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汉武帝靠制度垂范后世

　　孙家洲：汉武帝靠制度垂范后世

　　本刊记者 肖 莹

　　秦皇汉武是中国千年封建帝制的两座巅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创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统一大帝国，在历史上具有“秦者古今之界”,“后世皆事秦”的地位。

　　实际上，汉武帝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平庸的皇帝，因为坐享祖父与父亲留下的太平江山。可他在位54年间，却将汉王朝由繁荣推向鼎盛，其中的奥妙何在？这引来无数学者醉心其间，孙家洲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全球通名家讲谈”上，孙家洲带我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汉武帝。

　　太平之世的改革者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继承了祖父与父亲留下来的江山，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所获得的全部历史遗产。但这些遗产中，既有正面的成果，也有负面的问题。”孙家洲一语道出了汉武帝登基时的处境。

　　其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一脉相承的智慧。虽然汉武帝贵为一国之君，可是他的处境以及他寻找突破的方式，如史镜高悬，让“全球通名家讲谈”上的各路精英都能汲取智慧，古为今用。

　　经过文帝、景帝两代40年左右的综合治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相当可观。此外，通过废除秦朝酷刑，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太平安定、人心所向的局面。

　　穷则思变，但在“政通人和”的情况下，大多数平庸的执政者都会选择“守业”，否则一不小心就毁了现有成绩而留下几世骂名。可是，汉武帝的目光却穿透了当世的繁华，看到了“遗产副作用”。

　　按照孙家洲的理解，“文景之治”的“遗产副作用”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国家对内的控制能力较弱，地方豪强横行，达官贵人奢侈无度；其次，整个国家在对外发展方面也呈现弱势，尤其是经常受到匈奴的凌辱。于是汉武帝拍案而起，“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若自己能为后世的子孙奠定一个‘法’的基础，为后世继太平，那么即便肩上的担子再重，又有何关系？正是对自己历史责任感的明晰认识，让汉武帝成为了学者口中的“二十四世之皇帝”。

　　讲台下，一位观众忍不住感慨：“汉武帝能够居安思危，这种历史责任感需要付出莫大的勇气啊！”孙家洲更是乘势深入，“确实，汉武帝是有勇有谋的人。”

　　在“文景之治”得到百姓无限好感的时候，贸然推行改革，将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汉武帝非常聪明地将自己的改革意图借儒学大师董仲舒之口提了出来。这样，这场全面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就钻进了“呼应思想家、政论家的要求”的保护伞。

　　用制度治国的皇帝

　　中国的历代王朝素以“人治”闻名，皇上不可违，王命就是制度。而汉武帝却推行了制度改革，这再一次显示出了他的雄才大略。

　　汉武帝改革中锐意进取的精神，以及对于制度的灵活把控，时至今日，都给人们以深刻启示：一部推恩令，将地方政权的力量化解于无形；一部阿党法，将社会的监督机制激发到极限；盐铁官营的决策将财政权力归集到中央，在聚敛财富的同时又有助于行业规模的扩大与权威；独尊儒术的背后，用循循善诱的办法，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捧起了圣贤的典籍……

　　讲台上的孙家洲将汉武帝打造强势帝国的“制度法宝”一一撷来，听得场下那些叱咤职场的精英人士频频颔首。

　　“官员的整体素质能否得到有效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吏治的好坏。汉武帝把全国分为13个地区，每一个区设一个刺史。他们的官职很低，每月仅600石的俸禄，却被赋予了明确的监察权力，负责监察月俸为2000石的地方高级官员，考察他们是否有不当行为，然后将考察结果带回中央。中央再据此对官员实施不同的处置，表现好的给予表彰和提升，表现坏的就会被贬职，甚至罢官治罪。”

　　孙家洲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即便没有准备任何的讲稿，他口中的故事也显得格外生动：“刺史的特殊身份使得地方官员对他们敬若神明。不过，深思熟虑的汉武帝也想到了这个制度的另一个方面，为了防止刺史干扰地方官员的正常公务，他还专门规定，若刺史越权问事，地方郡守有权向中央提出上诉。这中间，就是一个互相牵制的关系，也使全国都处于中央的有效行政监察范围之内。同时，为了对都城内部的达官贵人形成有效的监管，汉武帝又专门设立了官衔‘私立校尉’，上至皇后太子，下至三宫九卿，全在他的监察范围之内。一定权力之内，为了方便履行公务，私立校尉甚至拥有先斩后奏之权。”

　　一例举完，孙家洲话锋一转，“制度终归是制度，是写在纸上的条条框框，碰到不同的情况，是该死守原则还是不妨网开一面，维护大局？”

　　“武帝时期，有一个罪名，叫‘矫诏’，就是假传皇帝旨意者，处死。一次，受朝廷指派去地方巡查灾情的使臣嵇案，发现因为洪灾成千上万的居民衣食无着，他决定假传圣旨，授意当地官员打开粮仓济民。随即，嵇案向汉武帝汇报，请服矫诏之罪。可汉武帝看过奏折之后，却放在一边不予处理，因为这是做了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很显然，如果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汉武帝也会在执法的时候灵活变通。”

　　自我批评得英名

　　“秦汉以来，‘秦皇’与‘汉武’便一直被人们并称，但后世子孙给予他们的评价却完全不同：前者是暴虐的代名词，后者，却堪称一代贤君，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位观众提出了疑惑，孙家洲的精神也随之振奋起来：“我想，揭开谜底的钥匙在于四个字：自我批评。”

　　“汉武帝晚年时，曾有人提出应该在现在的新疆轮台县搞屯田，以保持在西域的进取态势。结果，武帝非常明智地驳回了这个提议，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罪己诏——‘轮台之诏’，公开宣布：‘我以前搞大规模战争的做法是错误的，现阶段必须更改政策，让民间休养生息。’晚年的汉武帝意识到自己多年征战带来的严重后果，决定在有生之年‘拨乱反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孙家洲语气激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旧延用列国纷争时期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汉武帝不同，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形势下该做什么事。”

　　汉武帝用制度使政权的运作、民众的生活更有章法；他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也在客观上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到了晚年，眼看着民众却被多年战乱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决定“推翻自己”。

　　汉武帝晚年的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后世子孙的“宽恕”，人们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他曾经犯下的错。毕竟，他所想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对后世，这是一个难得的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