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进路风云

　　20日，2007年四川军民结合产业发展推进会在成都召开，“军民结合、共谋发展”是会议的主题。

　　值此之际，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绵阳一条小街。这条名为跃进路的小街，500余米，却在1958年前后诞生了四家在中国电子工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企业———长虹、九洲、华丰、涪江有线电厂。50年，四家企业从相同的起点出发，跑出不同的成绩：长虹成为世界知名企业，九洲继续做大做强，华丰被长虹合并重组，而涪江有线电厂则完成破产清算。

　　“四兄弟”迥异的命运，是军工企业转型和发展的不同样本，经验和教训同样深刻。

　　峥嵘岁月

　　跃进路崛起电子工业中心

　　日历即将翻过2007年，长虹最近在自己的刊物上刊登采访绵阳市第一任市长、也是长虹第七任厂长王金城的文章，立刻引来数万人的共鸣。一段段历史被记起，被提及最多的就是跃进路上四家企业的兴衰沉浮。

　　“随着电子工业的兴起，1958年国家在跃进路兴建电子工业群，一批电子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纷纷来绵阳投建。”在绵阳的介绍资料里，勾画出跃进路上四家企业的轮廓。

　　长虹、九洲、华丰、涪江有线电厂四家企业都进入当时还是绵阳郊区的平正桥工业区，它们都有一个军用代号，四家企业都以从事军品生产的面貌在绵阳老百姓心中有些许的神秘。

　　回忆那段历史，王金城感慨颇多。四家工厂都是在一片田地上动工修建。工人们都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房里。为弥补建厂的材料，王金城和长虹200多名员工一起到深山砍树，扎木筏沿着涪江漂流回绵阳。1960年，前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四家工厂的建设也全部由我们自己设计完成。”1964年，为四家工厂服务的404医院筹建，跃进路从此有了今天四家工厂、一个医院一字排开的基本布局。

　　“那时候虽然工资不高，但每个人都没有私心，拼命工作。”回忆在跃进路上的日子，九洲退休职工王德渝神采飞扬。她1971年进入跃进路，经常和同事们一起加班，从来没人索取加班费。“跃进路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建设生活区。不过当时除了将军楼以外，职工大多住在"耗子洞"、"干打垒"那样的房子里。”王德渝一家三代住在16平方米

　　的房子里。

　　尽管住房条件很差，但王德渝们仍然很骄傲。“只要进了工厂，生老病死都有人管。”工厂员工不担心买房，不担心子女入学、生病和养老。当时，王德渝一个月可以拿到30多块钱，而走出跃进路，相同年龄的人一个月只能拿20多块钱，这样的差距令人羡慕。那时候，绵阳姑娘最大的理想就是找一个说普通

　　话的跃进路上的小伙子谈恋爱。

　　70年代末，跃进路的四家工厂有职工万余人，而当时的绵阳还是一个小县城。

　　市场突围

　　跃进路上的四条改革轨迹

　　“跃进路"四兄弟"产生分化是在企业转轨过程中。”面对企业破产，涪江有线电厂原工会主席何国利有些伤感。同样的起点，同样的经历，几乎同样的转轨努力，但最后的结果却迥异。

　　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军工产品需求大幅减少，跃进路期盼的计划订单总是姗姗来迟。1984年，九洲星夜盼望的军品订单一年的生产任务只有20多万元。没有订单意味着工厂开工不足、经费减少，企业开始严重亏损。

　　跃进路面临“保军转民”带来的生死抉择，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救运动由此开始。

　　九洲老员工牟玉文回忆，当时厂里要求每个班组都去找“米”下锅，每月38.3元的工资先扣着不发。每个班组为了完成任务，帮别人加工零部件，甚至捡破烂，什么都干，不少工程师还去卖抄手，挣到的每一分钱都往上交。九洲副总经理何林虎曾在一次论坛中说，九洲先后生产过塑料制品、收音机、收录机、传真机、电风扇、微波炉，还有没有成功的高压锅。在传真机生产中，九洲和日本的一家公司合作，但这家企业给九洲的却是面临淘汰的产品，九洲把钱砸进去，却没有换回真金白银。在众多的民品生产中，真正让九洲赚到钱的还是共用天线和数字机顶盒产品。

　　在九洲寻找出路的时候，涪江有线电厂也在摸索解困之法。涪江有线电厂先生产春燕牌收音机，销路很好，但全部靠手工制作，上不了量。其后又生产洗衣机，洗衣机面世时，绵阳市民通宵排队，总工程师张金福不得不在楼上喊话，“本厂职工不得排队，先满足市民的需求。”可惜洗衣机和收音机一样，也上不了规模。涪江有线电厂还先后生产B超机、交通监测设备等，可惜B超机转换为职工家属的集体企业，而监测设备则无疾而终。

　　与涪江有线电厂一墙之隔，华丰也感受到订单减少的寒意。1984年，华丰从法国引进连接器的生产线并很快开发出民用的系列连接器产品，但华丰作为元器件生产商，原材料受制于价格因素，终端产品受制于下游企业，利润很薄，始终难以做大。

　　相比而言，长虹的路走得更顺一些。早在上世纪70年代，长虹就研制成功多个型号的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1980年，长虹从松下引进散装件开始组装电视机。1986年，长虹获准引进彩电生产线“计划生育”的最后一条线，而这成为长虹最为关键的转折点，“彩电大王”由此起步。1989年，长虹的生产能力达到年产80万台，此后不断上量，而当时一台彩电的最终利润可以达到惊人的2000元。

　　成败得失

　　跃进路有不可泯灭的贡献

　　“其实最不该垮掉的就是涪江有线电厂。”何国利饱含深情的回忆始终渗透着冷静。涪江有线电厂的产品线被成为“五朵金花”：载波、数字通讯、光纤通讯、程控设备、B超，时至近日，这些产品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我们的程控设备比华为搞得早，规模更大，但现在……”

　　2001年至2003年，涪江有线电厂连续三年亏损。尤其是2003年以来，企业开工严重不足，流动资金枯竭。绵阳市曾就搬迁、兼并、债转股等多种脱困方式进行研究比选，但几种方案均无法实施。最终，涪江有线电厂进入破产程序，经营性资产被航天科技买走，跃进路的厂区被昔日兄弟九洲旗下的千城置业买走，原来在册的3000多名员工得到妥善解决。

　　也是在去年，长虹和华丰实现战略重组，华丰并入长虹。

　　“企业的兴衰主要还是靠自己。”一位曾参与涪江有线电厂破产清算的人士表示，除了企业负担重、人员结构老化等国有企业共有的问题外，“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主要领导的视野和胆略决定了企业的前途。”长虹的王金城被称为“王大胆”，而其后的倪润峰亦霸气十足。此时的涪江有线电厂领导者却在洗衣机等项目上守着传统观念，自力更生，不愿借力，结果贻误战机。在其后的决策中，又连连出现失误，最终无力回天。“这与品格无关，而与性格有关。”何国利总结说，“工厂所经历的体制变化也让中规中矩的管理者有些无所适从。”1985年，跃进路上的工厂下放到四川，很快又收回信产部，又到机电部，最后直接下放给绵阳市。

　　“回过头看，跃进路是有巨大贡献的。”何国利说。50年中，跃进路不断拉动绵阳经济发展。在绵阳的统计年鉴里，跃进路上的企业曾经占绵阳市生产总值的半壁河山，全省电子行业当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有了长虹、九洲等知名企业，绵阳对外有了更高的知名度。有了跃进路企业的贡献，绵阳的市政建设突飞猛进，长虹大道、九洲大道等市政设施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长虹九洲等几家企业的在职员工近5万人，对解决就业作用很大。”

　　希冀未来

　　跃进路续写新故事

　　“现在跃进路变化很大。”每天，王德渝都会在跃进路上往返多次，记录这条路的不断变迁。

　　原来的四个工厂，长虹和华丰成为一家人，目标是要成为国际知名的家电制造和服务提供商，并以军工为纽带成立军工集团，今年的目标是300亿元的产值，3年后，这一数字将改写为100亿美元。九洲正在追逐百年企业的梦想，1000万台的数字机顶盒基地正在紧张建设，今年的目标是产值突破50亿元。破产后的涪江有线电厂找到新“婆家”，原有技术得以发扬，在政府关怀下600多名老员工在新的企业重新实现了再就业。

　　长虹的老厂区，“争创世界一流”的标语还在，但厂房已经拆去大半，不久以后，这里将崛起新的高楼。邻居九洲也在绵阳的科创园区修建了新厂房，而华丰撤离也是早晚之事。昔日的郊区已经在50年的风化岁月中变成闹市。在绵阳市城市规划里，这里将建成高档住宅小区。

　　历史之痕

　　1955年10月，国务院二机部十局派前苏联专家在绵阳选点筹建无线电工业基地；1956年5月，国家批准涪江机器厂在绵阳建厂，即后来的九洲集团，工厂代号203；1957年5月，批准华丰无线电厂由陕西迁入绵阳，生产电子元器件，代号204；

　　同年12月，决定修建涪江有线电厂，代号407；

　　1958年，国家决定将在德阳筹建的长虹机器厂迁入绵阳，代号305；1959年底，华丰完成搬迁，通过验收正式投产；

　　1960年，涪江有线电厂动工修建；1965年，长虹、九洲建成投产；1966年，涪江有线电厂竣工投产；自此，绵阳一下子多了三家电子工业的整机厂和一家元器件厂，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