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人神之间

　　崔洁

　　对于司法而言，发现真相一直是其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幼儿期”，由于自身认识水平的低下，神的判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大量相关证据制度的出现，更是强化了这一制度。颇有趣味的是，当西方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还挣扎于神证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早一步视口供为圭臬。由于进化论的单向度思维往往使我们忽视背后许多沉默的声音，东西方间神和人的不同距离，也就缥缈起来。

　　如果溯及源头，神话文本中充满了隐喻。仅以司法的象征意象为例，中国司法的象征是獬豸，上古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它似羊非羊，似鹿非鹿，头上长着一只角，俗称独角兽。《异物志》说它能辨曲直，见人斗即以角触不直者，闻人争即以口咬不正者。换而言之，当人们发生纠纷时，独角兽仅仅依靠其神力就可以作出实体的判断，无需考虑当事人的作为，甚至在它将罪该处死的人用角抵死时，罪人也没有置喙的余地。这样的隐喻无非说明：人在世俗的法庭被神裁判，与其它客体毫无二致。而西方对应的意象是司法女神朱斯提提亚，沿用古罗马的造型，她一手持剑一手持天平，眼蒙黑纱。天平表示“公平”，宝剑表示“正义”，额发表示“诚实”，蒙上眼睛表示“用心灵观察”。其造像的背面往往刻有古罗马的法谚：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Fiat

　　justitia，ruatcaelum)。这意味着：西方的司法女神是被动的、后发制人的，她用天平衡量诉讼双方提出的证据，哪一方的证据充分就胜诉；哪一方的证据不足就败诉。因为其职责是“裁断”而非主动发现，所以眼睛并不重要，甚至如果眼睛睁得太大，还可能会因为看见诉讼双方的情况而有主观上的倾向性，也可能因为受到各种干扰而难以实现正义，不若中国的独角兽，怒目圆睁，发现并且裁断。

　　在中国，神证制度昙花一现。有史可考的商代司法审判中，司法官员获得神谕的主要方式有占卜等。卜辞中“兹人井(刑)不？”就是卜问对于一个既不能肯定其有罪，也不能肯定其无罪的人，施以刑罚。同样是获取神的旨意，龟壳的花纹完全忽视了当事人的行为，孤立了当事人的任何信仰，同时也让人开始放弃对神的诉求。

　　这种分野即使到很久以后也没有消除，比如东西方都出现过的二妇争子案件。中国的《折狱龟鉴》中记载：前汉时，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其妇俱怀妊。长妇胎伤匿之，弟妇生男，夺为己子。论争三年不决。郡守黄霸使人抱儿于庭中，乃令弟娣姒(妯娌)竞取之。既而长妇持之，甚猛；弟妇恐有所伤，情极凄怆。霸乃叱长妇曰：“汝贪家财，固欲得儿，宁虑或有所伤乎！此事审矣，既还弟妇儿。”而《圣经》里面的所罗门也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因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孩子实在是他的母亲。

　　故事情节的相似性往往掩盖了背后的巨大差异，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提及黄霸后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吏民爱敬焉”，无非是因为“处议当于法，合人心”，人的智慧和人心向背成为决定此中判决正当性的尺度。而《圣经》在所罗门故事的前后则给了我们另样的解读：所罗门的智慧源于他对神的恳请，“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而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都敬畏他，乃是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人们膺服的不在于判断本身的合理性，而在于背后与人一体的神的智慧，更明白的说，判断的标准仍在神而不在人。

　　神和人的距离，在中国是因为太遥远而终至不可信。当神事必躬亲而人永远是客体的时候，宗教和仪式也再也不能维持这种信仰，经验的生活终于将人牢牢固定在现实的此岸。人是有缺陷的，或许他并没有能力实现对真相的探询，抑或他本身的经验知识只是对无能的证明，但理性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已经意欲解释这个世界，人们唯一可信的事实被归结为理性和合乎常理的原则。为了让世界清晰明白，人们甚至不惜抛弃往昔的记忆，包括曾经的敬畏和信仰。而在西方，宗教渗透在日常生活体验中，神无处不在但又离的恰到好处，可能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我本来是条虫，借助上帝变成一个人。神指示而不越俎代庖，人因为神的存在从客体变成主体。人们认为在事实面前也站立着一个上帝，它既不存在于事实，也不存在于法律，而是存在于两者的共同表现中，它是联结两者的唯一纽带。在一个对人封闭而又有限的世界中，这些哲学通过独特的推理，从理论废墟出发，把那些挤压他们出来的东西奉若神明，并且在把它们抛弃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希望的理性。“用于肯定的热情同理性解释世界的能力成反比”，这样的悖论或者永无解决之道。

　　也许我们应该问一下，在证据制度上，更早的超越神人之间的距离，对中国的司法而言，是一种必然，但到底是不是一件更幸运的事情呢？这样的比较也许没有意义，已经走过的历史不能再来，他们只是沉默着，并寻找他们的聆听者，如同圣经中那个寻找悟道者的葡萄树隐喻一样。或者说，就如同卡夫卡笼子找鸟这一隐喻一样，也许是历史选择了时代和人民而非相反。无论如何，传道书已用再明白不过的语言一语道破：日光底下，并无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