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特别节目：《南京，记忆七十年》

　　《南京：记忆七十年》

　　——《新闻调查》特别节目

　　节目内容

　　字幕：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约翰•拉贝

　　演播室：今天12月13号，南京上空又一次响起了警报，人们用这种方式纪念七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杀。

在这样的日子，有一个地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1985年在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纪念馆建成开放，在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这里接待了一千四百万人次，两年前纪念馆开始扩建，就在今天扩建后的新馆正式开放。在新馆开放前夕，我们走进了这个存放记忆的地方。

　　记者串场：这些台阶带着我们走进七十年前的往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扩建工程，采用这种下沉式的设计，就让我们一步步地走下来，一步步地暂时离开阳光，离开喧闹的街市，离开我们所熟悉的和平的气氛，而走向那段历史。

　　张庆波：因为一进门厅，它下来直接是情景中厅这个空间，这个情景中厅，最初的创意就是这样，让观众逐步走下台阶，首先让他心静下来，当人们走下台阶的时候。

　　记者：你希望给观众带来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张庆波：因为一个城墙从自古以来，它是一个很坚固的防守性的东西，被人给摧毁了，第二感受到啥呢，灾难来临了。从心灵上各方面都是一种摧毁，而且前面有一个片子是逃难，设计逃难这个片子给人的感受，就是一种无奈、无助、心灵的那种无助、心态那种无助，能感受一种震撼。

　　记者：下沉式的台阶仅仅是几十个台阶，但是从地面到地下，人们完全是变了一个心情。

　　张庆波：在步下台阶的时候，感觉整个南京市当年南京的市民已经进入了地狱，一种灾难的状态，就是这种感受。

　　常志强：我一般不愿意讲起，很难过的，邻居们都知道我们家是给日本人杀的，但是具体怎么杀的，我们不讲，其它的事情都不讲，讲起来心里难过。

　　夏淑琴：当然我自己也不想讲。

　　记者：为什么？

　　夏淑琴：死的人太惨，我不想讲给他们听，我家人死得那么惨，我讲给孩子听有什么用呢？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从来没讲过，没讲过。

　　解说：一万名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名字被镌刻在大厅深色肃穆的墙壁上。

　　记者串场：郭老大、何二福、腊梅、小弟、小英这样一些名字呈现在我们面前，有的甚至还没有名字，李永原女儿想来是个孩子，还没有来得及有自己的名字，而他们都是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以往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作为生命个体他们的名字被漫长的岁月淹没了，遮蔽了，而今天我们终于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看到了他们。那么的遇难者的名录是如何得到？这样的方式又在表达什么呢？

　　记者：我们进到这个纪念馆以后，看到一面墙上全是人名，赵钱孙李中国的百家姓就好像看到了一个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我们想知道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

　　朱成山：这些名字我们应该说有两条线，纵线是从1938年以后，从当时的报刊，从当时的证人资料包括以后的法庭调查，1945年、1946年、1947年法庭调查，包括后来1950年以后，一些证人的一些作证的资料，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条纵线。起始点这条线，我们都围绕这条线查找了。

　　记者：这么多名单的核实有没有其它的研究机构、团体或者专家参与呢？

　　朱成山：横线就是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很多的档案馆包括中国第二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我们去查了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查找了这些档案馆，还有一些机构，比方说南大、南师大，包括我们北大有一些学者，包括我们一些外籍学者，纵向我们组织人员查了七十年这条线索，一个纵向，一个横向。这样子我们在查找遇难者名录考证这些历史证人。

　　记者：现在我们看到墙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可考的吗？

　　朱成山：是的，每一个名字它都有出处的，是在什么地方出来，或者谁说的经过考证每一个名字都有出处。

　　张庆波：这个展览当时的题材很特殊，他把平民，因为这个展览馆，大部分讲的是平民老百姓，它也区别于其它展览，其它展览就是英雄、历史人物比较多，他把平民遇难的老百姓作为展厅的一组核心人物来表现。

　　朱成山：我们是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尊重死者，实际是告慰生者，尊重那些老百姓的生命，实际上也是体现了对民权民本的思想，我想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我们的理念的转换，过去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认同的是英雄人物，我们认同的是帝王将相，我们现在把南京大屠杀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老百姓的生命也得到了尊重，通过这一次，通过这个过程，我想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就是尊重老百姓的生命，尊重死者也是尊重生者。

　　记者串场：一个面孔又一个面孔，每过十二秒钟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见到新的面孔，他们的模样他们的眼神好像在告诉我们，他们也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而他们鲜活的生命就消失在七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在这里十二秒意味着什么呢？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 朱成山

　　记者：我们在这个展馆能看到什么新的东西，过去老馆所没能展示的东西。

　　朱成山：新馆扩建它有三大亮点，一个就是建筑上，它有亮点、有特色；第二个就是雕塑上也有亮点；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是我们整个展程有亮点，我们这个展程过去八百平方米，这次扩大到九千平方米，它的面积整整扩大了十一倍，我们这个展览有充分的空间，展示了我们的大量征集的文物资料，我们这么多年来纪念馆征集的文物达到一万件，照片也征集了很多，所以这次我们由过去的六百张历史照片增加到三千五百张。

　　记者：同样是战争的背景，同样是日本这个民族的背景，为什么在南京就有这么剧烈的爆发，有这么惨烈的悲剧？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地方发生？

　　王卫星：许多中国的学生也在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在南京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屠杀，为什么？许多人在问我，我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研究过这个问题，这跟日军军队、日军高层的作战意图和战略目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解说：日本一直在经营它在中国的战略，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经过精心准备，1937年7月日军攻占北京和天津，1937日8月日军进攻上海，同时轰炸南京，准备用三个月的时间解决中国问题，迫使中国屈服。

　　王卫星：淞沪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军队在上海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上海激战了三个月。我们根据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日记，清楚地看到日军在上海损失惨重，伤亡了几万人。

　　解说：三个月后，日军大批增援部队从杭州湾登陆，而后一路疯狂，直逼都城南京。

　　王卫星：当时日军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时候，他采取的就是一种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把中国军队围歼在南京城下。

　　常志强：南京本来是很美，玄武湖很大，法国梧桐，有几条马路很好看。先是我爸不肯走，后来我妈妈也不愿意，后来我奶奶逼着他们，后来我爸爸哭哭啼啼地走了，后来走往哪里走。

　　朱成山：是根据当年真实的历史事件，把它复原的1937年12月10日，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校场机场用炮把光华门城门打了一个洞，大约二百五十个日本兵就突入城门，是复制了。

　　记者：那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复制了这样一个场景。

　　朱成山：根据当时历史事件原样，复原了当年激战状况的现场，中国守军阵营从中山门两边阵营，守军在城墙上面，把汽油桶盖子拧开油桶抛下去，然后用手榴炸下去，把城门洞用火点着，然后组织敢死队从城墙上面下来，和敌人肉搏夺回了光华门，还有雨花台、紫荆山，还有赛虹桥，这几场都是当时战争最为激烈的场景之一，但是光华门是最为激烈的。

　　解说：12月10日，日军开始从多个方向向南京进攻，三天以后，古都南京沦陷。

　　常志强：第二天要走的时候，日本兵大炮从几个城门的方向，向南京城内轰，南京城内轰得好多地方都失火了，隔了一会儿停下来不轰了，大家出来了，出来了老年人有经验讲可能是破城了，刚准备走听到外面喊救命啊，日本兵杀人了，跑啊、叫啊、哭啊。

　　日本兵杀到我们家面前，到我母亲面前了不问青红皂白，一刺刀对我母亲就刺过来了，这时候我母亲倒下来，倒下来可是我妈手没松，紧抱着我的弟弟，我小弟弟哇就哭起来了，又是一刺刀，这一刺刀刺下去，我母亲轰隆倒在地下，把我弟弟就摔下来了，我弟弟就推日本兵说不准戳我妈妈。这时候日本兵又戳我姐姐，又戳我弟弟，我趴在那边保护我弟弟，我在里面看，看着他们的样子我心里非常着急，我说你们快跑啊，我一面哭一面喊叫他们赶快跑，喊着喊着我昏过去了，我醒来以后，我猛得一下子站起来，我首先看到我妈，两个眼睛睁着老大看着我，原来里面有小孩在哭，我想肯定是我弟弟，我赶快跑过去把他一把抱起来

　　一抱起来，他身上的血啪啦啪啦朝地下掉，我就替他掸，掸过了我就把他抱过来，我还没到我母亲那，我就我看见我母亲在那里拼命地拽衣服，我小弟弟看到妈妈了，拼命朝妈妈面前爬，爬上去喝奶，我母亲伤口的血，呼噜呼噜朝外面跑，有时候冒泡泡，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心想叫我弟弟不吃就好了，但是他肚子饿没有办法。

　　解说：根据常志强的回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复原了当年的场景。

　　朱成山：最近《南京浩劫》好莱坞著名的导演，他到馆里参观，我们的记者就问他，他说你参观以后你认为馆里最震撼的是什么？他说这个纪念馆太让我震撼了，所有的都让我震撼，一个万人坑重重叠叠那些遗骨，还有小孩、老人都让我很震撼。纪念馆有那么冲击的历史照片，让我震撼，他说最震撼的是馆长给我讲的，常志强的母亲和常志强的弟弟，一岁的弟弟趴在母亲的乳房上被冻在一起拉都拉不开这个故事，这太让我震撼了，所以这个故事或许我不太清楚，所以我永远会记住这个事。

　　解说：1937年12月13日，南京的浩劫从那时开始，在后来的六个星期里南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

　　夏淑琴：1937年12月13日，当时一个上午，我家一家子是九口人活活的，就一个中午，看到一个一个倒下来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八岁，我爸爸开门，一开门的时候有很多日本兵在那儿看，那些人呼噜呼噜朝里头跑，当时我父亲开门他走了没几步，举行起枪来就打，当时就死掉了，过了一阵子日本兵就冲过来，这个房间找那个房间找，冲到我们里头这个房间来，找到最后找到了，找到外公外婆了，他们就坐在这个床边上，一边坐一个，一边坐一个拦着，我们四个女孩子睡在这个被子里，当时日本兵一进房的时候就要拖我外公外婆，拿枪一个打死倒这边，一个打死倒这边，就掀起被来，把我大姐朝桌上一拖，就撕我姐姐的衣服，就把二姐姐按在这个床上，那个时候有十几岁，有十五岁，十三岁，按在床上就把衣服一直撕开，当时我在叫喊，他连刺我三刀，这边刺一刀这边刺一刀，后面刺一刀，当时我自己也死过去了。

　　解说：当时留在南京的马吉牧师用摄影机记录了夏淑琴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根据夏淑琴的回忆和当年的胶片影像，纪念馆再现了当年的情景。也是在马吉等人的帮助下夏淑琴才渡过了那段悲苦的日子。

　　这个独特的区域是给幸存者的，他们有幸活到和平的今天，但不幸的是战争的伤痛无法治愈，并伴随他们一生。

　　张连红：我们说真的实际上是改变了我们每个普通的老百姓的，一个生命历程，还有采访的，比如说我们在访谈一个幸存者，性暴的受害者，一个老奶奶叫杜秀英，她因为受到日军的强暴，她后来三次嫁人都不能成功，因为受到强暴以后她生理上受到伤害，以后就不能再生育，三次离婚都是因为她不能生小孩，我们想这场战争给她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改变了她的人生一辈子，所以如果说我们接触到这些个体，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候，我们对战争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那种强烈的情感，反对战争、厌恶战争的那种情感是我们从数字本身是无法得到的。

　　记者：恐怕在这个调研的过程中会经常想到生命这个词，尊重生命这样的理念。

　　张连红：我们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尊严是最重要的，但是在1937年南京，人们都是在苟延残喘地生活，因为他无法获得我们每个个体的这种人应该有的尊严，没有。因为在日本对中国的这种蔑视生命、蔑视中国人，这样一种疯狂的屠杀中，我们每个人都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这一点我觉得战争对人性是一种摧残，它扭曲了人性。

　　记者：那我们后人在回顾七十年前的往事的时候，面对着数字和面对着具体的人名，对生命的理解会有什么不同吗？

　　张连红：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进步，进步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认为就是对人类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在南京，日本却对生命是蔑视，对人性进行摧残，这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他是一个最大的倒退或者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挑衅，实际上我们七十年以后，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要深刻地进行反省。

　　记者：比方说过去我们面对死难者的时候，我们会用数字说话，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里面我们在对生命的态度，对逝去的生命态度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张连红：我想我们以往只是强调研究的重点放在数字的求证方面，而这几年以来，我们开始更多地关注遇难者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有没有兄弟姐妹？他有没有后人还活着？当这时候我们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体现了一种，就是我们摆脱了那种政治的对抗，而已经进入到我们对人的个体的关爱，对受害者的关爱，对我们幸存者的关爱，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就是当我们摆脱政治对抗，摆脱这种民族情感之间的对抗，我们沉浸多对每一个体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种，当我们对每一个体每一个生命进行尊重的时候，才是尊重我们自身，也才有可能避免今后再发生相同类型的暴行。

　　朱成山：在我们这座纪念馆是一个遗址型的博物馆，曾经有两次发现遇难同胞的遗骸，那么在我们新馆2007年新馆扩建的过程中，又在遗址之内，发现新的遇难同胞遗骸这些遗骸呢，它是层层叠叠的非正常掩埋的状态，这些遗骸它成扭曲的状态，当时没有棺木就抛在这个水塘里面，然后上面垫压了土，所以形成了这样的状态，通过法医和医学鉴定可以看出他（她）的年龄和性别。

　　记者：现在我看它都扭曲在一起已经分不出了。

　　朱成山：这些主要是一些成人和青壮年的遗骸。

　　王卫星：比如说在12月4号这一天作战日志里面记录说，据说第十一师团辎重队将十二三岁的少女强行带走，并在行军途中加以凌辱，根据宪兵的报告，其它类似事件还有许多，这使我感到有必要设立慰安所，12月18号这一天作战日程，山田旅团处置了一万五千名妇女，山田旅团就是日军上海派遣兵下属的一支部队。12月26号，南京沿岸的尸体多惊人，太平门外也是如此，正在一个劲地燃烧，在一江门道路上，尸体发出阵阵的恶臭，令人掩鼻，有些士兵恶习不改，重则重火烧房，我认为有必要严加管束，他作为一个，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仅次于司令官和参谋长，他以作战日志的形式记录下来日军的暴行。

　　记者：他的个人日志更多了一些整体的状况。

　　王卫星：作战日志是代表这支部队，代表他的职务，他的职务是上海派遣军的作战参谋，他的军衔是大佐，军衔职务相当高。

　　记者：这个作战日志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王卫星：日本的靖国偕行文库，文库相当于咱们小型图书馆，是西原一策这个作战参谋他的亲笔记录，人家是西原一策这个日军的作战参谋，他的后人捐赠给这个图书馆。

　　张宪文：从这个南京大屠杀本身来说，它从性质上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制造的一个反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历史悲剧，那么作为一个战争，战争结束以后，对和平居民，对于放下武器的军人或者脱掉军装的军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是违反国际法准则的，也是违反国际公约的，所以南京大屠杀这个性质是不容怀疑的。

　　解说：魏特琳和26个外国人在不足三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总共保护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

　　杨夏鸣：魏特琳在12月16号一篇日记，首先描写了当时的暴行以后，他这样写的占领南京对日本人来说，从军事角度看是一个胜利，但是从道德角度看是一个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由于这种暴行使得中日友好合作在长时期内成为不可能，日本人将永远地失去南京居民的尊重。

　　记者：当时外界就是国际媒体 在当时对南京大屠杀是什么反应？

　　杨夏鸣：我这次在美国检索了一下《纽约时报》的档案，可以做成电子版检索一下，我发现有135篇跟南京大屠杀或者跟南京有关的报道。

　　记者：这135篇报道它发表的时候集中在哪个时段？

　　杨夏鸣：最多是从1937年从轰炸开始到1938年。

　　记者：你从这些报道里得到了什么？

　　杨夏鸣：因为他本人留在南京，15号他亲自目睹了有大概200多个人被集体屠杀，然后他感到震惊的就是死了以后，日本屠杀者目无表情地，对那些其没有死的人市再补上几刀，然后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日本海军在旁边观看，很多围观者在看，是海军不是路军，这个他感到很不可思议，他感觉到日本人很欣赏这种屠杀场面。

　　朱成山：比方讲我们展厅展的一个摄（影）机，这个摄影机是当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他也是世界红十字，南京分会的一个会长，他也与他的身份，所以拿着他的这架摄（影）机，在现场拍摄了日军当时的暴行，所以这个后来在上海美国租界的扩大公司，做了四部拷贝，他的儿子大卫马吉前几年前把四盘（拷贝）包括这架摄影机，捐赠给了我们这个地方，这是最完整的拷贝，这是日军当时最动态的现场纪实的这样的一个拷贝和录像胶片。

　　记者：刚才您说的拷贝以前在老馆和大家见过面吗？

　　朱成山：以前老馆我们捐赠仪式的时候，我们拿出来一下，后来我们不太敢拿出来。

　　记者：为什么？

　　朱成山：因为我们的老馆里面，老馆内空间太小，没有这个条件把它陈列出来，它太珍贵了，所以我们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们南京大屠杀重要的一个文物，所以这一次把它拿出来。

　　记者：你们说有些学生就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些外国人的面孔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问您，你怎么评价这些在南京大屠杀中在南京这个地方中存在的第三方，您会怎么跟他们说呢？

　　杨夏鸣：我会说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当时的那个黑暗情况下一个亮点，而且是人类整个人性的一个亮点，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人，而且要发扬这些，包括我们自己的人性中的亮点。

　　记者：假如说南京大屠杀中只要受害方和加害方，而没有第三方的存在会怎么样呢？

　　杨夏鸣：毫无疑问中国人可能会遭到更大的牺牲或者是被杀更多的人，更多的妇女受到强奸，而且如果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话可能更加难以拟请这段历史，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就没有这样大量的资料留下来的话，更难使中日两国人民接近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更难。

　　解说：在血腥的六个星期里，就人性而言，古老的南京同时见证了日军残暴卑劣的冰点与魏特琳和她的朋友们人性光芒的崇高、伟大。

　　记者串场：谁是钱杜氏？在南京大屠杀遇害者的档案里，我们可以查到相关的资料，比如说钱杜氏的年龄，她被害的时间，被害的地点，她原来住在哪儿？她是怎样被害的？她生前是做什么的？还有她有没有亲友？那么在这些南京大屠杀遇害者的档案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这是一种无声的诉说。

　　解说：侵华日军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这意味着每12秒就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那个寒冷冬天逝去。

　　南京师范大学 张连红 教授

　　记者：你有没有陪国外的相关的专家参观过这个纪念馆？

　　张连红：以前经常。

　　记者：他们在纪念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张连红：现在的纪念馆已经经过改造，以前的纪念馆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跟南京大屠杀作为人民历史上这样一个惨案，地位不相称。

　　记者：你觉得在他们眼里他们看这件事也不仅仅是看成中日之间的事情。

　　张连红：以前有一种偏见，因为他们没有做研究，他们很多都认为，中日之间围绕南京大屠杀，围绕数字的问题进行互相争论，所以当他们如果说真正地感觉到，南京大屠杀它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真正地要引起我们人类来共同面对的一个悲剧的时候，他们才会改变他们那种说法，那种理解。

　　杨夏鸣：根本的目的我们为什么研究大屠杀，我觉得上次一个德国人跟我讲话，我受到了到非常大启示，他就说我们所有的人，人类有这样一种潜质，他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情况下

　　能够做出一些像南京暴行或者德国屠犹这样的事件，我指的人类不仅仅是日本人，这不是日本特有的，也不是德国人，我指的是所有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人的这种文明的约束会没有。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个如果把它研究透了的话，然后我们整个人类想办法把这些可能的环境或者这种造成人变成不是人的，这种制度环境把它去掉的话，可能是我觉得是纪念馆或者是我们研究这个事件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和时代主题相符合的。

　　记者：恐怕我们很多角度就和几十年前不大一样了，表现我们研究的角度，我们向公众展示的角度，可能更从人性出发了。

　　张宪文:对，是想唤醒世人珍爱生命，维护和平.

　　记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人性的角度去研究，以前有过吗？

　　张宪文：基本上没有。

　　记者：以后会有吗？

　　张宪文：以后会有，我们要从社会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这个角度去研究。

　　记者：你觉得这个以后会是我们研究的？

　　张宪文：这个应该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面，这样的话就会对于我们现代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灾难战争，我想有一个启迪。

　　记者：您希望观众走出这个纪念馆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张宪文：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走出纪念馆以后，第一不要增加仇恨，当然可能会看了这个展览以后感觉到心情悲痛，我们的心情不能够停留在悲痛、悲愤这方面，而要更好去思考。

　　记者串场：走出纪念馆好像走出了昨天，纪念馆是保存记忆的，这记忆七十年的记忆，更在我的心里这记忆是南京的，是中国的，是日本的，是人类的，重新走进阳光里，看到地面和平两个字，和平我们这么熟悉又那么容易失去。

　　总制片人：梁建增 赵微 陈正荣

　　制片人：张 洁

　　编导：罗 陈 王 路

　　摄像：陈 威 毕英汉

　　录音：刘 昶

　　解说：姚宇军

　　统筹：王 洪

　　策划主管：郑 刚

　　播出主管：孙金岭

　　责编：李长胜 武卿

　　制作主管：张步兵

　　合成：吕 钢

　　监制：梁晓涛 庄殿君 陈梦娟

　　总监制：孙冰川

　　中央电视台 南京电视台

　　被采访人：

　　朱成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馆长

　　张庆波 鲁迅美术学院艺术工程总公司 副总经理

　　王卫星 江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杨夏鸣 江苏行政学院 教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常志强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 9岁 现年79岁

　　夏淑琴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 8岁 现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