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昭：韩国奥运与面子政治

　　陶文昭：韩国奥运与面子政治

　　爱面子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普遍现象。许多退休高官都在使用“电话秘书”，但接听者不是真正的女秘书，而是电话秘书服务公司的职员。一些电话服务商还推出了在午餐时间打电话给顾客的“特别服务”,这是为了让顾客在和其他人见面时，让他人以为他“很忙”。

　　这种文化扩展到对外方面，就是极其爱惜国家的面子、珍惜国家的声誉。这在韩国申办奥运和为奥运积极准备的近1 0年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政局走向的关键时刻，韩国的面子文化起到了微妙的作用。

　　申奥，为了国家的面子

　　韩国申办奥运会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提升国家的声誉和形象。通俗地说，是为了国家的面子。韩国国内最初因对是否有必要和有能力申办奥运会的不同意见而分成了两派，双方将各自的意见提交朴正熙总统决断。当时力主申办的韩国奥委会委员长朴钟圭向朴正熙列举了三条理由，其中一条就是：举办奥运将使韩国人民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侨民感到骄傲，全世界也将会把韩国作为发达国家看待。朴正熙对申办奥运会持支持态度，并指出应将申办奥运会的目的明确为：显示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提高韩国体育的国际地位、创造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交的条件，以及通过国际体育活动提高国民的整体意识。

　　朴正熙遇刺的第二年，全斗焕将军根据戒严法，自己接过了政权。全斗焕在掌权之初对申办奥运会持消极态度，反对派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这时韩国奥委会通过全盘分析提出：举办奥运会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国际形象，即使申办不成功也可保持“申办候补国”的荣誉。而如果正式申办后再表现出消极态度，会降低韩国在国际体育界中的信誉；如果退出申办，将引起国际奥委会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不信任，影响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全斗焕权衡利弊，考虑到利用奥运会树立韩国和自身形象，所以决定继续积极申办奥运会。

　　韩国政府为了举办奥运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申办之中，1981年韩国先后接待了来自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调查团。他们向国际奥委会官员和各国体育界人士免费提供飞机票，请他们来韩国观光。在获得申办权之后，韩国政府不顾背负高额外债的压力，拨款9亿美元资助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不仅用于竞赛场地、奥运村、记者村以及新闻中心等硬件建设，还用于美化市容、修建奥林匹克公园、改善医疗服务、提高接待质量、搞好宣传报道等软件建设。多年之后，韩国在举办2002年世界杯时继续了这种传统。在刚刚经历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仍投入血本建造现代化球场的投资就高达80亿美元。为了营造比赛气氛，韩国甚至拨出巨款招募“球迷”为所有的球队呐喊助威。

　　韩国申奥的成功，的确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在汉城奥运会之前，除了在墨西哥外，奥运会都是在发达国家举行的。韩国这样一个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一个经历民族的分裂与战争的国家，能成为亚洲继日本之后第二个举办奥运会的国家，的确值得自豪。而且现代奥运不仅是体育的竞技，在电视传媒出现之后，奥运会对于主办国的声誉、形象和信誉都有提升。日本是韩国的近邻，也是韩国追赶的对象。日本东京在1964年举办了第18届奥运会。这次奥运会首次采用全球卫星直播，通过全方位的成就展示，为日本树立了崭新的形象，成为其走出二战阴影的重要一步。多年之后，韩国与日本共同举办了200 2年世界杯。这是世界杯第一次在亚洲举办，韩国获得历史性的第四名的佳绩。这次世界杯对韩国政治、经济、体育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韩国在遭受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具有很大的帮助。与之对比的是，2007年韩国江原道平昌郡继申办2010年冬奥会失败后，再次失去举办2014年冬奥会的机会。两次申办的失利，使得当地陷入一片悲哀之中。有关负责人全永宽说，这些年我们已经这么努力了。听到这一消息，感觉就像背后被捅了刀子。

　　卢泰愚表态支持奥运

　　经过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3个军事政权领导人的努力，韩国最终取得了198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为了在奥运会上获得好的运动成绩，韩国建立了泰陵训练中心，进行非常的、针对性和近乎军事化的封闭训练，并重金聘请有经验的外国教练。韩国当时采取的金牌战略，就是想通过奥运为东道主增添光彩，改变韩国战后因忙于在废墟上建设国家，未能顾及体育发展的形象。按照韩国的《兵役法》，所有适龄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但是在奥运会获得铜牌以上的运动员和在亚运会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可以豁免。2002年鉴于韩国足球队历史性的突破，韩国临时修改《兵役法》，对于在世界杯上进入16强的队员免除兵役。

　　然而，在汉城即将举办体育盛会之际，韩国的局势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内部，韩国反对派不依不饶地进行抗争。时任总统全斗焕发出的“奥运政治休战”倡议，遭到在野党的断然拒绝。以著名人士金大中、金泳三为首的在野团体发起的“1000万人改宪签名运动”，要求修改宪法，实现总统直接选举。双方水火不容，在1987年6月中下旬爆发了规模巨大和冲突激烈的斗争。在外部，韩国面临着国际上抵制乃至取消汉城奥运会的压力。由于韩国政局的动荡，国际上一些体育界名人建议易地办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力排众议，坚持这届奥运会在韩国举行，同时向韩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改善韩国的政治局势和国际形象，并警告说如果韩国的政局继续恶化，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甚至作为韩国军政权靠山的美国，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对0票，1987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对0票，两院一致通过了《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

　　内部反对派的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得韩国奥运会能否照常举办出现危机。如果汉城奥运会主办权因此丧失，对韩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作为当权者不仅颜面尽失，而且要承担历史的骂名。这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帜的军人政权所难以接受的。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斗焕(1980~1988)处于总统任职晚期，而且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总统，执政党新的总统候选人是卢泰愚。卢泰愚的政治表态非常关键。能否顺利办好汉城奥运会，关系着卢泰愚未来竞选总统的政治命运。卢泰愚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一直积极支持汉城奥运会。在汉城申办奥运的关键之时，卢泰愚挺身而出，挂帅申办工作，促使全力申办成功。在奥运举办前期，作为韩国第二号政治人物的卢泰愚，主动辞去在握有实权的政务长官一职，请缨担任体育部部长。他在成功组织汉城第10届亚洲运动会(1986年)和第24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起到了特殊作用。汉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成为卢泰愚随后竞选总统时的一张王牌。

　　政治和面子的双赢

　　卢泰愚出于国家声誉和自己政治前途的考虑，在国际奥委会准备临时更改奥运主办城市的消息传来后，亲自飞往国际奥委会所在地，向包括萨马兰奇在内的所有成员申辩：如果汉城在1998年不能顺利举办奥运会，那将是韩国民族的巨大耻辱，也是每一个国民会世代牢记的，“我们准备的奥运会的运动场将作为国际奥委会所有成员的墓地，第一个墓碑就是萨马兰奇主席的”。除了对外撂出这样的狠话，卢泰愚也向国内民众承诺将实行民主化改革。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了建议民主改革的八点宣言，即“6·29宣言”。这个宣言内容包括：根据朝野协议，早日改宪，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制；修改总统选举法，以保障公正竞争；赦免金大中，恢复其政治权利；释放政治犯，保障国民基本权益；努力实现言论自由；保障政党的健全活动等。宣言受到包括卢泰愚的政敌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宣言发表之后，韩国政局立即平息下来。随后政府当局分3次释放了2800多名政治犯。反对党领导人金大中获得特赦后，不仅继续投入竞选活动，同时也支持举办奥运会。

　　在1988年9月奥运会举办期间，反对党的领袖专门为萨马兰奇举行了一个招待会。萨马兰奇指出，为了汉城奥运会的成功，朝野的政治家们动员并团结了所有的力量。事实上，那时所有的韩国人，不论其政治背景与倾向，都把确保成功主办奥运当成共识。尤需指出的是，汉城奥运会人力资源结构的两大支柱是军人和学生。在军人执政时期，平时向来水火不相容的这两股势力，在国家的紧要关头还是团结一致。示威游行、劳资冲突与政治斗争，都以不影响奥运的成功举行为前提。汉城奥运会能实现“五无”，即无示威、无暴力、无恐怖活动、无意外事故、无暴雨，是韩国各界包括反对派支持和合作的结果。无独有偶，在2002年世界杯举办期间，韩国两大竞争党派也达成了一个政治“停战协议”。他们强调，在韩国足坛的历史性大突破时刻，全体韩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通过朝野合作，韩国成功举办了奥运，实现了政治和面子的双赢。1988年汉城奥运会提出“五最目标”，首当其冲的就是“最广的参与”和“最大的和解”，当时是希望国际上的各国参加奥运会，东西方国家实现和解。的确，这届奥运会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2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两个数字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尤其是那时国际上曾经壁垒分明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在分隔了12年之后终于重逢在赛场上。奥运会结束后，民意测验认为奥运会的成功将有利于改善韩国与苏联、中国及东欧地区共产党国家的关系。果然，1990年和1992年，韩国先后同前苏联、中国正式建交。不仅如此，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上，一位已届耄耋之年的田径运动员举着奥运圣火进入会场——他是52年前的柏林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当时韩国被日本占领，他被迫代表日本参加比赛；这一次他为韩国出征，象征着韩国洗刷耻辱，重新崛起。在这届奥运会上，韩国获得了12枚金牌、10枚银牌和11枚铜牌，总成绩名列第四。另外，在汉城奥运会上，记者共有1.5 万多名，85个国家的160个电视台转播了奥运实况，转播时间达9200小时，这为集中展示韩国提供了大好机会。一名韩国外交官指出，汉城奥运会之后世界对韩国的正面宣传明显增多，与韩国的接触已经成为很自然的事情。多年后中国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指出，这次奥运会对韩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使这个国家进入了历史的新时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