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贵州，在无锡打工，现年20岁的陈宏（化名）因其女友说了句“我不相信你们还敢打架、还敢杀人”，竟丧心病狂地持刀冲向与己无冤无仇正站在路边等人的王渊，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由于民工“第二代”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经济不富裕，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一些人染上社会上的许多不良习气，违法犯罪问题已日趋突出。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于城市，却总在边缘的民工“第二代”，由于权利贫困导致的生存困境，迫使他们在做人还是做魔的两难选择中，苦苦挣扎。
农民工“第二代”一般是指年龄在十几、二十岁左右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在城市长大。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不仅对城市生活较为向往，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而且“要生存更要尊严”，使他们喊出“和本地人享有同样户口”、“和正式职工同工同酬”、消除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城乡差别等新的权利诉求。但由于身份即是权利，他们不得不受到市场的挤压、竞争的倾轧。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排斥与歧视，使其很难以市民身份融入城市，而具有较为明显的“边缘心理”。
客观地看，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不单是从没有正式干过农活，甚至一生下来就远离了故乡故土，随父母在打工的城市间辗转漂泊。因而，中国农民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安分守己品性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身上很难找到。身份上也算不上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由于居留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根，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很容易边缘为社会游民。
正因为他们教育程度稍高，有理想抱负，有实现自我自尊的热切期待，现实的种种歧视和边缘化身份，结果只能使具有敏感心性的他们感到了莫名的屈辱和不平。受城市消费观念的影响，他们频繁出入娱乐场所，染上了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的不良习气，以至于入不敷出。看不上脏、苦、累的工作，却又不得不与世浮沉。由于教育的缺失，法纪观念淡薄，一旦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和诱惑时，极易产生过激举动，从而成为犯罪的危险群体。2007年4月17日，无锡新区刑侦部门就摧毁一伙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组成的抢劫犯罪团伙。浓厚的“乡党”意识和团伙意识，是农民工“第二代”问题青少年犯罪的重要促因。
民工“第二代”的边缘化，说到底源于权利贫困。正是受教育权利的缺失，他们从小就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连义务教育都未能完成，以至于就缺少打工就业的基本技术技能。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求职困难，使他们失去了平等就业的劳动和工作权利。即使就业了也没有平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最低工资标准就是他们的最高标准。为了微薄的收入而牺牲了休息的权利、健康的权利和学习充电以利于持续发展的权利，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未能享有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的若干公民权利。由于他们无根，也因为其中不少人不满18岁就走向了职场，也失去了参与选举和社会管理的政治权利。
这种权利的贫困，一方面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本身不公平造成的，制度设定了他们必然是“三等公民”。另一方面，则由于城市多年来对农民工存在偏见，在管理模式上习惯于“防范式”、“戒备式”，甚至一味排斥和歧视，并想方设法把他们赶走，使他们“很受伤”。一些人可能会更加趋于激进，诉求的简单化、暴力化和突发性将会更加突出，并形成“贫困－歧视－报复－贫困”的恶性循环，以至于成为社会和谐的危险因子。而充分重视城市第二代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就远远不是改革一部户藉法能够解决得了的，甚至只有先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第二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城市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应关注他们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诉求渠道，更重要的是要从教育、就业、法律服务和社会保障等诸方面，完善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政府和社会都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和帮助第二代农民工努力实现梦想，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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