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手机读报
（一）尧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
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真相。
例如已有不少报道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限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陶寺发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其中有结构复杂的建筑基础，有规模颇大的贵族墓葬，出土了玉器、铜器及陶制的礼乐器等，还出现了文字。最近发掘的一处特殊建筑基址，有学者推测与“观象授时”可能有关，而后者正是《尧典》的一项内容。大家知道，陶寺的地理位置同文献中“尧都平阳”正好接近。由此看来，认为传说中尧、舜时代文明已初步建立，是妥当的。
（二）陶寺时代最早的中国 苏秉琦（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级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晋南一带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直根系。“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中国文明起源》，（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三）融不同文化因素于一体的陶寺文化 高炜、张岱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考古所山西工作队队长、副队长）：
在陶寺文化形成过程中受到来自四方的影响，又以东方、东南方和东北方的影响为强烈。源于不同系的文化因素，在陶寺融为一体，创造出统一、和谐、恢弘博大、异彩纷呈的文化面貌。
公元前2500年前后已形成黄河、长江流域及周围地区文化系统辐射中原之势。陶寺遗存中包含的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从东海之滨到甘青高原广大地域的文化因素，成为集多元于一统最初华夏文明的一个缩影，标志着中原最终铸就在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
（四）陶寺观象台：国家权利的物化形成 赵瑞民（山大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专业主任）：
观象遗迹的发现和论证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国传说时代的政权，其核心权力就是观察天象，制造历法，授民以时。这一时期，正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文明进程相当。由古史传说来印证，观象遗迹可以说是国家权力的物化形成。
（五）超乎诸巨石阵的科学价值 江晓原（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科学史系教授）：
陶寺城址的发现，不仅改变了以往中国从未发现这类遗迹的历史，而且在遗迹中，竟发现了一个有明确标识的观测点。有了它，遗址就具有了超乎诸巨石阵遗址的科学价值，有了独特的优越点。这种进一步的天文学观测，还将因陶寺城址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陶寺城址和史籍中“尧都平阳”的记载正相吻合，城址巨大的面积和格局也在提示人们，也许这真的就是帝尧当年的都城。
（六）天文观测与祭祀合为一体 李东生（北京古观象台常务副台长、副研究员）：
通过实地考察，我认为这个遗迹作为观象台在定性上没有疑问。尤其是先通过计算观测缝推算出观测点，之后发现了计算观测点之下的夯土观测点遗迹，众人信服。我认同古代观象台不只用于天文观测，而是与祭祀合为一体，这在遗迹中也有所表现。
（七）弥足珍贵的观测遗址 王玉民（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
我认为这个遗迹可以初步确定是古人进行天文观测的遗址，意义十分重大。目前我国古代天文观测遗址保存下来的很少，弥足珍贵，因此对它一定要保护好，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进行复原建成天文遗址博物馆。
（八）龙盘：王者之器 李元庆（山西省社科院原哲学研究所所长）：
大型墓中发现的礼器乐器兵器以及彩绘陶器等类有特殊意义的随葬品，是说明王权和国家已形成的最有力的证据。
作为图腾族徽的蟠龙纹图案，是陶寺已出现王权和国家的标志或实物象征。苏秉琦说：“陶寺大墓所出彩陶龙纹陶盘、鼓等颇带"王气"，也就是这些器物属于"王者"之器，显示出"王者"的气象；而且蟠龙图案被赋予了更高度抽象性意义，是作为象征王权族徽出现的王者之器。由此，龙即成为数千年以来中国历代帝王的象征物，他们莫不自诩龙的化身而称"真龙天子"，亿万华夏民族也由此而号称"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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