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雨晨
2007年12月14日下午，备受公众瞩目的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在京召开。这是我国金融行业第一个全国性的听证会，有“破冰”之誉。交强险，这个怀着良好初衷诞生的社会公益险种，却在实践中激起了争议。从它实施之日起就受到指责，实施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求对它调整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然而，真正推动交强险听证会的召开，恐怕少不了一个人的功劳，她就是德润律师事务所的刘家辉律师，一个来自湖南的“辣妹子”。
事情缘起刘家辉在一次自己无责的事故中，被要求赔偿全责方400元财产损失。刘家辉被震惊了，“无责还要赔偿？我学过的所有法律知识，都让我无法理解这个荒唐的规定”。
正是这次经历，让刘家辉开始研究交强险不合理的地方。她开通博客，通过腾讯网征集车主的授权和收集相关案例。在征集到100多名车主的授权后，今年4月她首次向保监会“发难”，要求就交强险费率厘定等决策过程举行听证。但保监会以“现阶段不需要举行听证”为由拒绝。
但听证会最终还是来到了。听证会当天，刘家辉接受了法制日报的专访，她为我们讲述了听证会背后的故事。
记者： 据说你这次获得交强险听证会的权利带有戏剧性？
刘家辉： (笑)可以算是这样。12月3日下午，一位媒体朋友告诉我，保监会在网上发布了召开听证会的消息。第二天，我给保监会发件要求代表1055名车主参加听证会。后来接到保监会的电话回复，他们说我获得的授权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去参加。
保监会采用从报名中抽签的方式来产生代表。我不敢保证自己那么幸运，会被抽中。那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给1055名车主发邮件，动员他们报名申请参加听证会。这样即使我没有被抽中，但是被抽中的人可以委托我去参加。
当时我也不知道邮箱有限制，在发了300多封信之后，我的第一个邮箱宣布瘫痪。我就换了另外一个邮箱，又瘫痪了。幸好，第二天，我就接到了保监会的电话，他们告诉我一名交强险投保人中签得于参加听证会，而这名中签的代表将参加听证会的权利委托给了我。看来一夜的功夫没白费。
记者： 当初你是怎么关注上交强险的？
刘家辉： 去年交强险出台的时候，虽然我觉得它费用有点高，但基于它是对第三人设立的有利制度，保障第三人间接也就保护了我们，所以也就没有特别太在意。
但去年年底发生的一次事故，引起了我对交强险的关注。一辆车撞到我车右侧油箱的位置。交警来了，说对方是全责。按照以往的理解，他是全责他就要给我修车。车修好了，我却被告知按照交强险的规定，我要赔给对方400块钱。
无责还要赔偿？我学过的所有法律知识，都让我无法理解这个荒唐的规定。交强险是一种强制责任保险，责任在前，没有责任不赔，这个在保险法里是有规定的。我决定要去找出根源所在。这个规定是不符合一般的法律原则的，也与人们的认识相悖。它挑战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也挑战了法制道德的底线。
记者： 最终你找到的根源是什么？
刘家辉： 我发现这400块钱它是规定在保监会2006年6月19日给20多家保险公司的一个保险行政许可批准文件里面。这个批准文件分别是2006(638)号、(646)号、(647)号三个文件。
我就想，既然是行政许可，我就要找你符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你通过没通过一个听证程序。因为行政许可法是规定的，我们车主作为保险合同的相对人，是一个最大的利害关系人，那么，审批一个行政许可的时候，关系到利益关系人的利益，行政机关在审批前，有义务要对利害关系人发布消息，告诉大家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而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利害关系人提出要听证的话，必须听证。这样我便去找保监会，看他们举行听证了没有，结果是没有。
记者： 你是怎么取得那么多车主的授权的？
刘家辉： 我在腾讯网上做了专题网页，发布了我的征集委托书，同时也把我的观点亮出来。开始有很多车主也不太理解，慢慢的人多了起来，到今年4月26号就有100多位签订了委托书。
今年7月份，交强险的实施就到一个年度了。当时我很着急，希望他们赶紧举行这个听证会，好对下一年的保费也好、保险责任也好进行调整。4月26号这天，我就把100多人授权的要求保监会举行听证会的申请递上去了。保监会很快作出回复说，现阶段不需要举行听证会，如果费率有较大的调整再举行。
这个回复实际上犯了一个逻辑学上的错误———偷换概念。因为我们的申请与保监会依据的法律规定不一样，听证的内涵自然不一样。我们所要求的听证，并不是指费率的调整，而是指交强险这项行政许可涉及的相关多项问题。而保监会答非所问把二者故意混为一谈，混淆行政许可法要求的听证和交强险条例规定的听证，这一定会使不明真像的公众受到蒙蔽。
法制日报： 第一回合就打了个败仗，接下来你退缩了吗？
刘家辉： (又笑)当然没有。我直接到法院去起诉了。6月1日到法院立案，当场就被告知不予以受理，理由是保监会所做的关于交强险费率和保险条款的审批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回到单位，我开始给专家们打电话求助。专家们认为，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交强险保险条款和费率，不是为它自己制定的，而是为保险公司制定的，交强险保险条款和费率也是批给保险公司的，其指向性、针对性非常明确，保监会履行的是审批职责，从学理上解释，它就是很明确的行政许可。
在专家们那里取得认同以后，我开始第二次上法院起诉。然后，还有保监会的行政复议以及到法院的第三次起诉。虽然事情进展不是很顺利，但是我一直没有退缩过。
记者： 是什么支持你一如既往地坚持走下来呢？
刘家辉： 在我关注了交强险之后，慢慢就发现，交强险不仅仅存在无责赔偿的问题，还有“保费过高、保障过低”，救助基金的提取不合理，理赔的程序不合理等备受质疑的问题。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这个涉及上亿人利益的行政许可，竟然没有通过一个公开的、透明的程序来发布，也没有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
大家也看到，11月底，保监会公布了交强险首份年报。这份引发公众更多疑问的年报被舆论评论为“一本糊涂账”。这份年报显示，2006年7月1日到2007年6月30日，全国交强险业务承保各类机动车5755万辆，承保率约为38%，保费收入507亿元，交强险赔款支出139亿元，各类经营费用141亿元。按照国内会计准则核算，交强险出现账目亏损39亿元。
这就不得不令人质疑了，为什么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如此之高，居然超过了赔额？保险公司是不是将其他商业保险的经营费用摊到了交强险里？如果将保险公司的固定投入分摊到未来几个会计年度，保险公司到底会有多大的盈利？如果真如年报披露，绝大多数经营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出现账面亏损，为什么保险公司还要下调费率？
记者： 越来越多的律师参与到公益事件当中来，好的评价暂不说，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被指称是律师在炒作，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家辉： 首先，听证会完全有可能流于形式。但是如果最基本的权利我们都放弃了，我就不知道我们还能争取什么权利。
别人对我如何评价，我并不在意。我只朝着我的目的前进。这次事件我接受了这么多人的委托，我就要非常地负到责，尽到我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惟一的目的。
说实在话，律师的角色比较尴尬。从他的商业属性来看，因为没有人给他发工资，所以他要自己去做一些服务争取报酬。从这一点上来讲，可能也是人们认为律师为了出名，以便得到更多的业务，从而在炒作自己。
但实际上，律师他还是应当有社会责任感的，他应该用一颗公正的心来对待那些公益事件。某些时候个人可能是付出了许多，但却换取了很多人的福利。我这一年都在做这件事情，确实有一些损失，但最终如果能让交强险更加合理、合法，更加能体现它的本质，能给予更多的人以保障，我觉得是值得的。
在公益性的事业上，律师确实应该站得更高一些。他能够有一个同情心，在大众的这个利益上，他能够牺牲自己一些小的利益，为大众谋利。我很佩服这样的律师，我是处于他们之下的，毕竟我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引起的，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我才开始关注，而像郝劲松那样的律师却是发现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就去起诉，为大众谋利。我还没有他那么高的品质。
听证会结束的当天晚上9时许，刘家辉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听证会讨论得很热烈，代表们的意见也集中在“保费过高、保障过低”，无责赔偿等问题上。几乎所有代表都赞同降低保费、提高保额的做法，但很多听证代表对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提交的降价方案并不“买账”。多数代表认为，交强险制度完全可以设计得更科学一些，并应该进一步降低保费，提高保额。
代表们认为相关信息披露不够详尽，尤其是交强险经营费用偏高、不够透明，应在增加透明度、维护消费者知情权等方面做进一步努力，防止带有强制性的交强险成为利益集团获取暴利的手段。
在刘家辉看来，这次听证会还是开得不够充分，许多代表的许多问题甚至还来不及发问，因而，她认为应该有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的听证，一次充分的听证会，就应该像庭审一样，有陈述也有互相辩论，还要有最后的陈述这些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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