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元文并摄
在活了近一个世纪之后,黄松清依旧对扎花灯情有独钟。这位人称“灯笼黄”的95岁北京民间玩具工艺大师,摆弄起花灯来,还像80年前少年时一样,兴致勃勃。
那时黄松清只念过3年私塾,因为贫穷,13岁就当学徒学油漆粉刷,在白天打散工、拉洋车、蹬三轮辛苦谋生之余,晚上便回家跟父亲用心地学扎花灯。
“扎花灯这活没省事的,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得扎架子、剪纸、雕刻、裱糊、上色……扎个莲花灯,要10来道工序,一个礼拜才能扎完。
”老爷子笑道,“池里的荷花,从结苞到开花的时间也不过如此吧。”
他拿起一只吉利灯,连比带划地介绍,看似简单的吉利灯,设计中竟运用了不少数学和物理原理。它有20个角,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展现在眼前的总是五角形。它是唯一不用竹木等做骨架、用普通纸张制作而又能四平八稳地站立的灯笼。“这是我父亲发明的,之所以叫吉利灯,取的是多刺的野生植物"蒺藜狗子"的谐音。”
黄松清的父亲曾是冥衣铺的裱糊匠,给办丧事的人家扎糊纸人、纸马、纸房子等烧活,在行儿里是数得着的高手。
他小时候曾见过一张照片,那是慈禧太后死后,清政府请父亲等一帮能工巧匠制作的一条大法船。船上的亭台楼阁,糊以绫罗绸缎,两侧的水手,都是纸糊的真人般大的小鬼。大法船做好后,在东华门外的沙滩焚烧。
心灵手巧的黄松清很快学会了父亲扎花灯的手艺,莲花灯、吉利灯、羊灯、狮子灯、走马灯等10多种花灯,他都会扎。
“闺女买灯,小子买炮。”旧时京城,逢年过节家家都有点花灯的习俗。黄松清有了手艺,就和全家老少一块儿苦干大半年,扎出一两千只花灯,赶到七月节和春节,就去东四、西四牌楼、灯市口卖,挣的钱够维持半年生活。
1949年后,黄松清当了北京房修一公司的工人,因为活儿干得地道,当过劳模,戴过奖章,还被选派参加过故宫和天安门的大修。故宫养心殿顶棚的团龙的花儿,福寿的字儿,都是他带着人描画的。“乾清宫两边走廊的天花板,顶是木头框,用两层纸夹一层布,隔一个格子糊一个,最后再糊中间的,叫两纸一布梅花斑。”老爷子眉飞色舞地回忆昔日的辉煌。
退休后,为了解闷儿,黄松清重操旧业扎花灯玩儿。一次,他扎了个莲花灯送给朋友,朋友把灯挂在公司里,被一个老外瞧见了,非要买了收藏。后来,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都慕名登门请他扎花灯,他扎的十几种花灯都被馆藏了。
老爷子把剩余的灯笼,拿到街上摆个摊儿卖,没想到竟一抢而光。有的老人说:“哎哟喂,这么多年我都没瞅见过这灯笼喽。”黄松清听了直乐:“我不做你上哪儿去瞅呀!”
北京民间玩具协会曾多次邀请黄松清出国表演扎花灯,他没去。“我没坐过飞机,怕掉下来摔死了。”老爷子调侃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自从得了半身不遂后,他腿脚不利落了。“我要是腿好,早爬香山去了。”老爷子喜欢游山逛景,89岁时还曾骑自行车从东直门直奔颐和园。
“我这扎花灯的手艺是家传下来的,有上百年历史了,总怕丢失了。”老爷子曾收过俩徒弟,免费教他们扎花灯,但还没学到家就都出国了。
3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没有一个继承“灯笼黄”的手艺。不过让老爷子欣慰的是,女婿刘光彝当了接班人。虽说这徒弟55岁才开始学扎花灯,但眼下已把这门手艺传承了下来,扎的灯笼多以老北京生活为题材,反映北京传统文化,深得老爷子赏识。
老爷子指着挂在屋里的那只1.5米长的红色龙灯,得意地说:“这是我徒弟做的,我现在当指导员了。”这只让刘光彝耗时半个月扎出的龙灯,不久前,经北京玩具协会推荐,参加了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眼下,“灯笼黄”的家还成了京城民俗的一景,常有旅行社带着外国游客到这儿来看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