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韡薇
《森林之歌》自然篇播出那天，总导演陈晓卿不停接到各种问候短信，睡觉之前的统计是701条。
这部被冠以“中国首部商业自然类纪录片”之名的《森林之歌》，开播前没做任何官方宣传，甚至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部片子的期待，是随着陈晓卿和同事、朋友们的博客传播而高涨起来的。
一些早已宣布不看电视的人，熬到晚间10时40分,把电视调到中央一套，以挑剔的眼光，收看这部号称中国“自然类记录片的突围之作”。在他们想来，“挑毛病”应该很容易，毕竟大家的眼光和胃口，早已被美国Discovery、英国BBC自然历史部，以及法国人拍摄的《迁徙的鸟》、《帝企鹅日记》吊得高高的。
4年前，财政部、国家林业局、中央电视台合作，由财政拨款1000万元，拍摄一部反映我国林业工作的纪录片。对于中国的纪录片而言，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巨大投入。
“我们最后接到的主题很简单：展现中国森林之美。”身为央视《见证·影像志》制片人的陈晓卿说。
中国是一个森林资源短缺的国家，官方统计的森林覆盖率为18.2％，而俄罗斯是50％，美国是44％，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达到了33％。
550分钟的纪录片，花了摄制组长达4年的时间。11集的《森林之歌》，除前3集总论外，其余8集各指向一片有地域特色、气候带特征的森林类型：秦岭自然保护区、长白山红松针叶林、新疆胡杨林、藏东南高山林地、海南热带雨林、云贵高原山地森林、武夷山竹林、海上红树林。这些地方大致反映出中国原始森林的版图构成。
审片会上，精美的画面引起人们经久的鼓掌。有领导追问：所有的素材都是你们拍的吗？
节目播出后，好评频频，网上评价：“的确不错！赞一个！”、“真漂亮！不比老外的差”、“从这部片子中第一次体会到那种来自心灵的震撼，唯一遗憾的就是这样一部好片子，为什么放在那么晚播呢？什么时候出DVD啊？”网友“和菜头”还友情聚合了一堆链接。陈晓卿给他打电话，让他找找批评的，“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的片子，很多做法很傻，也吃了不少亏。特别希望有人从节目制作和科普两方面给我们更多建设性的意见。”他把搜集到的意见全都公布在自己的博客上——有给字幕挑出错别字的，有嫌解说词写得太拟人不像纪录片的，有的指出了鼯鼠属科的错误，最严重的，是说有一段解说词说的是森林下面分布着棕榈科植物，镜头里先后出现了3种植物的特写，除了第一种植物是棕榈科植物外，后面两种属于蕨类植物。
目前，已有12个国家购买了《森林之歌》的海外版权。此前，这类片子，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更多从国外购买，包括大家熟知的《动物世界》等。
找不着动物 最早的自然纪录片拍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产业化制作自然类纪录片则始于英国BBC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专门制作自然和野生动物节目的部门——自然历史部。这个部门在BBC里被称为“蓝筹部”，他们总能拿到大笔的预算，节目也常常能在世界各地卖出好价钱。《森林之歌》编导朱乐贤心里有个存了很久的疑问：为什么BBC常在非洲、澳洲大有作为，却很少拍摄英国本土的题材？
在拍摄《森林之歌》中，朱乐贤找到了答案：动物太少了，太难拍了。除了在盛产金丝猴、大熊猫和朱鹮的秦岭保护区，其他的森林拍摄组都遇到了找动物难的问题。2005年8月，长白山摄制组第一次进山拍摄，两个月里除了拍到动物园里的老虎，就只拍到一点松鼠的画面，陈晓卿一怒之下，把素材带都摔到地上。可编导李文举也有苦衷：整个长白山地区，动物学家观察到的熊，只能以个位数计。为了能在冬天拍到觅食的野猪，摄制组委托当地人，从秋天开始在固定地点投食吸引野猪。因此，制片人收到这样的“发票”——玉米1000斤。
拍摄长臂猿，是编导李文举在海南几个月里最难忘的事。追踪长臂猿，唯一的途径就是听它们在黎明前啼啸，然后循声去追。扛着三脚架、摄像机，还有监视器、超重的长焦镜头，上山下山，翻了几道山梁后，猿声却没了。此时，大家浑身黄泥，大眼瞪小眼，累得像一摊泥。最后只好改变策略，在猿群爱吃的果树附近架起伪装，留下摄影师王路一人等待猿群。
天还没亮，王路调试机器时，从寻像器里看到一个黑影一闪而过，焦点刚一调实，发现是一只长臂猿站在树枝上。王路的手指还没有触摸到他最熟悉的开机键，那长臂猿双手抓住树枝，只一荡，不见了踪影。一会儿，对面的山坡上响起了密集的猿啸。监测员趴在一棵大树的后面，连声说：“完了完了。”原来，猿群在遇到突发紧急状况时，就会发出这种合唱式的啸叫。接下来的几天里，暴雨一会儿一场，猿却没有出现。李文举说：“小学时候，老师就说守株待兔是件不靠谱儿的事情。现实告诉我们，长臂猿不认台里的拍摄公函。”
片子筹备阶段，陈晓卿请来老外专家：迈克·史达明（MichelStedman）和彼得·海顿（PeterHyton），他们来自南半球最大的自然类纪录片制作公司——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正式开拍前，又请来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资深摄影师尼尔·耐汀（NeilRetting）和罗伯特·普尔（RorbertPoole），专讲野外经验，讲遇到动物怎么保护自己。可编导们后来发现，老外讲的那些都用不上：中国的动物见人撒腿就跑，根本就没发生“遭遇战”。
《森林之歌》开拍前有两年时间，《大漠胡杨》一集的编导李晓冬、孟晓程夫妇一直在南疆一处绿洲观察当地最漂亮的一窝鸟——鹗，当地人也叫鱼鹰，据说就是《诗经》“关关雎鸠”中的雎鸠。就在开拍的这个春天，载着游客的小火车从鹗这一家子的门前轰隆隆驶过，从此鹗去巢空。夫妇俩动员了林业局的护林员和放羊的老乡，找遍绿洲，再也没有见到它们的踪影，只找到几窝黑鹳。
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摄影总监尼尔曾经告诫，接近鸟类要有耐心，要用很长时间去搭设拍摄用的掩体。按照他的经验：每天只添加一根木头，不能让鸟看出周围环境有变化。可《森林之歌》剧组没有那么多时间。老外曾帮着算过账，1000万元的经费，除去前期和后期的费用，扣除租赁设备的钱，只够8个摄制组100个工作日之用。孟晓程一咬牙连夜搭设了掩体，外挂军用迷彩伪装网。
第一夜，黑鹳回家了。早晨，一只鸟去觅食，于是他们开始拍黑鹳孵蛋。下午，孵蛋的鸟也走了，两只大鸟轮番在周围盘旋，就是不落窝。最终这对黑鹳飞走没再回来。李晓冬后来写下自己的感受，“就像在路边看到的鸟，无数车辆飞驰而过，它们悠闲自得，一旦你停车，它就立马飞走。跟人类生活在一起，它们只能这样。”
2005年冬天，李文举在东北小兴安岭一个叫坤得气（鄂伦春语，意为马蹄踏出的水洼）的地方，和一群伐木工人厮混在一起，看他们用油锯几分钟就伐倒一株参天大树。闲下来喝东北烧时，其中一人说，那年伐一棵三人粗的大树，树倒了，发现里面有一头黑瞎子（东北人对黑熊的称谓），已经锯成两截了。现在，黑瞎子也不猫冬（冬眠之意）了，“只要油锯一响，它就跑了，跑到林子深处躲着去了，等我们晚上收工了，它悄悄地回来，睡一觉。现在也没有大树了，它也就只能在雪地上拱个窝，凑合一宿。”
于是众人一起去看黑瞎子的窝。一尺多厚的雪地上，有一个浅坑，不远处就是一堆已经被伐倒的大树。浅坑里，稀稀拉拉地铺着几根粗硬的树枝，上面有黑而硬的毛发。
《森林之歌》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一头黑熊在本该冬眠的季节里，晃悠到采松塔人曾住过的窝棚边刨垃圾堆，试图找到一点食物。红松种子，这种黑熊爱吃、富含油脂、能抵御严寒的食物，几个月前已经被人采摘干净了。
秋天摄制组来时，枝头就找不到松塔了。几十万枚松塔被承包这座山的人堆在营地周围，山的承包价约为2000万元。这些松塔加工后被运往城市销售，收益可观。这种采摘不仅使黑熊、松鼠、鸟类失去了食物，也使红松的种子无法为动物剥开而得到播撒，整片森林将因此失去繁衍的功能。2006年，编导再到那里时，已经全面禁止采摘红松松塔了。“这真是件好事。”从东北回来，李文举在餐馆再也不点松仁玉米这道菜了。
文字统筹张立宪将片中原来不断出现的“高山深谷阻止了人类的进入，这里的森林得以保持原始的面貌”这句话一次次删去。因为这已不是事实。
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这是BBC等国外自然类纪录片保持高票房的秘诀。《森林之歌》开拍前，陈晓卿要求编导们，要埋设故事，要有三到四个情节点。他说，“以前往往只设想一个大致的方向，把素材拍回来，再琢磨怎么编。而人家商业化的操作，是在开拍前，先想好故事，然后按照故事需要制定拍摄进度，导演和制片甚至知道每一天的具体拍摄内容。”
最幸运的是秦岭组，剧组从长期从事金丝猴观测研究的动物学家李保国处得到“线报”：一群猴子正面临王位更迭，老猴王的“小妾”还怀了身孕，好戏即将上演……
相比之下，周卉就没这么幸运，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昆虫——中华虎甲。设计的以凶杀为开场的文案刚被总导演通过，动植物专家李振基听了觉得很不靠谱儿：“虎甲？我搞研究这么些年都只见过图片！平面的，知道吗？”
很多时候，耐心等待是拍摄期间的常态。
摄制组花了3个月时间，找到一只带崽的鼯鼠，并终于把一枚微型红外遥控摄像头安装在这只雌鼠的“房间”里，焦急的“母亲”始终蹲守在附近的一棵树上，注视着摄制组的一举一动。当人们撤下树后，雌鼠磨蹭了一会儿便蹿到树洞口，用鼻子四处闻，甚至嗅到了摄制组隐藏的电线。随后，雌鼠翻身入洞——遥控摄影机记录下这组镜头——没有犹豫，它叼起沉睡的孩子，一只前爪护着宝宝，爬到洞口，停顿了几秒钟后，“噌噌”几步蹿上树冠，以果断的姿势腾空跃起，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留下目瞪口呆、怅然沮丧的编导。
3年来，千辛万苦拍摄到的素材，最后用在片子里的比例，约为30∶1，有的剧集，甚至到60∶1。每一个编导看素材超过100遍。一个观众在网上看完“森林集中营”（剧组对自己的戏称）的故事后感慨，在对片子的精神追求上，这帮中国纪录片的工作者和国外的那些分工细密的商业化操作的团队并无二致。
几个月前，陈晓卿参加一个纪录片会议。同行们对《森林之歌》的制作费用大为羡慕，但他们或许不了解，《迁徙的鸟》制作经费是3500万欧元。几乎囊括所有国际大奖的自然类纪录片《地球脉动》的制作经费是1700万英镑，约合两亿元人民币。陈晓卿自己知道，这1000万元要花得紧巴巴的，才勉强够全片拍摄。剧组原本有很多想法：到国外去制作、动用高清设备拍摄……最后，几乎都没有实现，有1／3的素材，甚至是用DV拍摄的。
摄像王路在拍摄《森林之歌》的过程中，练就了一身打弹弓的好本领。他常常需要用弹弓，把坠着铅块的钓鱼线打到树上去——用这钓鱼线把3毫米的细绳引上树，再用细绳把1厘米粗的专业登山绳吊上枝头，把绳子的一段固定在周围的树身上，然后，借助绳子上树拍摄。同样的方法还被用于在瀑布上拉钢索拍摄，那场面就像怒江边的少数民族过去用的溜索——这是一种低成本的、不动用飞机却能够有航拍效果的办法。
在雨中搭建钢索就花去了3天时间。老外教过，钢索的倾斜角度最好是5度，但王路溜到一半就停止了，只好把倾角加大到10度。试了几次，出了新的问题。钢索自身有弹性，且横在空中，加上人和摄像机的重量，慢慢钢索就被拉长了。王路的屁股碰到了瀑布上方的水面。第四天，云遮雾绕，阳光时有时无。只能趁有阳光时拍摄，抢下十几条。4天时间，一个画面，最后落到片中，只有15秒时间。
美国国家地理的一位摄影指导，因为从未拍摄过中国题材，愿意自带机器到剧组入伙，他不要市场价，只开了个友情打折的底价：每天500美元。剧组给不起，就是每天500元人民币也给不起。陈晓卿算过一笔账，所有编导们在拍摄《森林之歌》期间，每个月的平均收入不到2000元。就这点钱有的至今尚未全部兑现。一位编导在长假里，把小女儿带到剧组，以便孩子的母亲可以在外面摆摊增加些收入。
“不是我们多高尚，我们太想要钱了。”一位编导说，可是在树上、溜钢索、拍熊瞎子时，谁也没想到该给自己开个价。
发觉在中国搞科研是那么容易 “参加拍摄后我才知道，中国在自然研究领域还有那么多空白。”朱乐贤太羡慕Discovery和BBC的那些纪录片同行了。摄制组动辄雇用几十名动植物专家参加拍摄，较为广阔和专业的学科背景，是西方自然类纪录片成熟模式的要素之一。BBC的纪录片王牌制作人大卫·艾登堡研修过人类学，并以博物学家的身份担任过大英博物馆托管人（相当于董事会成员）、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科学发展协会主席等职务。很多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专家拿起摄像机，拍起了纪录片。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自然纪录片专家尼尔·耐汀曾透露，他们为美国PBS电视台拍摄《猛禽》片子时，拍摄者都是养猎鹰的人，摄影师罗伯特甚至能将相机放在这些圈养鸟类的背部。
朱乐贤津津乐道国外一个摄影师，一生只拍摄一种毒蜘蛛——黑寡妇。中国的专家们要么对他感兴趣的动物没研究，要么就太忙了，忙着开会、写论文、申请课题。摄制组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林业专家不研究原始森林，转去做丰产林研究了。
“金丝猴这样的珍稀保护动物，还有人研究。到了二类保护动物，就少有人研究了。那些不出名的动物，几乎就没人研究。”李文举在拍摄中得到了长白山当地动物学家朴正吉的大力帮助，但摄制组只能给专家支付非常低廉的费用，李文举羞于说出具体价格，“反正和给民工的差不多”。
自告奋勇担当《森林之歌》文字统筹工作的张立宪，加入剧组没多久，就对中国的博物学现状有了深切体会。他不希望用“一只鸟出现在一棵树上”这样的语言去表达，他要明确告诉观众，这是一只星鸦，栖息在红松枝头。
他去新华书店泡了一下午，想找几本有用的书，一本也没找到。然后去网上书店，搜出500多页书名，买了几本，发现用的也很少。只好求助国家图书馆。看了十几本书，发现这些书的资料、数据、结论乃至行文叙述，都充满大段大段的重复，也不知道谁抄谁的。再去期刊阅览室，发觉在中国搞科研是那么容易，因为研究的空白太多了，去森林里考察一番，再在显微镜下琢磨琢磨，找外国资料对照一下，就能鼓捣出篇论文。最后，他想到了地方志和各地的年鉴。仍然一无所获。
“比这更可怕的是一些专家对待科学的态度。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得出言之凿凿的结论，置事实于不顾，只为一些预设好的观点和好大喜功的造势服务。”在统稿过程中，张立宪已经发现，有两个地方得意地号称自己是“北回归线上唯一的绿洲”，有三个地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国物种最丰富的地区”，还有两个地方，为自己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而争论不已。
除了这些结论，一些数据上的矛盾也比比皆是——只要你有耐心多查阅些资料的话——诸如塔里木河有多长，秦岭绵延多少里，长白山天池蓄积了多少水。“难到我们连把一个或几个数字搞清楚的能力都没有吗？”张发问。
编导李太山负责的一集讲的是中国的人造森林。拍了一年多，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植树造林已经成了政绩的象征，对自然生态是有破坏的。比如西北一些地方，其实是不适合种树，那块地方本来应该是沙地或者草甸。“大自然应该是多样的，森林覆盖率不应该是一个绝对的数值，而应该因地制宜。”这个见解导致了他的那一集还没有进入后期就夭折了。
远未成熟的商业试水 2001年，陈晓卿拜访了BBC自然历史部。在4天的参观里，他最大的感受：这是一个完整的商业体系，有着细密的专业分工，大家各司其职。什么时候设计LOGO，什么时候灌录音乐，衍生产品如何开发，都有人操心。在BBC拍摄的自然类纪录片里，卖录像带获得的收益，往往能超过投资。而在中国，导演和制片人要自己解决各种问题。
《森林之歌》第一次拜访某保护区时，对方特别客气，又倒水又递烟。可一说到拍摄，对方开出了50万元资源保护费的价码。编导心存侥幸递上红头文件，毫不管用，“只好灰溜溜回来”。这位编导感慨，要是听说我们是“商业纪录片”，对方还不得开个更高的价啊！实际上，商业和我们毫不沾边。
光是买摄制组的野外装备，就花了30万元。一开始，陈晓卿还想拉点赞助。第一家接触的户外品牌，对方只肯赞助6万元的装备。“这点钱怎么够啊？”陈晓卿心里打鼓，回来了。第二家接触的商家，直接说你们购买我们的产品，我给你打折。陈不知怎么往下谈，又回来了。第三次，他干脆不去了，让其他人去谈。这赞助到最后也没拉来。摄制组只好自己花钱买装备。陈因此批评自己“太不会谈钱了”。
节目组租不起高清拍摄设备，陈晓卿惴惴不安地去和佳能公司谈。他好言好语，希望对方“借设备使用，用毕归还”。对方请示了领导，说可以借一台。陈又问，一台不够，可不可以多一些？再请示的结果，一台都不借了。隔了一阵子，陈晓卿出席一活动，主办方从佳能公司拉来赞助，弄了好几台高级摄像机给普通人拍DV玩儿，而且，那些机器还不用还，白给。陈晓卿心疼地说，要是给我们摄制组多好。
这次“试水”商业纪录片，陈晓卿一心想模仿得像一些，更像一些。在内容上，他要求“讲故事”。在包装上，他请人给片子做了音乐，请人给片子设计logo，甚至还设计了片子的吉祥物——一只黑色的蚂蚁。但他能做的几乎也就这些了。
他不能像BBC那样，给《森林之歌》出两套DVD，一套D5的，一套D9的；他也不能像BBC那样，把那些美妙的音乐单出一张CD；他不能像BBC一样，为那只小蚂蚁生产毛绒玩具……他只是一个内容生产者，无权也无力把控营销环节，也欠缺一个有能力懂营销的助手帮他控制拍摄成本。
有人会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像国外这么成熟的纪录片消费市场，因此很难支撑高投入高产出的商业自然类纪录片。当然，这个问题再往下探讨，又会遇到诸如版权保护不力这样的“中国特色”问题。
“说到底，我们离市场还太远。”陈晓卿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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