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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返城的大潮令原本就狭窄的就业空间更形逼仄，允许人们自谋职业以疏解就业压力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个私经营的大门就此打开。当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的开办者，就属于第一批跨过门槛的人 本刊记者/言咏(文) 刘震(摄影)
北京王府井附近有一条翠花胡同。
从胡同的东口进去，走约莫五六百米，向右手一拐，就看到二层楼高处挂着一块红色的招牌——“悦宾饭馆”。
饭店的门脸不大，上面挂着一块小牌子，写着“中国个体第一家”。
推开门，店堂是一个约莫20多平米的里外套间，摆着十来张式样最简单的桌椅。记者到访时正是中午吃饭的钟点，生意颇不冷清。
“当年刚开张的时候，在这个饭店吃饭可是要排队，要等桌。”饭店的创始人，73岁的郭培基说。
这家开张于1980年的小店，是北京第一家私营饭馆。在那个年代，它的开张就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一颗巨石，泛起不小的波澜。
酒香不怕巷子深。27年之后，满街饭馆林立，但这家不起眼的小门脸，依然有着许多慕名而来的食客。22岁的孙子郭诚在店堂里忙碌着待客，一位戴眼镜的老太太边点菜边问：“你们这是第一家个体饭馆吧？你是他们家的孙子吗？”
新闻“催生”出来的私营饭馆 开饭馆的主意是郭培基的老伴刘桂仙提出的。
那大约是1980年的夏天。郭培基在北京内燃机厂当炊事员，每月工资六七十元。家里四子一女，老大是知青，在外地；老四和老五都待业在家。“当时确实是想解决孩子就业的问题”，郭培基说，“那时找工作比较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逐批返城，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约有1400多万知青回到城市。这股返城的大潮，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待业青年”就是诞生于那时的一个新词汇，比“失业”好听——时任北京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形容当时的情形是“根本没有就业渠道，只有号召待业者自立”。
允许人们自谋职业成了疏通就业压力的现实通道。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做报告：“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工商局曾免费办服装班，找服装厂的师傅教待业青年做衣服，学成之后工商局发给他们执照，让他们自己开店裁衣。
刘桂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东城区工商局提出了开饭店的申请。
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和他的同事起初也很犯难。当时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其他行业没有相关政策。另外，开饭店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粮油关系如何解决？国营饭店有粮油指标，如果没有相关政策，谁给私营饭店粮油指标呢？在那个一切凭票供应的时代，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寸步难行。
刘桂仙一次次去工商局询问，都没有结果，但他们想开饭馆的消息却不胫而走，由此引来不少记者。对于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事，郭培基一直推挡着不肯接受采访，直到有一天来了个大胖子记者。
近三十年之后，郭培基还记得这个人叫吴肇祥。“他说他是炊事员，我们聊聊天吧。我就给他沏壶茶，点根烟，按北京人的话来说，侃起大山来了，我开始说想开饭馆的事。”
结果第二天，郭培基的话就变成了新闻稿被广播了出来。大意是，这家人想开饭馆，有店面，也有厨艺，但买不着粮油。文章直指了粮油关系这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据郭培基回忆，文章播出后大约三四天，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就去了他家，送去一个粮本。虽然用这个粮本只能买到机米、黑面和高价油，但已经是雪中送炭了。
粮油问题最终能解决，除了媒体效应，背后还有东城区工商局在帮助疏通关系。靳云平回忆当时是一位叫老索的老干部负责跑东城区粮食局，跑了很多次，反复说明只试这一户，“你们看着批一点米面油，不以此为政策，不以此为规矩”，粮食局最后才批了条子。
“我们当时确实想树一个典型。内部研究了好久，还去了刘桂仙家家访，觉得这个人行，是真想干。别人问一问没消息就回去了，她很执着。”靳云平说。
最后给悦宾饭馆的营业执照就是靳云平签发的。那时候还没正规的营业执照，工商局自己印了份东西，靳云平签了个字就算是“执照”了。
得到许可之后，郭培基和刘桂仙做起了开业的准备。他们腾出一间房子当店堂，一家七口挤在剩下的一间屋子里。
刘桂仙还去王府井灯市口的一家银行贷了500元款。那时给个人贷款也是新鲜事，东城区工商局的老索给做的保人，利息只有三四厘。
另一件事是买冰箱。卫生部门要求很严，没有冰箱不让开业。郭培基的小儿子拿了500块钱去买，但那时一台冰箱得要1000多元。后来商店的经理找了台外表有点瑕疵的冰箱，大笔一挥，划了个叉，当处理品400元就卖给了他们。
1980年9月30日，悦宾饭馆正式开业。
那天郭培基本来只打算笼下火试炉灶的，把火笼好后他就上班去了。到了中午这火一直没灭，刘桂仙觉得，那不如炒几个菜试一下，让街坊邻居先尝尝。她用仅剩的36块钱，买了4只鸭子，因为她最擅长做鸭子，能用鸭子做出七八种不同的菜。
没想到消息又一次不胫而走，等郭培基下班推着自行车一进胡同，就觉得气氛不对，自己家门口的人比前门大栅栏的还多，三三两两，聊天的，抱着孩子观望的，推着自行车路过看热闹的。进屋一看，人更是多，满屋子坐着发肤颜色各异的各国记者，其中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三个记者没吃上开张的第一顿饭不肯走。郭培基想擀面条给他们吃，结果家里的面不够，最后只好向邻居借了点，做了几碗打卤面，才对付了过去。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在采访郭培基时向他夸口说：“我在三天之内让整个地球都知道你开饭馆。”龙布乐后来在他的报道里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当时思想还是左得厉害” 靳云平坦言，给悦宾饭馆发执照签字的时候没有压力，压力是在开业后才有的，生怕出任何一点纰漏，因为没想到那么红火，影响那么大。来吃饭的人多，来采访的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更多。
开张之后，靳云平收到了针对悦宾饭馆的厚厚一叠反对资料，争议主要集中在“合不合法”上，因为执照是依据“政策规定”发的。郭培基的前一个单位，还暗地里把这两口子调查了个底掉，后来没发现什么问题才作罢。
其实在悦宾开张之前，上海就已经有人尝试过自己开饭馆，同样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1980年7月12日，上海待业青年陈贵根在华山路上开了一家叫“味美馆”的饭店，这是上海的第一家私营饭店。饭店开业后，舆论就开始议论：私人开店、营业是否合法？如果这些人先富裕起来，能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陈贵根的弟弟陈云根是一家饭店的厨师，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私营饭店工作是否允许？
据当年《文汇报》报道，上海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两次召开有市劳动局、工商局、税务局、房管局、粮食局等部门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味美馆”开办过程中所暴露的矛盾。
1980年9月25日，上海杨浦区一待业青年开了家个体点心摊“长短亭”。这位对发展个体经济政策是否稳定存有疑虑的青年，取这个店名的意思就是“政策稳定其寿命便长，政策变化其寿命就短”。“长短亭”开张后，从早上四点半开始，一直营业到深夜十一点，分四市经营，生意很好。但四个月后却由于店主月收入过高，富得太快而受到非议，被迫停业，直到1981年才恢复经营。
“当时的思想还是左得厉害”，靳云平说。他讲了给悦宾饭馆批照时的一个小插曲：饭馆申请时不是这个名字，而是叫翠花饭店。东城区工商局一位老同志提醒说“翠花”这名字不好，听着像窑子，这才改成“悦宾”。
1981年调到北京市工商局个体经济处任处长的靳云平还处理过这样一个纠纷。那时朝阳门外一个待业青年摆了个炸油饼的摊子，他旁边就是一家国营油饼店。个体摊位现炸现卖，生意很好，而国营店则非常冷清。于是国营店告到工商局，要求撤销个体户的执照。这个现在听起来无礼而可笑的要求，当年提出来却很理直气壮。
总体上来说，在那个年代的就业观念里，做个体户还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在1400多万回城知青中，能像郭培基夫妇这样单枪匹马做个体户的并不多。即便是自谋职业，也要戴一个“红帽子”，挂靠在街道或者集体的名下。
1980年《社会科学》上一篇题为《论个体经济》的文章总结道：“由于个体经营者阶层代表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注册私营企业的年轻人相当少，通常不到总数的5%。例如上海，1980年注册个体经营的人员中，有80%的经营者年龄超过了50岁”。
因此，郭培基一家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郭培基的小儿子原本有个挺要好的同学，但家里开了饭馆后，那个同学再也不来串门了，郭家的孩子去人家那里也不被搭理。郭培基自己上班走在胡同里时，后面也时不时有三两人指着念叨，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就前面走的这人，他们家开饭馆了，这个人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郭培基不敢回头，只好加快脚步往前走。另外，由于做生意总难免扰民，经常有街坊邻居去街道告状。
在这样的情形下，郭培基有些动摇，甚至有了关张不干的念头。后来，饭馆来了两位贵客。1981年春节，大年初一，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陈慕华去悦宾饭馆拜年。“我春节也拜年，是我给叔叔大爷，给爸妈拜年，是街坊相互拜年。这副总理给我拜年，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受宠若惊啊。”郭培基说。
这坚定了郭培基把饭馆开下去的决心。后来，他们还在离悦宾不远的地方开了家新饭馆，叫“悦仙饭馆”。
不可逆转的潮流 “个体私营企业不是党想出来的，是就业压力逼的，盒子一打开就收不回去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
自谋职业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在文革中几乎被一扫而光的个体工商户，又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的个体户约有13万，到1979年底，发展到31万人。而1980年全国就业工作会议后，全国城镇持证个体工商户达70多万人。
个体工商户在解决自家生计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由于就业难所造成的压力，并且繁荣了社会经济。南斯拉夫通讯社1981年8月的一篇报道里就预言，“由于就业政策发生新变化，可以预料，中国人就业的数字(现在是1亿)将会越来越迅速地增加。”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个体工商户粮油关系问题在政策上得到彻底解决也是在这个月。工商总局、商业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部门联合发了一份《关于对城镇个体工商户货源供应等问题的通知》，要求积极供应个体工商户所需要的货源，并和国营、集体单位享受同样的批发价格。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这是一个为个体经济正名的文件，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悦宾饭馆在开业之初只有刘桂仙带着两个孩子干，后来大儿子从外地上山下乡回来，也到了饭馆帮忙。他们不敢雇帮手，因为那时人们思想保守，觉得雇人就会有剥削，就是资产阶级。
对个体工商户“雇帮手”的摸索是从“招学徒”开始的。北京钱粮胡同52号一位叫张素珍的女士，在家里办起了私营西装缝纫店。据美联社1980年8月的报道，张素珍招了两个学徒，是政府分派给她的。北京当时正在进行招收学徒的实验，以便为待业知识青年提供培训机会。张素珍每月分别付给两个学徒24元，而其营业收入和没有学徒时相比，从150元翻番到了300元。
到了1983年，国务院颁布《城镇非农业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
悦宾饭店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雇人帮忙，原先人手不够时只能做晚上一餐，这时有了余力做中午和晚上两餐。
郭培基回忆说，胡同里开的饭馆慢慢多了起来，他也不再觉得有被视为“另类”的压力。
而截至1986年，全国个体户人数已经达到1800多万，超过了知青返城的数字。随着个体工商从业者人数的增多，社会上曾经存在的“吃饭难”“吃早餐难”“做衣难”“修理难”的紧张局面也得到了缓解。
悦宾饭馆开张之后，美国大使馆的人慕名而来。他们找郭培基商量，想在这里包桌，每人十块钱的标准。对使馆的人来说，这是合适的，如果上北京饭店吃肯定贵多了，而当时北京的普通饭馆少，吃饭是一大难题。
因此，美国大使馆不仅自己包桌，还给悦宾饭馆做宣传。他们画了很多地图，标明从使馆区到悦宾饭店的路线，然后分发给其他使馆。
在郭培基看来这是绝对赚钱的买卖，因为当时砂锅白菜豆腐只卖一毛九，炒肉丝只有五毛六，油焖大虾才卖两块四。十块钱的标准绰绰有余。
郭培基已经记不太清当年的利润了。但他表示，按每天两百元的包桌算，一个月的毛收入大概有好几千元。他记得当时和吴肇祥说过，“一天做两桌菜，飞鸽牌自行车能赚一辆”。
那时飞鸽牌自行车大约150元一辆。郭培基说，那个时代为了买飞鸽自行车，同事十几个人会组成“自行车会”，这个月发了工资，每人拿出十块，集中起来让一个人买辆自行车，然后再轮着来。
郭培基和刘桂仙现在拥有悦宾和悦仙两家饭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起经营，孙子郭诚大学毕业后也被奶奶叫到饭馆学厨帮忙。郭家另外两个儿子分别经营着一家木器厂和古玩店。
让郭培基感到满足的是，每个孩子都在北京买了房子。他和老伴在昌平小汤山花几十万盖了一所四合院。家里现在有三部车。郭培基现在每天都会来饭店走一趟，刘桂仙身体不好，但每隔一天也要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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