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司令”张全收

　　本报记者　胡念飞　杨智昌　周志坤　武汉、深圳报道

　　他是谁

　　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老总

　　他做了些什么

　　带领1.3万农民工向工厂“卖”劳务

　　他是怎样的人

　　农民工说他像家长、父亲，有人在网上说他比黑砖窑还黑

　　“你觉得我以后可以做到多大？”在华中师范大学安静的校园，张全收用稍带嘶哑的声音问记者。

　　就在说这话的当天上午，即11月24日由南方农村报与华师大等合办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给这个河南汉子颁发了唯一一个特别奖。奖励他创新打工模式，为1.3万农民工撑起保护伞。领奖时，他像将军一样，在西装上挂满了奖章，虽然很累，但有人拍照时腰板挺得特别直。

　　中央电视台报过他，南方人物周刊写过他。他上过各种各样的报纸，接下来的采访安排还包括凤凰卫视、湖南卫视等等。

　　张全收是谁？他做过什么？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他？他为什么引起争议？

　　张全收，河南上蔡人，自称“农民工司令”。他带着1.3万农民的全顺公司“驻扎”在深圳，向各个工厂派遣工人。没有活，公司也“包吃包住，照发工资”。这就是张全收和他“全顺打工模式”的主要内容。

　　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农民工无疑是这个“大工厂”的脊梁。而“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故事更直接的背景是：珠三角企业用工季节性强，工资低，出现农民工荒。另外，新劳动合同法的即将实施，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劳务派遣公司。

　　这个从农民工中“自然成长”起来的组织形式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农民工的权益在其中是否得到了保护？张全收怎么带这1.3万农民工？

　　社会上、网络上并不缺少对张全收的质疑甚至投诉。张全收一直都对别人述说着，甚至把唱豫剧的嗓子说哑了。只是当他说累的时候，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迷茫。

　　“卖人”的生意

　　张全收以其“有形之手”指挥着众多农民工由盲目流动转向有序流动，干的是不简单的活。

　　“年初答应过你们这拨去江西打工的，要去工厂看你们，结果却没去成。现在，我给每个人发100块钱，算作补偿。”

　　12月1日清晨，当记者赶到“民工司令”张全收位于深圳平湖的公司总部时，他正拿着小喇叭用嘶哑的嗓音召集一支刚从江西调回深圳的上百农民工队伍开会。

　　话毕，他开始蘸着唾沫星子点人发钱。

　　张全收喜欢拿着小喇叭对工人说话。他带记者去厂里看他的工人，就有这个“保留节目”。工人们匆忙赶来站成方队，“立正，稍息，蹲下”，小喇叭开始“发表讲话”，还真像支队伍。

　　张全收手下现有1.3万农民工，资产过千万。现在的身份是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老板。

　　全顺的主要业务是将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哪个厂要人，就“打包”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要是碰到没活干，工人就免费吃住在他租的两个大的培训基地，照拿工资。

　　厂方需要张全收的人，则须为此支付工资之外的管理费。张全收赚的就是这种管理费和部分加班费。

　　这种模式被专家们称为打工的“全顺模式”。

　　“你在我这里一年包吃包住，保证你吃喝不愁，还有最低750元(这也是深圳关外最低工资标准)一月的工资。我保证，这些孩子没活干，照发工资。”张全收说。进了公司就旱涝保收，农民工们愿意，有的干着干着干脆一家都进了全顺。

　　由于供不应求，公司的农民工“库存率”远未到15％的危险值，所以尽管一年给这些不干活照拿钱的“库存工”蒸包子都要花100万，但全顺也还是划算。

　　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加工厂，生产经营紧跟外贸订单，订单来了，就招兵买马加班加点；没有订单，就大量裁人以降低经营成本。用全顺工人，工厂不用管人，淡季还能“退人”，他们愿意多付那笔管理费。“在保证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一个工人一个小时再加2毛钱作为管理费。”一个工厂负责人介绍说。

　　可不要小看这2毛钱，一年算下来，全顺公司就有近千万的收入。

　　现在珠三角类似的劳务派遣公司也有，但像他们这么早做，做这么大的很少。其实，张全收一开始还不是这样“卖人”的，他先从“借人”开始。

　　2002年，已经在深圳打工10年的张全收有点积蓄后，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他一边为自己工厂招人，一边也把多余的人“借”到缺工人的厂里。由此，他发现了巨大商机。

　　后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倒闭了，他就继续招人，专门从事“卖人”了。一开始，生意并不好。但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后，张全收就不慌了。

　　“如果你没有工人了，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一个企业负责人说。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量农民工廉价劳动力构成主要竞争力。从高科技的苹果牌电脑到普通的牛仔裤，他们支撑着世界上的消费生活。从这点看，张全收以其“有形之手”指挥着众多农民工由盲目流动转向有序流动，干的是不简单的活。

　　漂移社会的温情

　　几乎每一名工人都有张全收的手机号，员工受到别人欺负，觉得心理不平，尽管直接打他的手机。张全收认为：“员工的事就是老板的事。我会给员工作主。”

　　著名“三农”学者于建嵘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对张全收和他手下的农民工作了大量调研，他把这群体称作“漂移的社会”。

　　这些“漂移的社会”散布在珠三角各个城市。事实上，随着产业专业，深圳的生意占全顺的份额越来越小，惠州、河源等地的生意多了起来。

　　在深圳平湖区的一个玩具厂，记者见到了这些穿着统一蓝色衣服的全顺农民工。这里的产品－－标价1.45欧元的纸袋，即将在欧洲某国的圣诞节度过闪亮的时刻，但此刻它们还只在中国工人忙碌的手中被摆弄着。

　　工人们吃厂里的住厂里的，开饭两种菜式搭配任选，加班全顺公司送馒头吃。十几个人住一间房，简陋，但还算干净，有细心的工人在床上插点花，当装饰。

　　周敏是河南人，女，40多岁，女儿是哑巴。她对记者说，这么大年纪打工不好找，女儿更难找工。现在在全顺挺好，两个人都有工作，还能互相照顾。

　　张全收逗了逗周敏的女儿，像个家长。他到了厂里总俯下身子跟这个工人说说话，跟那个工人开开玩笑。

　　“像个家庭”，这是记者采访很多全顺农民工的感受。此前，记者阅读了网络上的一些“全顺黑幕”，所以做了有意识的询问。这种温情也是于建嵘对工人访谈调查结果的主调，访谈材料结集起来16开本180页，扎实。

　　24岁的白光平说：“我们老板像亲人一样。”19岁的张永飞说：“老板对员工就像父亲一样，老板能为我们做主。”

　　于建嵘问23岁的李霞辉：“假如他(张全收)不好了怎么办？”

　　“他没有待我们不好的时候。”

　　“假如不好？”

　　“没有不好的时候，有病的时候他带我们去看病，没有钱他代我们出。”

　　“假如他对你不好怎么办？”

　　“我们相处得挺好的，他不会对我们不好的。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于建嵘这种“不怀好意的逼问”，源于研究的严谨和警惕，也有外界质疑的因素。他说，访谈调查都是随机的，绝大多数没有张全收在场，有时候到了一个厂拉几个工人到路边就问。几个月下来只有一个人说了张全收的“坏话”，调查组的一个成员还为此兴奋不已。

　　“反正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是那样的(坏)人。”22岁的吴丽娜说。

　　把农民工组织起来

　　“要是我们的员工不能得到公平对待，我们就撤回所有工人。由于我们的有规模、有组织，资方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条件。”

　　这种温情也体现在张全收的管理思想上。

　　一个农民工管1.3万人不容易，一个农民工管1.3万个农民工更不容易。他们被认为是涣散的一群，带着巨大的欲望涌向城市，制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却也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城市对农民工又爱又恨的原因。

　　但张全收有他的方法。

　　工人对工资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发到他们手上，一是每个月发两三百元的零花钱，剩下的全寄回家。绝大多数的人选了第二种，公司也鼓励这样。

　　“这些年轻人出来打工，手里有了钱，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三天就花完了，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没钱花也要去借，这样事情就多了。”张全收说，把钱寄回家，家里父母高兴，积攒一个未来盖房子、过好日子的盼头，最重要的是手中钱少，压制了年轻农民工的欲望，人变得“老实”多了。

　　采访中，工厂自有的员工对全顺员工都评价不错。记者也发现，全顺的农民工都挺朴素老实，几乎没有染黄头发、穿着花哨的，一大群人吃饭，也不见打闹。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群没有或者较少城市化的农民工，因此也少了城市化粗暴过程的痕迹。

　　张全收鼓励工人好好干，一年给家里攒一万。干得久点的很多农民工家里都盖起楼房了，年纪大点的人觉得自己老了都会有着落，年轻的人觉得这是一种保护。“我现在小，这社会很乱，我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有人帮我管着(钱)。”18岁的李云杰说。

　　有人说这种方式是克扣工资。记者通过调查和暗访不同的全顺员工发现，员工的工资均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高的可拿到3500块钱，一点不比所在工厂其他工人工资低。

　　“你说我克扣农民工工资，你克扣试试！”张全收认为，“现在的人都不傻，我克扣他们工资他们早走了，我又不能限制大家的自由。”这是张全收惯用的证明逻辑，1.3万人跟着他干，就证明了很多东西。

　　张全收的那一套不单单是土方法。

　　张全收公司分四级；张全收、副总、各厂主管和小组长。于建嵘问工人：“全顺对你们不好，欺负你们怎么办？”工人说报告给主管，主管欺负了怎么办？报告给副总，副总欺负了怎么办？就找张全收。每个工人都有张全收的电话，全顺规定，主管一定要告诉工人这个电话。

　　“那张全欺负了你们怎么办？”工人回答大多是不可能的，张全收讲道理，不可能卷款跑掉。“他做的不对，我就上劳动局告他。”20岁的女工陈杰说。

　　主管和小组长的产生也有一套民主制度。

　　一个厂要进行民主表决，主管或小组长站着背对员工，张全收拿着扩音器站在凳上喊，赞同这个小组长的举手，然后就数数有多少人举手。这种表决将决定组长和主管们的命运：停职检查、涨工资或维持不变。

　　记者问张全收，给他个县长他当不当得了，他笑着说没问题。确实，在如此堪称严密的组织下，“万人大军”的全顺公司是有极大的“战斗力”的。

　　“如果发现有工厂苛刻地对待全顺员工，我们便出面交涉。若全顺员工和所在厂工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就要求双方管理人员协商解决或者提交派出所来解决。”张全收说，“要是我们的员工不能得到公平对待，我们就撤回所有工人。由于我们有规模、有组织，资方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条件。”

　　张全收说他不跟别人打架了，跟他们讲道理。但是对着1.3万人，别人也不敢跟他打架，只能跟他讲道理。有了这种震慑力，全顺具备了极高的谈判能力。

　　引人注意的是，有了这种依仗，全顺的农民工并没有变得横蛮。问他们跟工厂的人有矛盾了怎么办，39岁的赵汉生说要去“沟通”，不能打架；36岁的张东亮是一个主管，他对下属说，人家打你你就跑，跑来找主管，主管去跟他们讲道理，讲大道理。全顺的强大让他们有了“稳胜”的信心，反而讲道理了。

　　上万农民工在张全收设计的路子上温良地劳动着。有论者认为，张全收干的这些俨然就是工会的事，只不过是把这种工会的功能从各个工厂抽取出来，将之企业化。

　　也有论者认为，当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披上过多的道德外衣的时候，由此引发道德质疑也就在所难免。

　　谁是靠山

　　“我为什么想找温总理，我就想问问总理，我给一万多名农民工一个温暖的家，我有错吗，谁来保护我，谁来做我的靠山？”

　　“现在深圳平湖起码有四五十个人想走我这条路，但一般都只有几十个人的规模，小打小闹，没有形成气候。”张全收说。

　　东莞还出现了冒名的全顺公司。

　　让张全收睡不着的还有人们对他的质疑，这种质疑使万分注重名誉的张全收很容易被人敲诈、勒索。

　　“张全收，不要再伪装，山西的窑主只害了400人，你害的人上万，该罪当剐，你用榨取员工的血汗钱搞捐款，再买通媒体包装，名利全收。”

　　“下周我们建议向深圳市政府，组成严格调查组进驻你公司……”

　　张全收向记者展示了许多这样的讹诈手机短信息，并当着记者的面给行骗者打电话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你肥了，就会有人来宰你。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使企业、民工双方得利，可以减少民工群体维权事件的发生，却受到这些人的敲诈。”

　　张全收十三四岁就在瓦砖厂打工，卖过冰棍、蒸过馒头、开过小客车，打过架，撞过人，被关过，也“找人”帮忙过。后来1992年到了深圳，因为混得多，什么人都能搞得定，开饭馆，办车站，到了今天终于混出来了。

　　所以于建嵘说：“勒索可能并不是张全收最害怕的”，张最害怕的还是制度和执法环境，他最担心哪一天“突然没了”，他“没了”，全顺公司也“没了”！

　　“这一万多农民工可咋办？”张全收很喜欢不停地问这个问题。

　　张全收有点疲倦地对记者说，他不知道公司要做到多大，他现在也在做别的生意，购置厂房来出租。厂房是不动产，比起“漂移的社会”，更实在。

　　于建嵘对全顺公司的基本性质判断就是“劳务租赁”，而这正是即将实行的《劳动合同法》要强力规范的地方。权威部门分析，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此类公司必将全面洗牌。

　　《劳动合同法》明确劳务派遣单位为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该法还对此类公司的注册资金等方面设置了门槛，同时对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

　　摆在张全收面前是，在中国大量企业都没有严格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给工人以合理、合法待遇的情况下，如果他完全按照此法行事，恐怕在经营上会难以为继。

　　“多数企业不可能按照《劳动合同法》来雇用农民工。就像在菜市场卖肉，市场价一块钱，你卖一块二，就没人买；卖八毛，很快就抢光了。如果市场工价是1000块，我们的工资你发到800块，人家也不会跟着你来干了，若按照法律要求发到1200块，企业就不跟我们干。”

　　不过，他还是认为“只要别的公司能做到，全顺也一定能做到。因为全顺是这个行业的老大，没理由搞不好。”

　　“我希望能够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在明年的两会上见到温总理，我见了温总理，我会激动得掉眼泪，我会问总理，我们是一个农民工，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孩子，现在带动了一万多个农民工，我能不能当他的带头人，这个事我能不能去做？我能去做，谁来给我一个许可，谁来叫我去做？”

　　“到时候，我还会在身上挂满奖章。”张全收说。

　　(感谢南方农村报对本次报道提供的支持)

　　权威访谈

　　假如张全收不是好人

　　于建嵘谈超越现行制度运行的全顺模式

　　于建嵘

　　著名“三农”学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他曾经花费半年时间，先后五次来到全顺公司考察，他一共访问了200多个农民工，写下了7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他以一个著名学者的身份保证，农民工对张全收普遍认同。

　　记者：你对全顺公司作了长时间细致的调研，最直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于建嵘：张全收做这么事情，起码讲，他得到了农民工的普遍认同。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别人说张好与不好没有意义，关键在农民工怎么说。

　　张全收最早的冲动肯定是赚钱，但他赚钱不是靠克扣工人，他赚钱主要体现在工资谈判能力上，他以组织的形式与工厂谈判往往能争取主动。

　　而对社会也是有利的，虽然有人批评他说，你手头上有这么多人，你们要是闹事怎么办？事实上他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他根本不敢闹事！

　　记者：那你认为全顺模式的意义何在？

　　于建嵘：首先是用“劳务租赁”的模式解决农民工短缺的难题，这一点对于一直在闹民工荒的珠三角尤其有意义。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创新，但这种模式目前非常适合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需要。

　　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则在于，张全收采取“保全模式”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在于，全顺公司与所有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对农民工权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次，全顺公司与用工企业签订了包括农民工工资待遇、生活标准、人身安全等十几项内容的协议。

　　与用工企业签订合同的过程，实际上是全顺公司代表农民工与用工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可以为农民工在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争取到更为优厚的待遇。

　　这方面可以全顺公司起到了一种类似工会的作用。这一点目前政府没有做到，而张全收做到了。如果说全顺是异化的工会，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满足工人们的利益诉求。

　　记者：这个模式又有什么问题？

　　于建嵘：其实，这个模式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张是一个好人，假如张不是一个好人，他卷钱跑了怎么办，他克扣员工的工资怎么办？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个模式与新的劳动合同法接轨的问题，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采取劳务租赁的形式来规避法律的风险，而对于全顺公司来说，他不得不承担这个责任。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模式的复制性问题，对于张来说这是模式利益和道德共存，为什么别人做不好？这一点就是因为他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记者：全顺模式的未来在哪里？

　　于建嵘：我只能说目前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四五年之内应该没有问题，以后怎么样我也不好说。他现在是超越制度在运行，他不知道他的行为底线在哪里，因此目前对他是很难有评判标准的。

　　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通过这个组织给了农民工一个目前政府还没有给他的一个保护和温暖。但我们也很担心，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我们不知道农民工的命运，不知道张全收这艘船能把这些人带到什么地方。

　　你别看张身上挂满奖章，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所以他讲这些时痛哭流涕。他现在是给一万多人遮风挡雨，实际上他本人是很脆弱的。所以他要见温总理。他想问总理“我做个事情怎么这么难！”

　　这一点上，他特别像改革开放初期的私营经济者，前进得很彷徨，很怕。

　　我们之所以给张全收颁发特别奖，并不在于肯定一个好人，而在于向社会呼吁，对农民工的保护一定要让农民工得到制度性的、国家权利支撑的保护伞。

　　张的模式对工会也是一个挑战，不给工人带来利益，工人就会抛弃工会。

　　记者：你刚才谈到张挂奖章的事，你又如何看？

　　于建嵘：你想想，他是一个从小就在外面讨生活的“资深”农民工，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迫切需要这个社会的认可。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有个几千万的资产了，但他还要面临生存的压力，他需要认可。他的危机感和认同感使他作出在一般人看来是荒诞的事情。

　　一个将军可以把勋章戴起来，一个农民为什么就不能？

　　统筹：胡键

　　图：

　　张全收喜欢拿着小喇叭对农民工“发表讲话”。　杨智昌　梁朗然　摄

　　张全收在农村发展论坛上引各路专家“侧目”，他的全顺模式给社会提供了复杂的解读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