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首发式9000册书一抢而空

　　首发式9000册书一抢而空

　　《南京大屠杀》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1987年12月13日，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

　　“首发式的地点就在新街口新华书店。当时，人多得快将签名售书的桌子挤翻了。

”徐志耕记得，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9000册书一天就卖到脱销。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5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不久，中国香港和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一位中国台湾来的年轻女士得知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时，很激动。她说：“我是在台北买到这本书的，我是在去美国的飞机上读完这本书的，边读边哭，流了好多眼泪。”旁边的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心痛！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过的灾难而心痛！”

　　创作《南京大屠杀》的起因其实很偶然。1985年盛夏，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过了几天，与朋友的谈话又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他立即翻阅史料。

　　“真的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叙述。没有人能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情节。”

　　3个多月走访了近百位幸存者

　　采访困难重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给他一些资料与名单。但很多资料上面只有幸存者姓名，没有地址，每个人也只记录了寥寥几句。

　　每天一大早，徐志耕骑着他的“二八”凤凰自行车，从太平门的家出发，穿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寻访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与现在已经懂得勇敢站出来指控日军罪行的幸存者们不同，那个年代，人们更愿意选择遗忘。有些老人将刻骨铭心的创伤埋在心中几十年，从来不说。

　　徐志耕一趟又一趟跑，迂回曲折地说、循循善诱地劝，又作出保护隐私的承诺。3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他诉说了当时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情节，这不仅给他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他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感谢徐志耕！他在20年前率先写起大屠杀这个题材———198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有1700多人，现在只剩400人左右，20年间，当年他采访的老人，很多现在已经与世长辞，只有在他的文字里才能寻找到痕迹。

　　率先披露国际友人的英勇行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知道腥风血雨的1937年，竟然有二十多位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为了保护南京难民，组成了一个叫做“国际委员会”的组织。在黑白颠倒的年代，曾经受过救助的人，也刻意“忘”掉这些，生怕攀上“海外关系”。

　　“五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拉贝是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他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的公开，他们的名字才渐渐被人们所熟知。而1987年，徐志耕在《南京大屠杀》里，已经率先披露了以拉贝为首的这群高举和平人道旗帜的国际正义人士的英勇行为，幸存者称他们为“活菩萨”。

　　与张纯如一面之缘竟成永别

　　《南京大屠杀》也使徐志耕结识了许许多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对中国抗战有责任感的人。张纯如也特意来采访过他。

　　“1995年，我们见过一面。临走的时候，我送了一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给她。”后来张纯如在写作《南京暴行》一书时，引用了书中的十多处文字。可惜的是，东方出版社的中文译者竟将“徐志耕”译成了“许志庚”。

　　令徐志耕悲痛的是，年轻美丽的张纯如竟用自杀结束了她如花的人生!“我能够理解，在写《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也经常因为悲痛、愤怒、颤抖而无法继续写作，那种精神折磨，太可怕了！”

　　不过，他挺了过来，并坚持写下去。后来，相继发表了《血祭》、《血证》、《血债》和《血谊》以及《继续1937年的故事》。“也许还会写下去。记录这段苦难史，不仅仅是为了祭奠，更重要的是让现在的人们吸取教训，呼唤和平。”

　　30万遇难者，几十张照片

　　当我们试图去触摸70年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面容时，浮现在眼前的是堆积成山的死尸、被凌辱的妇女、挑在刺刀上的婴儿……然而，他们的形象抽象而模糊，分不清他或她究竟是谁。

　　一个个曾经有血有肉、鲜活的遇难者的形象，湮没在30万这个抽象的群体概念中。如何找回那些逝去的面孔？在编写《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一直在思索。

　　如果能还原遇难者的形象，那对于今人来说，无疑将是极大的震撼。然而，70年前的中国，能照得起相的人寥寥无几。遇难的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平民，他们怎么可能有照片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曾面向社会征集过遇难者照片，但几年过去了，也只收集到二十多张照片，加上原有馆藏的，也只有几十张。这与三十万的死难者人数极不相称。

　　逝者的面容，记得清清楚楚

　　2007年的7月，暑假刚开始，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张玉彪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朱成山找到他，请他为大屠杀遇难者画肖像，画的主要是孩子。他们来到这个世上还没多久，就被日军残暴的罪行带走了。

　　南京的夏天烈日如火，张玉彪跟着纪念馆工作人员燕龙溪，走访了30多位幸存者。每次画像之前，张玉彪要先进行采访，跟幸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找到联系。然后再细细地询问，遇难的家人当时多大年龄，性格是怎样的，脸型是长是方，眼皮是单是双，眉毛什么样，鼻子什么样……一边在速写本上勾勒出大致模样，交给口述人看看哪儿不像，再一处一处进行修改。

　　采访并不容易，老人们都已八九十岁，很多人听力已欠佳，有的神志开始模糊，但一提到那些逝去的亲人的脸，他们都能清晰地向张玉彪描绘出。

　　二龙、阿三、小发、小来。在张玉彪的速写本上，有四张相连、容貌相似的孩童肖像，旁边分别标注着8岁、6岁、4岁、2岁。他们是幸存者常志强的弟弟，当时，常志强9岁，名字还叫戴大龙。大屠杀来临时，他与父母、姐姐和四个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疯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现，瞬间杀害了他的父母和四个弟弟。母亲还没断气，不停地拽衣服，要给两岁的小弟弟喂奶。大龙哭着将几米外的小弟弟抱过来，小弟弟不懂，还爬上去吃奶，但是母亲的肺都被刺穿了，吸出来的都是血泡泡。母亲头一歪，不一会儿，小弟弟也没声音了……

　　每天深夜，面对着白天记录的速写本，动笔画正稿的时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情景又浮现在张玉彪眼前，深深刺痛他的心。

　　逝去的面孔，在画笔下复活

　　“像，像，真像！这就是小发。我这么可爱的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躺在病床上的常志强捧着弟弟的画像，激动地点着头。

　　时隔70年，死去的亲人影像，突然从心底最深处，活灵活现跃于眼前，很多幸存者老泪纵横，拉着张玉彪连声说“谢谢”，“再过两年，我也去了，这世上谁还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张玉彪翻着采访时的速写本给记者看，一张张可爱的小脸，单纯的眼睛充满了童真，无辜地看着这个世界。

　　33张逝去的面孔，在画笔下复活。如今，这些画像的正本都已送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在新馆展出，但还有许多情感积蓄在体内越来越浓。张玉彪告诉记者，不久他将进行大屠杀题材的油画创作，将肖像无法表达出来的情绪渲染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