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娅
“你说，一个人挣多少钱才够？”一个朋友问我。
“如果你想在北京四环以里拥有一个三居室，在郊区拥有一个别墅；如果你想有一辆好车；如果你想让孩子上双语幼儿园，如果你想每年带全家出国旅行一次……”
朋友打断了我：“那，500万都不够！”
于是，他开始为自己如何挣到500万以上而焦虑，因为他认为只有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准，才能算是“成功人士”。
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成功人士”的价码翻了几番。有意思的是，和当年的“万元户”比起来，今天拥有百万家产的人要焦虑得多。当年的“万元户”多是农民和个体户，有文化的人虽然对“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耿耿于怀，但还能以自己有学识而自傲。到了现在，有文化也好，没文化也好，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可仍然感到自己“穷”的人却并不见减少。
所以，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出版并译介到中国，可谓正逢其时。他在中文版序言中说：“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
所谓的“身份焦虑”，是指我们对自己地位的担忧。作者认为它是一种现代心理病，因为在以出身决定地位和财富的等级社会里，“成功”和个人的才智与努力关系不大。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人，即使有向上爬的愿望也很难实现。恰恰是讲究机会均等的民主社会，为人创造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成功”便与个人才智及努力挂上了钩。这也就使得没有获得“成功”（通常被财富多少而标定）的人，很容易在自己和他人眼中被看成是“不优秀”的。他所要承受的，也许不是缺衣少食，而是被人忽略、遭人白眼、自惭形秽之类精神层面上的痛苦。
中国社会远远没有发展到机会均等的阶段，但我们对于身份的焦虑却决不比西方差，在很多方面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我们有着源远流长的势利文化。从“看人下菜碟”到特权车横冲直撞，势利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如果“势利”也有指数的话，中国社会的“势利指数”恐怕在世界上会名列前茅。
我们喜欢指责别国这歧视那歧视，其实一些中国人对有权有钱有名人的趋炎附势、对“低”自己一等人的鄙夷轻蔑欺侮迫害，可以说深入骨髓，无处不在，说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都不为过。随便翻开一本中国的文学作品，几乎都能找到势利的影子。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可见中国人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格外敏感。
在阿兰·德波顿看来，人们对身份的在意，其实是为了满足内心对“爱”的渴求。“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因为这一切，我们快乐地活着。”
千百年来，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中国人被关注和尊重的需求一直处于极端的饥渴之中。由于这些需求无法通过健康的渠道满足，因此贬低他人和显示自己成了克服身份焦虑的两大手段。现在全世界的奢侈品都到中国来找销路，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中国人的身份焦虑：必须靠外在的东西让自己获得优越感。就如作者所说：“人们追求奢华，与其是出于贪欲，倒不如说是源于一种情感上挥之不去的心结。”
人是否可以摆脱身份的焦虑？是否可以不用贬低他人和显示自己来克服身份的焦虑？德波顿不是心理治疗家，但通过他开阔的视野，你会发现人类早已做出了种种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历代哲学家的探索，包括艺术家们通过创作（小说、绘画、悲剧、漫画）对势利进行的解构，包括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也包括宗教的作用和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如波希米亚）。
如果你想不被身份的焦虑所困，就会发现资源无所不在。当然，这需要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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