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来自农村或中小城市的打工者为数众多，他们年轻、浮躁，渴求财富，却易误入歧途。许多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80后”务工者，就面临着梦想难以实现的失落。
如果见不到这些诱惑 “他们以为北京满地是钱，机会多，可来了之后才知道找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
”谈到“80后”进城务工人员的犯罪问题，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莫非告诉记者。“如果不来北京，见不到这么多诱惑，也就不会犯罪了。”莫非对众多“80后”犯罪嫌疑人说的这句话，印象深刻。
1981年出生的朱文、1986年出生的王进和1987年出生的刘洋，分别来自内蒙古、贵州和河北，三人同为北京市曙光花园小区的保安。2005年，趁着小区业主熟睡或没有关门窗的机会，三人分别进入业主的家中进行盗窃。价值共计8万多元的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名牌手表、手机等物品，被他们拿到市场卖了钱。
1989年出生的杨立，是河北省邯郸市人。来到北京后，杨立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工作，老板承诺每月给他400元工资。不料，杨立在这儿上了两个月的班，老板却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他工钱，最终杨立只从公司支走了100元钱。2006年8月27日，杨立借在公司住宿的名义，将公司两台电脑和一部数码相机偷走，打算卖钱。“谁让他不给我发工资。”事后，杨立对莫非说。
1987年出生的李亮，是辽宁省凌源市人，在北京某电器店做销售员。2005年3月，李亮伙同与他同龄的张新和小他两岁的王泽，撬开了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出租房的门锁，盗窃了2万余元现金和一部数码相机。拿着这些偷来的东西，李亮几个人直接奔向北京的西单商业区，“我们觉得那个相机不好，就扔了，具体偷了多少钱我们也不太清楚，反正都买了衣服、鞋和手机，不到一个月全花完了。”归案后，李亮向警方供述。
他们和父辈截然不同 莫非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从2005年开始至2007年9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受理“80后”的犯罪人数为2064人，其中北京籍“80后”犯罪人数为305人，只占14.8%，非北京籍占到八成以上。在所有犯罪案件中，涉及盗窃的有768件，抢劫的有425件，故意伤害的有178件，盗窃、抢劫、故意伤害成为“80后”犯罪涉嫌罪名的前三位。“这些数据表明，现在大量的外来人员，尤其是外来年轻务工人员涌入北京，是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而且涉财类案件成为他们犯罪的高发点。”莫非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曾作过类似的调查：“80后”务工者目前已占当前外来务工人员的六成，其中71.4%的“80后”务工者出于“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在家乡没意思”、“享受现代生活”等原因出来打工，单为挣钱而来的只占18.2%。而34.9%的70年代打工者，76.2%的60年代打工者，超过50%的50年代打工者，都是为了挣钱而来。调查同时显示在职业流动率方面，“80后”务工者比例最高，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频繁更换的原因有工作太累、不喜欢或只想换个环境。而50年代的务工者的职业流动率仅为每人每年0.08次。
不堪辛苦，却有各种需求和渴望，使“80后”务工者频繁跳槽。但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同时又缺乏工作经验，他们在城市中很难找到脑力或技术型工作，只能从事一些收入较低却简单辛苦的工作，以饭店、浴池、歌厅服务员和普通保安、学徒为主。但“80后”务工者在家中多为独生子女，有些尽管生在农村，但父母也是偏爱有加，很少干农活，父辈身上脚踏实地、安贫乐道的生活习惯，在他们身上已难觅踪影。“当他们进入城市后，才发现梦想与现实的差距，这种落差加上本来就很浮躁的心理，会加重他们内心的不平衡，很容易使他们放弃勤劳致富的耐心，选择铤而走险。”莫非告诉记者。
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记者见到了21岁的张世。
2004年，张世初中毕业，从黑龙江大庆来到北京，干过餐厅的服务员，也在溜冰场工作过，张世的工作干干停停，收入远不能支付他每个月两三千元的花费，好在有改嫁在京的母亲，供他吃住和开销。打牌、喝酒和上网，这是张世的业余生活。而不久前伙同朋友一起参与抢劫，张世说是为了“好玩”。
“不知道这是犯罪吗？”
“当时没有多想，他们叫我就一起去了。”
“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会判多少年吗？”
“……”
“抢劫罪，像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判十年以上。”
“这么重？我真的不懂！”
社会转型的直接冲击 美国社会学家谢莉·路易丝曾在《犯罪与现代化》中指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对犯罪的影响十分显著。她在对世界各国200年来犯罪问题资料的分析中发现，不论是在19世纪英、法、德、俄等国的工业革命初期，还是20世纪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尽管各国由于各自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特点而有所不同，但却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犯罪率激增的现象。
“"80后"务工人员犯罪的增多，与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有直接关系。”莫非告诉记者，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城市，而同时，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水平有限，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超出了城市承受力，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挑战；又加之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观念与城市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以及“80后”一代特有的性格弱点，造成了这部分外来人员犯罪率居高不下。
采访中，张世告诉记者，服刑结束后他会回到黑龙江老家，学一门技术，踏踏实实工作。
“北京不适合我，我也不适合北京。”他若有所思地说。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作者:王佳) (来源：检察日报)
(责任编辑：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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