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方兴未艾的联合职业军事教育

　　刘波

　　当我们从网络、电视、报纸、广播中看到令人目眩的科索沃、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各种报道时，在惊叹于信息化战争神奇之际，有没有想过，其实各国军队在战争上较量的胜负，在战前的军事教育的较量中已基本胜负分晓了。当今，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教育，也不再是我们过去从革命战争年代影视中所熟悉的投弹、拼刺、射击、爆破、土工作业等简单的军事训练，在国际上已然发展为“联合职业军事教育”。

　　美国《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对职业军事教育(PME)的解释是：“这种教育旨在使军官具备在国家安全环境中和要求越来越高的指挥与参谋职位上作出正确抉择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和智能”。

　　职业军事教育并非是一个军事新概念。二战后，各国在军队建设中大搞职业化军队建设，增加职业军人的数量，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960年和1973年彻底实现了职业军队转变。其他主要国家则多数实行征募结合的半职业化军队制度。冷战后，信息化战争日益突显为局部战争的主要形态，世界各国在军队建设中随之强化军队职业化改革，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加“白领军人”的比例，提高军队职业化的程度。美国建立“数字化部队”的构想，即反映了这一倾向。与职业化军队建设相对应，在军事教育领域中，则必然是建立高水平的职业化军事教育体系。

　　职业军事教育的内涵主要体现在：符合军事职业所需进行长期高标准、高强度的教育训练，使军人个体和群体达到高度专业化的战斗技能及全面素质。其内在要求是：(1)受教育者是选募而来的精兵，要求募兵制而非义务兵制相配合；(2)高难度的专业化要求，需要对职业军人长期、艰苦的教育训练才能达到，远非短期应急式教育训练能够企及；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搞“大跃进”式的突击；(3)士兵的培训注重射击、格斗、空降、单兵战术、野战生存等职业军人一专多能的综合素质；军官培训注重培养以工程技术、数学、信息技术、领导科学等科技型领导者素质；(4)依法施教，依法施训，通过军事教育法规，精心设计职业化军事教育，走正规化、法制化的顶层设计道路。防止人为因素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及对教育质量、效益的严重影响。

　　纵观各国在信息化条件下职业军事教育上的突出变化，一是强调以“联合”，即联合部队的联合作战作为前提，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联合；二为教育内容增加了深度、广度，特别是增加了信息技术的内容，向虚拟现实、仿真模拟、多媒体、远程实时教育等方向发展，提高教育手段；三是教育目标向着《2020联合构想》所设计的“主导机动、精确参与、聚焦后勤、全维防护”的新型作战能力发展，教育标准、难度空前提高。

　　对我军而言，开展职业化军事教育，尚是一个新的课题，国际上联合职业军事教育的理念也许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