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腾讯转载《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卖官自肥一事。文后列出了安徽北部近年来18个落马的县委书记名单。跟帖如潮，其中一些人就说：“中国的官真不好当！”
不由得想到香港的官的难当。
几年前，大名鼎鼎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为“避税买车”而被迫辞职。今年，又有两大高官先后离职，先是廉政公署专员的前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女士，因被“独立调查委员会”认定干预学术自由提前退休，接着是广播处长朱培庆因为“艳女夜游失措”而下马。香港的官，那才叫真的难当！
关于香港官（公务员）难当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光斌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发在国际先驱导报，题目叫《公务员须谨言慎行，在香港当官为何这么难?》。看后印象特别深刻。今天又去百度出来，复习了一遍。斗胆借杨教授的几个观点，由香港官员难当，来反证一下大陆官员其实很好当。
首先，“香港公务员必须谨言慎行。”前面提到的几个人的下马或者提前离职，其言行并不违法，但是根据香港“公务员品行总则”，公务员不得有任何令人怀疑公务员队伍是否公正，或令政府声誉受损的活动或行为，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品行”、“公正”、“政府声誉”，是上述事件的关键词，也是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些道德标准，决定着香港的公务员必须谨言慎行。反观我们的某些官员，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出游，有的因公出国却到拉斯维加斯为美国人作贡献，都没什么关系。甚至像安徽省北部近年18个县委书记落马，其中大多因买官卖官，结果除了书记大人成为阶下囚，其他人却竟然大多能够相安无事，买来的官照当。你说这个官，好不好好当？
其次，香港官员“违法将使退休待遇归零”。在香港，最重要的约束机构当数廉政公署。过去，廉政公署只对总督负责，今天只对特首负责。廉政公署管的主要是公务员、甚至是社会力量如公司的违法行为，公务员一旦被廉政公署侦察而认定有违法行为，公务员退休以后的优厚待遇就归零。冲着退休后的优厚待遇，公务员一般都很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反观我们的一些违纪官员，犯了事以后，有警告记过记大过撤职降职，甚至判刑后只要有个缓期执行，至少公务员这个铁饭碗还是保留的，退休后一样衣食无忧。违法犯罪的成本是如此之小，难怪不少人都大胆的往前冲了！这个官，好不好当？
第三，在香港有“三道机制管束官员言行”。第一是自我约束，也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事务局依据“公务员品行总则”进行审查，对号入座，如果言行有违公正并有损于政府声誉，对公务员做出纪律惩戒。第二个机制，则是由特首指定法官负责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成员均是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如果“独立调查委员会”认定某人的言行不当，舆论的压力就迫使他很难继续做下去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约束机制是新闻媒体。我们知道，香港媒体的名声并不好，记者被称为“狗仔队”。当名人和公务员的言行有问题时，他们可就派上了用场，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压得“问题官员”喘不过气来，最后只有辞职一条路。这一点，我们的媒体现在作用是越来越大了，但相比于其他案件牵出来，被知情人举报出来的，还不算多。总的看，揭短的监督的新闻还是少了些，所以我们的官也确实好当。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学学香港，让体制内的权力约束机制和体制外的舆论监督机制，共同构建成“规矩矩阵”，去管束当官的言行，守护一个社会缺一不可的法律防线和道德底线。如果我们的官员真的感到官越来越难当，那么百姓就肯定会越来越满意。
说到底，让官员们随时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最好的保护！西方有句俗语：“胆小的人纯洁。”在廉洁自律方面，就是要设法让官员们的胆子小一些。（秦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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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强国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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