，是一种休息和体力的恢复，看看它可以完成什么任务。黄金周完成了什么任务？拉动消费啊，传统节日也可以作为资源，同样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但之前的完成不了情感、民族、家庭的认同，现在法定假日完成了对传统节日的回归。

　　黄涛：作为民俗学者，我们更重视的是民族节日的体现。我倒是希望，全年放假的天数再增加两天，十一黄金周保留了，春游应该有黄金周，清明多放两天啊。我们跟其他国家和地区比，法定假日还是太少，香港台湾等地区每年的法定假日都是十七八天。

　　南都周刊：如果每年法定假日的时间有限制，是给政治性的节日多，还是给民俗节日的多些，似乎存在一定的冲突，有点“争日子”的意思。你怎么看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刘魁立：目前的状态我觉得是比较协调的，而且我们有春节黄金周，还有清明、端午、中秋等进入法定假日，传统节日在假日时间上实际上占了优势。我们这100年来，一直在丢传统的东西，“文革”十年更是一次毁灭性的否定。现在，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回到一个正确的路途上来了。因为，政治解决的是立场问题，不能完全解决情感问题。

　　黄涛：目前的方案是一个转折，之后传统节假日可能会多一些。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是向政治性节日倾斜，提倡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传统节日，“文革”期间甚至春节也要下地劳动，不让过春节。现在增加传统假日，也是近几年中央政府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没有传统文化是不行的，必须拿它做重要基础，否则连民族根基都没有了，就是空中楼阁。

　　传统节日可以唤醒传统情感

　　南都周刊：传统节日成了法定假日，是不是就意味着传统节日所包含的那些文化内容，都得到了复兴繁荣的机会？或者通俗地说，传统节日是不是就一定有节日味道了？

　　刘魁立：那不一定。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唤醒人们的传统情感，是一次提醒，是一种教育，哪怕你就不过这节日。举例说，在国外过春节，他的心会想：过年了，家里人会怎么样？外国人看月亮不会想到家，但我们会想自己的亲人。所以纳入假日体系，这个事情本身非常重要。

　　黄涛：这就要挖掘传统节日的现代性。传统节日有很多浪漫的因素，都可以恢复和重建，比如那些节日象征符号、纪念物，粽子、饺子等，还要强调节日的公共性，多搞一些公共活动，不像一家一户的单个活动。这些节日内涵，在我们课题中有过深入的探讨。此外，还可以多搞些创新的活动，比如手机短信、彩信、电子贺卡都是新的形式。举个例子来说，中秋节台湾地区很流行烤肉，吃烤肉已经超过了月饼的象征意义，成为最重要的节日符号，一过中秋，当地的小区物业部门还组织买肉、烤肉，组织庆祝活动。

　　南都周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节日里包括了很多引发争议的内容，比如祭祀，比如民间信仰，在一定阶段，它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的东西。对这些内容，你是什么态度？

　　黄涛：之前大家都认为祭祀是搞迷信，放不开，谈节日的时候往往是回避的。但据我的了解，中央担心的是别有用心的宗教组织，还有外来文化的冲击。相对于这两种情况，民间信仰其实是比较安全的，对国家的信仰价值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仅仅会有少量的借助民间信仰骗钱，这之外，民间信仰没有大的坏处。他拜完了就回家了，心灵安静了，从效果上来说是好事情啊！

　　你看中央台的节目，近几年出现了很多地方祭拜神灵的镜头，过去这是绝对不行的。这几年的民间庆典比如陕西黄帝陵的祭祀，都是当地的官员主持的，还电视直播，这种祭祀大典对海外人士有团结的作用，他们也是认可的。过节不能没有信仰的东西，如果没有祭祀和信仰，也就没有了庄重和神圣。当然，我们也不是提倡这个，城市烧香烧纸毕竟也不利于环保，但庙里搞一些仪式也不会反对。总之，民间信仰是民间节日灵魂的东西，这个问题解决了，别的都好说了。

　　南都周刊：你前面说，很多学者对恢复节日传统有不同意见，具体是怎样的？对怎么认识民间信仰的问题，是不是争议更大？

　　黄涛：有时候，学者往往起到了阻碍民间风尚的作用。比如民间祭奠，很多学者抨击说，到处在祭祀当地名人，这不合适。而我认为，你看起来活动很多，其实分散在这么大的国家，就不多了。人家崇尚历史名人，举行活动凝聚当地民心，弘扬当地的文化精神，借助这种形式丰富民众生活。不是好事吗？政府和当地老百姓都喜欢做的事情，学者你干嘛去批评人家？不要破坏人家的热情。

　　再举个例子，有学者经过考证，说七夕节与爱情无关。你这不是阻挠吗？人家把七夕节过成情人节，你管得着吗？难道今天的人只能过跟上古一样内涵的节日？人家就是喜欢，就是认同。这是挺好的事情。台湾已经有20年把七夕节过成情人节了，挺好的。

　　南都周刊：民俗的东西虽然在此次事件中得到国人的认同，但现在方案出台了，作为相对边缘的学科，民俗是不是又要冷落一段时间？你认为民俗在之后的政治生活中还能有哪些作为？

　　刘魁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民俗学家有很多的作为。从普查、资料整理、建议等各个方面，都大有可为。而且从这个事情之后，民俗学者认识到了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学者的担当意识也增强了。

　　黄涛：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重建民俗文化。怎样使民族文化得到改良？就像鲁迅批评过的，它本来有丑陋的东西，民俗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它更加强健、更加文明。很多不良习惯，说到底是民俗文化传统的问题，不能光靠政治文化去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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