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走上复兴之路 欲唤起中国人俄罗斯情结(图)

　　半个世纪的俄语情缘

　　【作者】盛世良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学俄语是我们那代人的不二选择。

1957年我开始学俄语，到现在正好50年了。50年前的上海大多数中学教的是俄语，我的母校也不例外。虽然我并没有为增进中苏友谊而苦学俄语的崇高觉悟，但当时的俄语教师，她那标准而柔美的语音，端庄而亲切的仪容，自然加深了自己对苏联和俄语的好印象。

　　大学时连俄汉词典都买不起

　　我考入上海外语学院正值1960年，当时有头脑的学生已经感到中苏关系蒙上阴影，不再报考俄语系，我却缺乏政治敏感。当时的中国，普遍贫穷。全班20个学生，仅一个同学买得起12元一册的刘泽荣编的俄汉大词典。碰到不认识的词，只好去麻烦那位同学，迫使我形成“过目不忘”的好记性。学校离家6公里，周末晚上回家，9分钱的电车是舍不得坐的，步行途中每过一盏路灯看一个本周学的新词，背到下盏路灯再看一个，到家时不仅生词全记住了，本周学的俄文诗也已烂熟于心。

　　暑期在校，白天勤工俭学，每天挣8毛钱聊补无米之炊，晚上忍着蚊子和臭虫的围追堵截看俄文书，眼睛酸了就唱俄语歌，《列宁山》《俄罗斯》《三套车》……可着劲吼，反正阅览室里就我一人。终于熬了个各科全优。

　　翻译“苏修恶毒反华”长文

　　1964年，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做俄译汉工作。那年，上外俄语系80多名毕业生，工作与俄语沾边的不到20人，终身没离开俄语的人不足十指之数。

　　参加工作后，又是“四清”，又是下乡，业务能力强弱倒无关紧要。不久“文革”开始，反修斗争战鼓擂。我们这帮俄文翻译常常半夜三更被叫到办公室：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航寄回的“苏修恶毒反华”长文，洋洋一两万言，当时没有复印机，只好一人一页，正反两面合2000余汉字，“无产阶级司令部”催着要，分秒必争，况且谁先译完谁就可以重返梦乡，第二天清早照样得“抓革命促生产”。久而久之，练出了每小时译1000汉字的“巡航时速”。

　　幸亏我是在新华社，要是在小地方，给你扣上顶“苏修特务”的帽子那是没商量。我在干校战天斗地那年，“林副统帅”已“嗝儿屁”了，学员被准许业余学外语。我用一年时间看完了2毛钱一堆买来的前苏联专家图书馆处理的俄文书。小说、剧本、名人传记、音乐专论……饥渴的肠胃狼吞虎咽。

　　在莫斯科的记者生涯

　　1978年，我首次到莫斯科分社当记者。当时中苏关系冷峻，国内学俄语的人越来越少，中国驻苏总共只有分社的4名记者，这八只眼睛是中国新闻界直面苏联的全部窗口。

　　几十种报刊、与“文革”相比丰富多彩的影视节目、街头无数的标语广告、严谨而罗嗦的商品说明书……我掉进了俄语的汪洋大海。这时我才明白，不论你在国内俄文翻译中的口碑优劣，对俄罗斯人来说，你的俄语水平无非都是差！我跟他们聊天磕磕巴巴，似乎压根就没学过俄语。于是，我在工作中抓紧一切机会学语言，不论到哪儿，随身带书报，随时找人聊，遇到不认识的词赶紧查，词典上没有的，求教俄罗斯人，做成卡片。

　　使馆门口的岗警、修电传机的塔斯社技师、排队买香肠的市民，都是我的俄语教员。好在苏联人“政治化”不严重，不因中苏交恶而把中国人看成仇敌。我常有机会到苏联人家做客，接连几小时用俄语交谈。这对提高语言水平和了解驻在国情况非常有帮助。

　　当时我们住在中国驻苏联使馆。使馆每周放一两部俄语原版故事片，需要自告奋勇者给不懂俄语的馆员同声传译。这可是口译的最高境界，难度极大，但也是千金难买的练口语良机。我就硬着头皮上，为了不出太大的洋相，在口译头几部故事片前，尽量先找来文学剧本看一遍。几年下来，就连事先不知道内容的片子，也不会令我口译时汗流浃背了。

　　俄语迎来又一个春天

　　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俄语似乎要春回大地。但是两年后，苏联解体，俄国抛弃社会主义，中俄关系似乎会进入低潮。然而，当时俄国经济凋敝，商品匮乏，很需要价格低廉质量尚可的中国货，大批俄国人来华采购、打工、旅游、访问，许多中国人到俄国做生意，俄语翻译又成了抢手货，我的许多同学由此焕发了俄语的第二青春。

　　1996年,我第三次赴俄常驻。与前两次相比，现在的记者既难当也好当：国内压的任务重了，每天有参加不完的新闻发布会，俄罗斯国内几十种报纸各有财团和政治背景，对同一件事的评价南辕北辙，俄语新增大量外来词，常常不知所云。但是，消息来源广了，采访限制少了，领导人活动透明度高，老百姓不怕接触外国人了。

　　在俄罗斯，我结识了不少俄罗斯知名学者和记者，至今仍保持往来。俄新社和外交与国防政策理事会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今年9月的瓦尔代政治学家论坛，同外国同行讨论宗教宽容、民主和人权等问题，并有幸与普京总统共进午餐，就俄罗斯治国方略和俄中关系前景当面向他讨教。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我终于能用俄语参加学术讨论了，至于俄语要讲得像普京总统那么漂亮，恐怕再有半世纪也不够。

　　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互派数千留学生，每年数百万旅游者来往，极大地拉近了普通人的距离。在莫斯科的高校、名胜和步行街，使用频率最高的外语除了英语就是汉语；在三亚的沙滩或北戴河的海鲜大排挡，讲得最多的外语是俄语。国内很容易买到俄语音像制品，中国开了好几个俄文网站，至于俄罗斯的俄文网站，更是数以千计，现在学俄语的条件太理想了。然而，学俄语的人却比五六十年代少了，其中熟练掌握俄语的高级人才更是凤毛麟角。相信2009年召开的“中国俄语年”，能带来俄语的又一春。

　　盛世良，国务院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新华社助莫斯科分社分社长兼首席记者。

　　“我听中国的俄语广播长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嘉麟发自北京 “会说俄语的中国人很亲切。”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古巴列娃，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地讲述她的中国情结，从小学到大学，从少年到青年，一直讲到现在，今年56岁的柳德米拉·古巴列娃完全沉浸在了她的中国情结当中。

　　中国播音员的俄语发音很纯正

　　古巴列娃小学时代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她和外公住在一起，“外公每天晚上都有听收音机的习惯。起初我并没太注意，但后来发现，原来收音机里传来的竟然是关于遥远中国的新闻和节目，而且完全是用俄语播送的。”古巴列娃说，这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此后自己便成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小听众。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蜜月期，全国正掀起全民学俄语的高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俄播音的工作人员都是优中选优，其中一些播音员曾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苏联政府建立的安置各国革命者子女和烈士后代的学校）的学员，还有一些则是中苏跨国婚姻家庭的孩子。古巴列娃回忆说，播音员的俄语发音纯正、语调优美，节目主要介绍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收听中国俄语广播培养了自己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当时，很向往来中国看一看。”

　　小时候的这段广播情结，决定了古巴列娃的人生方向。小学10年级毕业后，她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开始专门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那时，她所学的科目包括汉语教学、汉语翻译、中国历史等。大学毕业后，她一边教授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一边继续从事有关中国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年代，古巴列娃依然保持着对中国的特殊情感。

　　学生们工作都和俄语有关

　　尽管她的工作都与中国有关，但在上世纪90年代前，她都一直没有来过中国，这一点让她稍感遗憾。“第一次来中国是受邀请参加交流活动，在中国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在北京学习外，就是走访中国城市。”古巴列娃兴奋地说，中国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觉非常好。

　　来过中国后，对中国的向往更加强烈。2000年，古巴列娃成为燕山大学俄语系的一名外籍教师。显然，当时的俄语教学，已远不能跟上世纪50年代的热闹情景相提并论了。不过，古巴列娃对中国学生印象深刻，并与很多中国学生结下了友谊。“他们学习劲头足，上课时坐得笔直，”古巴列娃津津乐道于当时自己对中国学生的印象，“不过他们还是有些腼腆，可能是爱面子，开始都不太敢大声说俄语，但相互熟悉起来后，就好多了。”

　　古巴列娃高兴地说：“不少学生至今还跟我保持联系。他们现在全部都从事和俄语有关的工作：有的做生意，有的当导游，有的搞研究，甚至还有一位开了家俄式餐馆！”

　　俄语版的《老鼠爱大米》

　　在燕山大学工作两年后，古巴列娃离开了秦皇岛，来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广播部工作。让她兴奋不已的是，她有幸结识了小时候“广播里那熟悉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俄语广播的老前辈。“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常常会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苏俄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个时代的往事。”

　　随着中俄两国民间交流的日益密切，特别是两国在2006年和2007年互办“国家年”活动后，古巴列娃明显感觉到，无论是在中国工作还是生活，说俄语的人越来越多，说俄语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东北和北戴河，经常能见到俄罗斯游客，而当地的中国人，不仅是导游和商贩，不少都会热情地用俄语说‘好’、‘同志’、‘友谊’等词，还会唱许多苏俄歌曲。”古巴列娃高兴地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年轻人对俄罗斯的兴趣越来越大，并且她还在互联网上惊奇地发现，像《老鼠爱大米》等流行歌曲，以及《卖拐》等幽默小品，居然都有了俄文版。

　　柳德米拉·古巴列娃，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现任新华社俄罗斯语言专家，曾在燕山大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职。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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