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支教开辟大学生成才新路

　　本报记者 周凯

　　12月4日，第22个国际志愿者日的前一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张阳又一次佩戴上了志愿者徽章——她刚刚入选复旦大学第十届研究生支教团，明年8月将前往两年前曾经支教过的宁夏西吉，开始第二次支教生活。

　　1998年11月，团中央启动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志愿服务项目，每年通过自愿报名、公开选拔、统一管理的方式，从全国部分重点高校挑选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组成研究生支教团，赴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从事为期1年的支教工作，期满后返校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复旦大学积极响应并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至今，已先后派出9批94名同学赴宁夏西吉、贵州乌江等地的中学开展支教服务，是全国派遣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目前，最新一批20名队员经过选拔产生，即将接过支教的接力棒，张阳正是其中的一员。

　　10年间，复旦大学的青年支教工作创造了多项“第一”：修建了全国第一所“乡村宽带网络学校”；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所由支教队员捐建的希望小学；2002年,全国第一本以西部志愿者为题材的书籍《黄土地青春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全国第一部以西部志愿者事迹、经历为题材的话剧《托起明天的太阳》进京汇报演出；走出了全国第一位支教留学生——马来西亚人蔡沅鋹……

　　支教的接力棒传了10年，复旦大学的支教队伍一直富有朝气和活力——在他们中间，党员占到三分之二，他们的平均成绩都达到了学校直升研究生标准；所有的人都有着丰富的志愿实践经历，而且许多人在学校里担任学生干部。

　　如果选择去外企、出国、直升研究生，他们将得到很好的职位，拿到很高的工资，或获得一份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在大城市里过着惬意而浪漫的生活。然而，他们拒绝了。支教队员侯宇静很朴实地说：“读研不是我的目的，赚钱不是我的理想，我就是想做一点儿事。”

　　现任职于太平洋金融保险公司的崔倩，是第一届支教团队员，1999年8月至2000年7月任教于宁夏西吉白崖中学。尽管西吉曾被联合国称之为“最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崔倩的第一印象竟然是“挺美的”。其实，崔倩回避了很多生活中的艰苦和不便，“物质上确实是苦的，但我很高兴回忆起这段经历，觉得挺快乐的，那是一种由自发的幸福而产生的满足，我很享受那个过程。”

　　第八届支教团队员王凡平，今年7月刚刚结束在西吉三合中学的支教生活，目前已回到复旦继续读书。其实，他在去年支教活动报名的时候，已经找到一份月薪8000元的工作。但他依然选择了去西部支教。

　　王凡平出生在山东省的一个小县城，小时候被“发配”到农村的爷爷奶奶家里，后来回县城读书，又考上复旦大学，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学习。大学临毕业前，23岁的王凡平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比较完整的，但就是缺少了在贫困地区的锻炼，“对公司来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而对西部来说，我能够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回来之后再去工作还来得及，但如果到了30岁再去锻炼就太晚了。”

　　支教生活并非一帆风顺。王凡平刚去三合中学时带高二年级的英语。没过多久便有一次考试，班级学生的平均分竟然只有25分。王凡平用“相当崩溃”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当时西吉下了一场大雪。他一个人在屋后默默地劈柴，劈了很多柴，“现在第九届支教团的队员还在用呢”。

　　支教经历让王凡平感觉到自己变得成熟了，“西部是一所更大的学校、更大的课堂，可以让我有时间、有精力去看一看，想一想，静下心来读一些书，让我对自己人生的定位更明确。支教一年，受益终身。”

　　第一次的支教经历，让张阳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她认识到，“要给孩子一碗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所以先得把自己的那桶水装满”。当时，有一名学生在高考落榜后想复读。可是家里没钱，他就自己到县城运沙打工，攒钱复读。这让张阳感到震撼：“与其说我们在做老师，不如说我们在做学生。”

　　对于张阳二度选择支教，家长和朋友们都感到不解：为什么要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上面？张阳的回答是：要把最宝贵的时间花在自己最在乎的事情上面，“支教期间，我每天早上挑水的时候，就意识到一种责任——给我的学生上好课，给我的队友们做好饭。我用一年的时间做了自己终身难忘的事情。”

　　实际上，支教队员们都很清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也不可能对西部带来巨大的改变。但他们更清楚，如果不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而如果去做，终归能改变一点。而我们不断地接力下去，就能改变更多。王凡平说：“现在西吉的校园在发生改变，学生也在改变，以前学生看DV、DC都不敢抬头，现在却可以面对镜头很流利地讲话。”

　　事实上，通过支教队员的不懈接力，西吉的教育的确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改变：西吉县三合中学在2002年实现了高考升学“零的突破”，2005年高考大专上线人数超过70％，并在此后几年中一直维持在70％的水平。在西吉县将台中学、王民中学，每年都有超过10名初三考生考进银川、石嘴山和固原等地的自治区重点高中。多媒体授课、原版材料教英语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也被支教队员引入山区孩子的课堂。

　　支教队员为此感到欣慰，因为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同时，他们的心中也充满了感激，因为西部教育了他们，让他们变得成熟，促使他们成长。这种经历让他们受益终身。10年来，复旦大学将优秀的西部志愿者作为党政管理干部后备力量进一步培养，先后已有16人成为校党委委员、校团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分团委书记、系党总支委员、学生辅导员、青年骨干教师等。

　　12月4日，复旦大学举行了“西望·十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论坛”，纪念该校开展青年志愿者西部支教十周年。复旦10年来的所有新老支教队员相聚一堂，畅谈志愿者经历对自己的人生和对校园价值观的影响。在这支百余人的支教团队中，98％的学生是独生子女，72％的学生是出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青岛这样的大城市里，67％的学生来自东部地区。

　　与会专家学者据此认为，通过多年的支教接力，一条新的城市青年成才路径已经成形——那就是从城市到西部、到农村、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去体悟和实践，磨砺自己的才干和品质。

　　有学者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已实施了30年，当代青年人的成长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提供了优良的软硬件环境，孕育了当代青年的现代品格，但同时“一个人在城市”的成长环境也对青年人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西部支教的经历，能让人才更全面地发展，为治愈大学生的“城市病”和“独生子女症”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表示，支教队员通过支教变得更平和了，对人生的认知更深刻了。这在平静的大学校园里是不可能得到的。通过支教，青年们对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刻，对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加明确和清晰。青年志气、人生理想就是从大山里的三尺讲台上做起。应该让志愿者精神成为校园的一种时尚，让大学生们在奉献社会的同时向社会学习，进而完善自己。

　　本报上海12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